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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骞 | “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礼遇与悲剧

2021-07-26 09:28 来源:六根 作者:汪兆骞 阅读

“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礼遇与悲剧

文 | 汪兆骞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筹笔驿》

满族作家老舍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小说有《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正红旗下》等经典鸿篇,话剧《茶馆》更是其戏剧力作。

作为地道的老北京人,老舍出身低微,在穷困的四合院长大,熟稔燕京底层社会群体如车夫、小商贩、戏子、妓女等人物的悲苦生活,其作品对他们表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人道主义是其作品的底色。

他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危急存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捆在一起,抛妻舍子,团结爱国文化人士,不畏艰险地战斗在民族解放的前沿阵地。他以文艺武器参与斗争,鞠躬尽瘁,以命赴国忧。

1946年,老舍赴美讲学的同时,创作了百万字表现北京人民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抗敌斗争之《四世同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老舍从美归国,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他除了创作反映志愿军英雄事迹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和《正红旗下》等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最优秀的是《茶馆》,其他多为“赶任务”的“遵命”之作,“终年是在拼命的写”(《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他由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周扬称他为“文艺队伍里一个劳动模范”(《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周扬称他为“文艺队伍里一个劳动模范”

周扬称他为“文艺队伍里一个劳动模范”

老舍四十年创作生涯,有七十多部作品收录在十五卷本《老舍文集》中。作为满族后代,老舍与他的同族祖先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镜花缘》)、文康(《儿女英雄传》)都是被写进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大师。他们都对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品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一个贫寒的旗人之家。其服役皇城护军的父亲,死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从此一家人靠寡母给人洗衣缝补为生。童年老舍得到慈善家接济,入学校读书。生活贫困艰难,身处社会底层,老舍从小滋生平民意识,靠勤奋与自励开辟生活之路。为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他偷偷考上师范学校,十九岁毕业,先后任过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五四运动爆发,给“醉心新文艺”的老舍“一个新的心灵”,从此,他走上了文学之新路。写过短篇小说《小铃儿》之后,他于1924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客居异乡寂寞之时,追忆过往生活,以文学形式表达,就有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小说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为背景,反映古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逼迫其或逃或死,演出一出悲剧。接着,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在《小说月报》发表之后,其嬉笑怒骂的笔墨后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受到读者的喜欢和文坛的关注。

1930年,老舍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创作童话《小坡的生日》,表达对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回国后,他先后在济南、青岛大学教书,撰写《文学概论讲义》,颇具学术价值。

不久,他创作了以日本在济南挑起“五三惨案”为背景的《大明湖》,以及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的《猫城记》,后者为我国最早的科幻小说。

1934年,老舍又创作了《离婚》,该作通过一群政府官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写出官僚机构的腐败。

老舍在写长篇的同时,还写了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于1936年前结集出版了《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三个集子。《月牙儿》更是被视为优秀作品,写善良的母女被社会逼迫为娼的悲剧,特别是天真无邪的女儿的沉沦毁灭,更具悲剧意味。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描绘故都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车夫祥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光彩的典型之一。

1937年,老舍丢妻舍子,到武汉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次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实际负责人,组织文艺家积极抗战,到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到延安参观抗日民主根据地,开阔政治视野。

同时,老舍为宣传抗战,“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创作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等,鼓舞军民斗志,宣传民族抗战,对新文艺民族化、群众化起到积极作用。

1946年,老舍应邀去美讲学,在那里完成《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写了一部长篇《鼓书艺人》。

1949年初,老舍自旧金山起程,回到上海,再赴北京。他以热烈的情感、旺盛的精力,写出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优秀作品,获“人民艺术家”荣誉。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老舍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为捍卫自己的尊严,于8月24日投湖自尽,终年六十七岁。

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949年11月28日,从美国旧金山归来的老舍,在香港登上一艘英国邮轮,于12月1日抵达天津港时,已是万家灯火。

在船上,老舍与老朋友叶君健相遇,他们早在1938年便于武汉相识,当时叶君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对外宣传工作,其顶头上司是郭沫若。老舍此时已任全国文协实际领导人,因工作关系,老舍与叶君健成为朋友,后叶君健去了英国发展。

下船前,老舍望着舷外的苍茫夜色,有些心神不宁。叶君健告诉老舍,在起程前他已与新的人民政府联系过,天津交际处会派人到码头迎接他,老舍可搭顺风车。

果然,他们刚要下舷梯,便有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来接叶君健。听过叶君健的介绍,知晓老舍大名的年轻人十分惊喜。他们一行人乘专车到交际处,那里已有一屋人在迎候叶君健。热腾腾的饭菜已摆好,叶君健、老舍被请上桌。

老舍意外出现,交际处立刻向北京做了汇报,北京方面安排老舍第二天乘火车赴京。不久,天津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回国,他们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天津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当夜,老舍与叶君健交谈时,交际处的那位年轻人,又将在天津工作的叶君健夫人苑茵送到其夫婿面前。老舍目睹离别经年的夫妻意外重逢那种悲喜交加的一幕,勾起了对自己家人的深深思念。(苑茵《往事重温》)

据叶君健讲,老舍抵达前门老火车站时,是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接站的。但是,至今没有证据,老舍本人也从未讲过。

据阳翰笙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一文中说:“他(老舍)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由我陪着会见了周恩来同志,老朋友相见,畅谈了很久。”这足以证明,周恩来根本就没去前门车站接过老舍。如若接过,何须第二天由阳翰笙“陪着”?又为什么有“老朋友相见”之语?

究竟是谁邀请老舍从美国回到新中国的,说法也多有矛盾。

第一种说法,曹禺在《怀念老舍先生》一文中说:“周总理对我说,你写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遵照总理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返回祖国。”

第二种说法,曹禺写的这封给老舍的信,不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事实表明,有包括郭沫若、周扬、茅盾、丁玲、阳翰笙这些中国文艺界的重量级人物在内的三十多位作家签名,代表的是共产党大陆的整个文艺界”(《严文井谈老舍〈访谈〉》)。

第三种说法,胡絜青《巨人的风格》中说:“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平——引者)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

第四种说法,臧克家在《老舍永在》一文中陈述,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文代会中说:“打倒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铲除了障碍,今天我们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了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打电报邀他回来了。”

前四种说法皆无证据。事实是老舍经由香港转至天津码头,并无北京派人专程来接老舍,这是《老舍评传》和与老舍同舟归国的叶君健之《归途中遇老舍》提供的完全一致的佐证。

老舍之归国,石垣绫子写的《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一文,或间接提供了真相。1949年4月,老舍住进了纽约的巴瑟埃斯乐医院,接受外科手术,“(老舍)斜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叨述着他生病的痛苦,对中国的未来的不安、战争中的体验以及对现在中国的状态的忧虑等等。病卧异乡,忧念祖国,他的苦涩之情连我们也为之心动”。

对故国、亲人魂牵梦绕,年过五十的老舍,到美国原本就是游学,并无移民之愿,如今倦鸟恋起旧巢,他要落叶归根了。

还是石垣绫子所叙述,在老舍宴请其一家吃中国饭菜时,平时沉默寡言的老舍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上海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集犯罪、间谍、通货膨胀等毒瘤于一身的地方,如今上海解放了,病巢正被一扫而空。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控好、治理好全中国’。”

而且,新闻业发达的美国已披露,1948年深秋,经周恩来的安排,中国文艺界之精英社会界之贤达,包括刚从美回国的曹禺,皆集结于香港,然后分批次乘外轮,送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初,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诉说客居美国“对我,并不舒服”的苦恼。他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若不等《四世(同堂)》译完,我早说回国了”(《作家书简》,载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

应该说,老舍之归国,完全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老舍的老友梁实秋早就说过,老舍是个自由主义作家。他在美国时曾有诗赠老友吴组缃:

自南自北自西东,
大地山河火狱中。
各祷神明屠手足,
齐抛肝脑决雌雄。

晴雷一瞬青天死,
弹雨经宵碧草空。
若许桃源今尚在,
也应铁马踏秋风。

此首诗表达的是在内战中天下苍生受苦受难。那时,作为民主主义者的老舍,当然不可能真正认识国共两党内战的性质是两个阶级的决战,因此一直反对内战。

老舍是从纽约千里迢迢赶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准备从此买舟回国。在旧金山的老友得知老舍到来,纷纷为他洗尘和饯行。老友乔志高在当地最好的中餐馆远东楼请他吃饭。

席间,老舍流露出回国的矛盾心态,据乔志高在《老舍在美国》一文中披露:“老舍一开始就对我说,他的太太和儿女已从重庆回到北京,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其次他又郑重地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这不奇怪,说明老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之不多,他在抗战期间因工作与共产党有过接触,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但没有深交,甚至有些误会,对某些共产党成员的宗派主义有些不满。

比如,在1938年,老舍抛妻别子,毅然赶到武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正逢各界要求建立“文协”,组织爱国作家以文艺为武器,动员宣传抗战。

中共长江局原本就有安排“胡风在‘中国文协’中担纲的构想,不料胡风落败于王平陵,于是转而与冯玉祥协商,敦请老舍挂帅。

当年4月,‘中华文协’以不记名方式投票选举理事,老舍深孚众望,得票居首,胡风却再次落败于王平陵,得票第十六位。老舍尽管当选,却目睹了抗战初期,各派人士为争夺‘中华文协’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在小说《一块猪肝》中,对某些自以为思想‘前进’,‘天然的应当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的人物进行了讽刺”(吴永平《胡风对老舍的阶段性评价》)。

中共安排胡风到“中华文协”之举措,自然在讽刺之列。次年5月,老舍致信陶亢德称:“我个人所以不愿入衙门者,只是因为才薄学浅,担不起重任而已。”此信暗含对胡风在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每月拿百元大洋的讽刺。

因此,当时老舍在中共心目中,只是尚可“团结”的“中间派”。在文学创作方面,胡风对老舍的评价也不高。1944年,在重庆召开的“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上,胡风称老舍战前的创作是“旧风流”,即“腐朽事物——旧风格”,对抗战时老舍的创作,说成是“大众生活的亲切的同情者和大众语言的丰富拥有者”。

五十年代初的老舍与胡风,很快胡风被打成反革命

五十年代初的老舍与胡风,很快胡风被打成反革命

此乃共产党权威文学批评家从政治主场上对老舍的文学创作的最低限度的肯定。很明显,此时胡风的文艺观也受到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影响却不得要领。

胡风倒霉的1954年,在“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引了1950年6月15日路翎给胡风的信,毛泽东在按语中写道:“原来他们(胡风集团——引者)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直到老舍回国三年多,毛泽东依然把老舍定性为“民主人士”。

毛泽东接见老舍和梅兰芳

毛泽东接见老舍和梅兰芳

老舍在新政权建立不久,从美国归国,投奔光明之举真是给社会和文坛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而带给老舍的,则是更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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