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面有两位姐姐，两位哥哥，下面有一弟一妹。除了大姐小妹早夭，大哥从小随祖母生活姓父姓，我们都随母亲盛孰真姓盛，我原名盛公正。我为什么一直不提父姓是什么？是因为1942年父亲遗弃我们母子后，姑妈一家对我们一直非常好，我不愿意伤害他们这个姓氏——不是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生父曾经通过姑妈希望和我们子女恢复联系，母亲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健在而散居上海、台北、北京的姐弟四人一致坚决不认！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我们。几年后他过世，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他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和姑妈家一直来往密切。
我是1949年过继给周家的。周家的爷爷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家母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著名书法家，原籍绍兴。但是从继父那一代起已经成为杭州人了。继母也是杭州人，是家母最好的朋友，亲如姐妹。他们没有孩子。继父为了让我不要忘记母亲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大的恩德，给我取名“思源”。所以我1949年就开始用“周思源”这个名字。但是无论母亲还是继父、继母，都叫我“公正”，从来不叫我“思源”，而且我们都只说杭州话。我们兄弟和姐姐间却讲上海话，他们也只叫我“公正”，这是我在家里通用的名字。亲戚、邻居也这样叫我：“公正、公正弟弟、公正哥哥、公正娘舅……”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过继了，正式的名字是“周思源”。
生母、继父母是我的榜样
无论是我的亲生的还是过继的父系、母系，都世居浙江。母亲1949年后在上海教小学。继父在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当会计，继母没工作。
虽然我1949年11岁就过继了，但是由于两家家长关系极其亲密，常来常往，我仍然和自己家保持着密切关系，一直是两家供我上学。1949年底开始我因病休学了一年多。为了供我治病，减轻母亲的负担，考试成绩第一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姐姐盛诗柔放弃读大学，到一个厂校教书。1951年我在上海的小学毕业，大学也在上海读（复旦）。中学6年在无锡市一中读。大学、中学的寒暑假我两家分别住，通常继父继母那里住的时间要长一点。1962年我来北京工作之后，回家探亲总是镇江、上海两地各住一半时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两边老人去世。1985年继父谢世，1987年我妻子将继母接来北京和我们同住，直到她老人家2000年86岁时离开人间。
我的母亲、继父和继母都是非常善良诚实忠厚的人，他们是我最好的榜样。
母亲大半生历经种种苦难，晚年总算过上了好日子，2005年以95岁高龄在上海安详仙逝。母亲非常坚强、乐观，这是她长寿的一大原因。母亲对我说，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都不要忘记。她虽然屡遭磨难，但从来不说谁对她不好，总说谁对她怎么怎么好。
继父极其认真。有一次他下班回来心神不定，说结账时多出了一分钱。我和继母说，一分钱算什么，何况还是多出来的，急什么！他说，这样不好，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匆匆吃完晚饭又回医院去，把所有账单又进行仔细清点，直到弄清那一分钱怎么回事才放心回家。
继母特别疼我。我不懂事，在无锡一中上学时有一次一个月没给家里写信，急得继母以为我病了，要从一百多公里外的镇江坐几个小时火车来无锡看我。继母解放前当过小学教师，解放后当过几年居民委员会主任。她非常热心，乐于助人，邻居们有事情仍然愿意找“薛主任”帮忙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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