西绪弗斯来自一则希腊神话，据说他触犯了天条，受到诸神惩罚，要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由于惯性，又立刻落到了山脚。如此循环往返，永无终结。诸神认为这是最严厉的惩罚。西绪弗斯的磨难来自苦难，而西绪弗斯却一直在努力，不曾停歇。西绪弗斯的命运更接近于人类的命运。人类总是在渴望着，追求着，虽然到头来都要归于虚无。荒谬就是他的宿命，绝望就是他的宿命，反抗就是他的宿命。西绪弗斯的宿命就是重复这徒劳的苦役。加缪说：“西绪弗斯是快乐的。”加谬在他的哲学著作《西绪弗斯的神话》中给予了人类极其深刻的启示， 著于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深处，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许能够免除或减轻悲哀。人类稍一思考，每个人的生存困境就显现出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像西绪弗斯那样忙忙碌碌地活着，我们有永远做不完的事等着我们去做，把一切未知的交给上帝，或许最好。
西绪弗斯敢于承认自己命运的痛苦与无望，承认现实，由此而对折磨自己的力量产生深深的蔑视，这是一种反抗。它意味着人对光明和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反抗是潜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但它既不能震动任何人，也无力改变任何现实。这种反抗的结果是荒诞的，这就是人类的悲剧。
阿Q是是旧中国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这未庄是赵太爷、钱太爷的天下，阿Q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所以被人叫着阿Q。他勤劳，专做短工，但穷得只有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他是弱者，受了欺负却又欺负比他更弱小的小D；他挨了打，常用“儿子打老子”的话来安慰自己，在精神上求得胜利。他常为生计发愁，而关于妇女和婚姻，他还要“合乎圣贤经传”。野蛮的压迫剥削使他贫穷无奈，深重的愚弄毒害更使他愚昧麻木。革命了，“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得阿Q更快意。”革命造反的对象是举人，老爷，造反只能使劳动者失去枷锁，不可能与一无所有的人为难，这“意见”显然是赵太爷之流愚弄阿Q的。但阿Q毕竟不堪凌辱，他想改变处境，于是“神往”革命。他的革命行动是去静修庵里胡闹。阿Q精神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最爱面子，为了争面子，显示自己比别人高一点，他和人斗法宝，争豪气，比名气，发脾气，但偏偏阿Q是未庄最低一级，要权无权，要钱无钱，他头上那“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也成了他的骄傲，他向人们讲他进城的见闻，企图在煎鱼、葱丝、条凳和叉麻酱上找到自己见多识广、因而比未庄人优胜的证据，而同时，以同样的原因说城里人的可笑；虽然见了赵太爷等战战兢兢，挨了耳光还得意洋洋，但是见了王胡等和他差不多的人却下意识地去欺负他，摆出自己高出一等的样子。Q的存在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在《生计问题》里反映出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困惑；《恋爱的悲剧》里无家可归的惶惑，《大团圆》里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包括投奔革命，最后都不免陷入失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精神胜利法”，是他借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这种前提下，“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的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而获得满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了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只会是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如同一个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永远无法摆脱。余华笔下的福贵等作为阿Q的精神后代，更进一步发扬了“精神胜利法”，著名学者张梦阳先生认为，福贵承继并凸现了阿Q的乐天精神，说明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以至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是怎样乐天地忍受着种种苦难，坚忍地“活着“的。正是本根于这种精神，阿Q才不致发疯或自杀，福贵也没有跟随他所有的亲人去死，中华民族也才坚韧不拔地顽强延续了五千年。这种精神即是张先生所说的，存在于阿Q身上的“求诸内”的传统心理与精神机制。所谓“求诸内“，就是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与创造，一味向内心退缩，制造种种虚设的理由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胜利。儒、道、释之所以在中国能实现“三教同源”，原因之一是这三教都有“求诸内“的心理渊源，合流之后更加重了这种趋向，长期积淀为一种顽固的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铸成中国人的一种弱点。鲁迅对此进行了多年的深刻探究，他之所以创造阿Q，用意之一也在于要把退回内心以求精神胜利的普遍现象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予以戏剧化的演示，让人们在笑声中肃然省悟自身类似的弱点，逐步克服。所以，阿Q不能象西绪弗斯那样荒谬地反抗，对于现实严峻的生存状况，阿Q只有麻木地忍受，无法反抗，不会反抗，逆来顺受。
过客作为鲁迅精神意义上的创造，凝聚了鲁迅所有的对于人生的态度，这一形象膨胀着巨大的自由意志。过客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新生，他的心灵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只有用走反抗虚无。为了寻找意义，为了能够继续走下去，他拒绝了任何施舍、同情、爱和休息，他走过黑夜、荒野和乱坟，奋然向西走去。对过客来说，他的目标异常明确，他以毅然的勇气背弃了一切令他憎恶的过去和现在，他以自己的行走表明了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生命之真实存在的追求。他也许永远到不了终点，但他在行走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萨特看来，人的“自由选择”是毫无支撑点的，我存在，别人也存在；面对着我的自由选择，是他人的自由选择，而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又总是指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于是“他人即是地狱”，处处都有冲突和罪行，步步都有障碍和陷阱，每个人都成了在荒谬而冷酷的处境中的一个痛苦而孤独的人。萨特将荒诞视为“恶心”，加缪认为怀有荒诞感的人应该像西绪弗斯一样在荒诞中顽强地生存，尤内斯库则在《阿麦迪或脱身术》中让荒诞者逃遁到超现实主义的现实中去。而在贝克特的笔下，人们在絮絮叨叨说出那些话——那些渗透着习惯、无聊、遗忘和痛苦的话之后，最终成为沉默的“石头”。这是贝克特看到或体验到的世界，在一片道貌岸然、行尸走肉之中，他以敏感的心灵洞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并用笔毫不保留地再现了它们。他是“麻烦”的制造者，更是“秩序”的破坏者。以荒谬批驳荒谬，用无聊打击无聊，他不愿像别人那样自欺，更不肯心安理得地自慰，他在勇敢地道出了那些真实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剥去了“皇帝的新衣”。他在击溃人们的生存勇气的同时，也为另一种勇气的萌生创造了可能。
虽然，我们就会悲哀地发现，站在所有生命终极的，都是同一个归宿——死亡。人的存在始终是一个谜。但是，不同的人面对存在有不同的方式。
我的一位朋友崇拜摩罗说，事实上鲁迅所面临的历史事实与其精神反应与陀氏托耶夫斯基、加谬、尼采、卡夫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只不过这些西哲站在超验背景下，也就是”上帝死了”的价值危机的现实中为人本身重新确立价值根基。而鲁迅所置身的文化环境与西哲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性现实规定了鲁迅在确立现代人新的、能调整和适应现代人精神气质与个性情怀的价值存在基础必定异质于这些西哲。在陀氏和卡夫卡那里，上帝生死未卜；而尼采则义无返顾的离开上帝，向着”超人”走去；加谬虽然拒绝神性的启示对人的安慰，但是依然看到了现代人的有限规定，他的《鼠疫》和《西绪弗斯神话》都力图在人的有限性无法克服的现实中扎进荒诞的快乐中。鲁迅的内心都在为寻找人确实可以依靠的生存信念而痛苦非常，而这种痛苦实际是标示了鲁迅的精神地位。鲁迅从未安于虚无并一直力求担当！
2004-5-15 13: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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