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人物

被忽略的汪曾祺的一生

2020-10-28 09:25 来源:人物 作者:林秋铭 阅读

汪曾祺

「他在写回忆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哭天抢地,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和判断,你知道他背后压着的那些东西。」

文| 林秋铭

图|受访者

1

2017年,参加完汪曾祺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后,《汪曾祺别集》戏剧卷的编辑陶庆梅和汪家兄妹一道回北京,回来后,她忍不住和同事慨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家人呢?」

和汪家兄妹见面后,才明白她口中的好是怎样的好。今年8月,一个暴雨天,车子拐进家属院,汪朗的妻子到家门口来迎我们,为我们收了伞,又将来访者的口罩一一挂在阳台,「一人一边,待会儿你们就不会弄错。」

汪朗从房间里走出,他今年69岁,头发渐白,说话的时候,眉眼像极了他的父亲汪曾祺。今年是汪曾祺的百年诞辰,他比以往更忙碌。我们见面的那个周六,他要赶往高邮,参加会议、拍纪录片,没有多少休息的时间。他像汪曾祺一样温和,不愠不怒,「服从安排」。汪曾祺纪念馆开幕那天,轮到汪朗讲话,他蹦着上台,遇人就笑,很顽皮的笑容。

这些年,关于汪曾祺的讨论多了起来。据统计,自1997年汪曾祺去世,到2018年上半年,关于他和他作品的各类出版物,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数量在近5年来激增。年轻人把汪曾祺称作「吃货作家」,觉得他擅长吃吃喝喝,擅长写美食,去年4月,他的名字还上了热搜,「汪曾祺 好爱吐槽一男的」,一个诞辰近百年的作家,越过时间,和当下发生了奇妙的互动。

太热闹了,延续的工作落在了他的三个子女身上。儿子汪朗、大女儿汪明身体都不太好,最小的女儿汪朝揽过活儿,负责对接父亲作品的出版事务。找上门的出版社很多,事情太杂,有时稀里糊涂就签出去一本,各种版本乱了套。「我们不希望他那么热,他应该是一个长销的作家,不应该是热销的,大家安安静静地喜欢读他的书,他就很开心了。」汪朝说,那种状态就像汪曾祺在《草花集》里写,「我悄悄地写,你们就悄悄地看。」

在北京蒲黄榆的那个家,汪曾祺就是悄悄地写。书桌上,放着老花眼镜,一包云南玉溪和一包红塔山,是他常抽的,还有一杯刚泡好的龙井。他坐在低矮的沙发中,身边是堆叠的纸卷和书籍,垒得很高,弄得沙发像嵌进去似的。他偶尔会从纸卷中摸出稿纸和钢笔,一气呵成写就一篇文章。

他写春天,「我所谓的『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好想尝尝。」写昆明的雨季,「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写紫薇树,「树干近根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疙瘩流秋。梢头枝叶犹繁茂,开花时,必有可观。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还有那句广为流传的句子,「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受作家契诃夫、阿索林和海明威的影响颇深,「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流动的。」这些人对他的影响之深远,像云南的菌子,「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与他结识的朋友又道,他看书看得杂,喜欢看自然笔记和明清的奇闻轶事,花花草草带给他生机,让他的语言总是灵动舒展,有一股「碧绿透明的幽默感」。

汪曾祺笔下的生活冒着热气,文字背后,藏着他的波折一生:出生高邮,在家乡生活了近20年后,赴西南联大就学,在昆明待了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4年,最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了近30年,直至去世。他是一个甘愿游走在边缘的人,却难免被卷进漩涡之中,那一代人的命运可悲可叹,才华被苦难洗涤,却也被乱世耽误了,直至60岁,汪曾祺才作为作家被世人看到。

但他的文字里,从不流露这些冷遇和苦难。《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的编者、研究汪曾祺多年的学者杨早说,「他在写回忆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哭天抢地,他就把这个东西写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和判断,你知道他背后压着的那些东西。」

2

汪曾祺离开23年后,他的生活痕迹在汪家渐渐消退。西直门福州会馆的房子,汪明住了进去,书房改成了卧室,再看不出原来的样貌。遗物大多交给了汪曾祺老家高邮的纪念馆,汪朗在家寻了半天,才掏出一个不锈钢酒壶,外面包着一层羊皮,一摇,还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酒声。那是有一年去美国,台湾作家聂华苓给汪曾祺灌的一壶威士忌,他没舍得喝,一直留着。还有墙上一副墨蓝色调为主的水墨画,汪朗嘿嘿笑,「也不知道老头儿画的是什么,觉得好看,就挂在这儿了。」

父亲逝世后,汪朗代替父亲,坐在沙发上接待更多关注到汪曾祺的人。年轻的朋友们爱汪先生,花费了一年多,意欲在他百年诞辰时为他做一套集子。他们邀请汪朗做主编,编出了一套轻薄的《汪曾祺别集》。书送到汪朗手上,他摸着书皮上的马蒂斯剪纸,把父亲的一生又讲述了一遍。

记得最深的,是7岁那年,和母亲一同送父亲去张家口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就职的汪曾祺被划为「右派」,「表面上的理由是单位右派数目不够,需要『补课』,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单位的一些人,卡了他们的稿子,因为他觉得水平不够。」他在张家口干的都是体力活,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颤,身子也跟着颤动。这活儿行话叫「跳」,讲究腰上的劲道。如果没跟好木板的节奏,就会从木板上掉下来,一不留神,直接摔在泥石混杂的地面上,或者把腰给扭了。

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汪曾祺还是能掘出许多美意。汪朗记忆里,父亲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张家口的冬天太冷,把公厕里的屎尿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们掏出来,搬到一块儿。夫人施松卿问他,脏不脏啊,臭不臭啊?他笑起来,手舞足蹈地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没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他的笑是特别的,把头歪着,缩起脖子,半掩着嘴笑,有一丝狡黠,也有一些稚气。

在果园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是用硫酸铜加上石灰再配水,液体蓝蓝的,汪曾祺会形容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给农科所画《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每天到马铃薯的地里,掐下叶子和花,泡在瓶子里,对着它们画,对一颗马铃薯也不敷衍。后来他还有了一个发现,马铃薯「麻土豆」的花是有香味的。画完了,他便把它们放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全国像他这样吃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对此他有些得意。

那时,汪曾祺给还在上三年级的汪朗寄书,因为不清楚那个年纪的孩子都在读些什么,寄的都是《吕梁英雄传》、《西游记》原著这些小孩啃不下的书。父亲寄来的东西,是珍贵的,汪朗放在床头,生生地读下去,他看不懂繁体字,连蒙带猜地硬是把《西游记》看完了。

1960年10月,汪曾祺「右派」的帽子被摘,结束劳动,但日子并没有就此平顺,「文革」十年动荡,他未能幸免,被批为「反动权威」,每天写检讨,进牛棚劳动,劈柴抬煤。汪明那时上小学六年级,回家路上看到有人坠楼,慌了,她叮嘱父亲,「不许自杀!」汪曾祺看着女儿,郑重地对她承诺,「好吧。」

他憋闷坏了,只能趁着晚饭间隙,喊孩子回来吃饭的片刻,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汪朝—」他喊,「回家吃饭喽—」他又喊,惹得楼下众人瞩目。喊完,他又开始说笑,「心里痛快多了!」

子女们不懂父亲犯了什么错,去看大字报,结果碰上正准备去抬煤的父亲。本来是尴尬的局面,汪曾祺却用调侃化开,他问他们的来意,应了一句,「好好看吧」,若无其事地继续扛他的煤去了。回家,汪朝笑他,「爸爸剃秃子一点不好看。」他们管汪曾祺叫小癞子,他高兴地应着,给他们摸他的光头。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潜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也有相似的说法,「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幽默感」,让人想起电影《美丽人生》里的父亲圭多,黑暗的、压抑的时候,他用各种方法保住孩子的童年,保住生活的热情,不让火光熄灭。

「文革」拧干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写作的热忱,不少人都说不愿再写了,但汪曾祺对诗意与美依旧固执,书写是他的出口。

样板团需要排新戏,于是进了牛棚半年的汪曾祺又给放出来了。在样板团里写样板戏,汪曾祺是战战兢兢的,头上还顶着「控制使用」的帽子,心里老是绷着一根弦。但他总归还有一个写字的地方。「文革」结束后,其他人相继自由,他因为和江青的关系受到审查,被责令反复交代,还被空挂了两年,日子不痛快,回家喝了酒,他发起了脾气,「这些混蛋、王八蛋!一点都不懂政策,我以后什么都不写了,我要剁指明志!」

但他放不下写作,即使在最压抑的六七十年代,他还在偷偷地写。写了不能发的作品,他就藏在给朋友的信里,抑或写好了,在身边带着,穿过城市,送给城市另一头的朋友看。后来出版的《戏曲剧本卷》中,「文革」中创作的剧本,只留下了《沙家浜》。

汪曾祺的文章极少改动,唯独一次,他写《寂寞与温暖》,前后共有6稿。写这篇小说是夫人施松卿的提议。80年代,描写反右的文章渐多,家人觉得「老头儿」也可以写写,但写成之后,他们都不满意,发现汪曾祺和别人写得都不一样,他的作品里没有大苦大悲,不惨也不痛,这和当时作为主流的伤痕文学不符。家人盯着他,前前后后改了6次,却还是那么温情与温暖,他们没辙,只好任由他去。

汪曾祺偏爱一篇小说,名为《天鹅之死》。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四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遛弯都要去看。某一天夜里,有两个青年用枪将天鹅打死了,要吃它们的肉。汪曾祺很气愤,「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回来连夜写下了这篇小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汪朗说。

多年后,汪朗在父亲的多数作品里都找到了那根温暖的弦,他渐渐体会到父亲对文学的主张:「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

3

和那个时代里所有年轻人一样,汪曾祺的三个孩子,汪朗、汪明和汪朝,都是没有选择的人,只能随着社会的洪流走。

1968年,儿子汪朗离开北京,在山西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大女儿汪明去了东北兵团。1970年,小女儿汪朝被分配进了丝绸厂。汪曾祺和施松卿,留在北京。一家五口散落各地,只能在偶尔寄达的书信中得知彼此的近况。

汪朗在山西待了三年半,在农村挣工分,一天出的汗,凝结的盐粒能把衣服支棱起来。艰苦的环境里,他想起父亲,父子的经历在此刻重叠,「我发现,他那种对于生活美好的感悟,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我在农村,绝不可能想象这个地方的美,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可是他就写出了《葡萄月令》,写得多纯净啊。」他念出《葡萄月令》的第一句: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又感叹一句,「多美啊。」

后来太原的钢铁厂招工,汪朗应聘做了炉前工,每天工作8小时,把铁水不断加热,再加上其他材料,让它们化为钢水,一炉要炼出60吨的钢水,浇筑成钢锭。至今,他还常梦见在锅炉厂做工的场景。梦里,他发现自己站在锅炉前,机器轰鸣,他喊,这么多年了我也不会干了呀,怎么又回来了。他着急,吓醒了。回想起那一幕,还是会发怵。

当时和汪明同一届的学生,都被派去东北兵团和内蒙兵团,16岁到26岁,汪明也在黑龙江待了10个年头,在农场里种大田。她在那里得了严重哮喘,寒冷的气候还让她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疼得厉害。家里人又气又心疼,去之前还挺健康的孩子,怎么回来就是一病号了?病痛在她身上扎下了根,如今60多岁的她,身子骨依然不太好。

汪朗有一回用小楷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汪曾祺回复他,你还能拿毛笔写信,我觉得很高兴,我去给你看看有什么好帖,帮你买几本。汪曾祺给汪朗和汪明两兄妹寄去贺敬之的《放歌集》,说这些诗写得很有激情,汪朗趁着闲时,在本子上抄了几首。汪明还收到过父亲写的一封有关「绿」的信,信里,汪曾祺写自己在井冈山看见的不同绿色,「日出前朦胧的绿」,「日出后亮丽的绿」,「层峦叠嶂、苍翠欲滴、葱葱郁郁」。朋友们和汪明说,从未见过谁的爸爸这样给女儿写信!

只有汪朝留在北京,算是对父母的慰藉。她15岁去丝绸厂,除开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时间都在织布机前往返巡回,处理故障。有时候上大夜班,从晚上10点上到早晨6点。因为睡不好觉,她偶尔会朝父母发脾气,但她知道父母同样无可奈何,没有一点办法,「那时绝对不可能走,要是想辞职,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疯掉了,你会变成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你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再后来,政策渐渐有了松动,有能耐的家庭把孩子从兵团、工厂里调出来,做文职工作。「知识分子家庭是最无能的。」汪朝回忆,父亲汪曾祺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无力也无奈,只能由母亲施松卿四处找路子,费了很大劲,才让汪明办理了病退,又给汪朝找到一份中国图片社编辑的工作。高考恢复,汪朗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家人才在北京团聚。

沉重的黑云之下,汪曾祺极少和子女聊文学。他们也对他的小说「满不在乎」,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汪朗从事了媒体行业,汪明在大学的外语系里做教务工作,汪朝做着图片编辑,直至三人退休,都未曾正式踏足文学这一行。「要说文学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但他和任何人相处都很平等,很蔼然,这在我们的性情中,是长久存在的。」汪朝说。

在家里,不论是儿女还是孙女,都喊汪曾祺「老头儿」。「我和老头儿开玩笑,家里有几口人,你就排在第几位。」汪朗说,「我们就是拿他开涮,开个玩笑什么的,我们家都是没大没小,这是他培养出来的。」除了让儿女们出门打些酒,「老头儿」从来不支使他们做其他事。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互相称呼「您」,他和孩子约好,在外头说「您」,在家说「你」。

直到去了工厂,汪朝才明白什么是「男尊女卑」。她很吃惊,不明白为什么工厂里的同事觉得生了男孩就高兴。到同事家里拜访,看到这个家里的父亲一回来,全家都围绕着他,打水、提包、倒茶,她觉得稀奇。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汪曾祺曾写。他的笔下,他和他的父亲汪菊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两人也产生过分歧,他离家去后方考大学,父亲是不愿意的。到了昆明,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他没饭吃饿得慌,心里埋怨过父亲。回到上海,父亲又希望他能进银行工作,僵持了很久。但汪曾祺还是深爱父亲,父亲同样给了他一个完满美好的童年。到了春日,父亲会领着他去放风筝,风筝线是胡琴弦,他从未见过那样的风筝。他写情书,父亲在一边出主意,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上一杯。他写,「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想念我的童年,虽然我现在是七十二岁,皤然一老了。」

汪曾祺从未在儿女面前提起过和家乡有关的过往。他不说,儿女们也不问自己的来处。三个儿女在北京出生、扎根,操一口地道的京腔。一次,高中同学和汪朝提起:「你爷爷是个特有意思的人。」汪朝撇撇嘴:「有什么意思,一个老地主!」他们不称汪菊生为「爷爷」,只称「你那个地主爹」,大家哈哈大笑,汪曾祺在一旁苦着脸,一脸无奈。

一回,汪明看繁体字文章,问汪曾祺,「郵」字怎么念。父亲突然兴奋起来,「邮局的邮,我的家乡高邮的邮呀!」他指给汪明看,高邮在地图上的位置。还有一次,汪朗途经高邮,倒是比他早一步回到故乡,于是他每天追着汪朗,想要套出故乡的近况。

龙冬是汪曾祺的一位忘年交,偶然的一次,他得知汪曾祺在研究秦少游词中的高邮方言,他记录下那时候的汪曾祺——「他是一个有怀旧心思的人,童年的经历,家乡的风物,过去的事情,他总是软软地怀在心里。」

汪曾祺的平等观,还在于对底层人的平视和怜悯。汪朗读大学时,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让学生们分析元曲《救风尘》,写一份读文报告。《救风尘》讲的是一个女性互助、摆脱权贵的故事,故事主角、妓女赵盼儿将好朋友从一个花花公子手中救了出来。汪朗跟汪曾祺说起了这个故事,汪曾祺点点头说,赵盼儿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本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任何资本力量可以借助,身体便是她的资本,她有情意,也有大智大勇。

他也没有什么阶层的观念,家里请来的「特护」小陈,是一位从安徽农村来的二十多岁的姑娘,汪曾祺教她做菜、做家务,还为她斟酒。任何人来索画,汪曾祺也不拒绝,家人急了,希望他能多休息,他却淡然地继续接受所有人的要求,细细画着、写着。年轻的朋友们来拜访,常常是来了两三次后就没声响了,但只要来,他和夫人都陪他们聊到很晚,一句抱怨也没有。77岁了,他拉着32岁的龙冬去跳迪斯科,在灯光四射的舞厅里,好奇张望,再回到地下餐厅,尽兴地喝鲜榨啤酒。

4

60岁以后,汪曾祺突然在文学界冒了出来。他决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儿时的高邮,写居住过的昆明,还有经历过的磨难中的苦趣,这次有了《受戒》、《异秉》、《大淖纪事》这些浸透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此之前,他出过小说集,但知道的人不多,文学界只把他当作编剧,一些同行因为他写过「样板戏」,甚至不敢向他约稿。

1980年,老友林斤澜将他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了文学杂志《雨花》,起初没能获得通过,3个月后发表的《受戒》却引起了讨论。随着《大淖纪事》得了1981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上门约稿的编辑才多了起来。

那时,主流文学依然是伤痕文学、朦胧诗派。汪曾祺的小说让文学界眼前一亮,却也没有太大的声响,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作品,没有合适的评价体系,连批评的声音都寥寥。「伟大的作家或是俯视人间,对其进行无情的解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过瘾;或是对社会进行深入的透视,之后向人们讲述所发现的深刻道理。爸爸做不到。」汪朗写道,他说,「人间送小温」,注定了父亲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对这个世界,汪曾祺并不是没有批评,没有脾气,太多的情绪被掩盖在温暖的文字下。龙冬见过汪曾祺的愤怒,是在一场饭局上,他和作家苏北在汪曾祺家吃饭,苏北劝汪曾祺:「汪先生,你现在啊,想写就写,文学史将来肯定留下你一笔了,不想写呢就不写,玩一玩!」汪曾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生起气来,激动地拍桌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顿了顿,又说:「甚至是全部,甚至是全部!」

那种苦闷和寂寞,只有见到彼此理解的人才会迸发出来。1987年9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她的丈夫安格尔的邀请,去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对家乡仍然怀有浓厚的感情,在聚会上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湾作家陈映真也在席上讲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觉得触动,和陈映真拥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也激动,说,「你真好!你真可爱!」他扭头和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他后来给聂华苓写信:「我像是一个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另一次少见的哭泣发生在1991年。在云南大理,汪曾祺参加一个笔会,夜里,与会者谈起在云南度过的青春日子和后来的命运往复,相互望着,掉下泪来。汪曾祺哽咽着说,「我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一群多么美的人,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龙冬在文章里记录了一次压抑的会面。那天傍晚,他和汪曾祺在屋子里闲聊,没有开灯,「我说,汪先生,听到很多人谈到你,说你就是吃吃喝喝的作家,花鸟虫鱼。我说不是的。您一篇《天鹅之死》短篇小说,写『文革』中的舞蹈演员被迫害致死,最后这些刽子手歹毒之人还要把这个美丽的形象解剖,以此来满足一些变态私欲。」他接着道,「我说,这样的作品,汪先生,是你很重要的作品。」龙冬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汪曾祺继续抽着烟,不说话,眼睛却红了。

人生的最后几年,汪曾祺梦见过沈从文先生。在梦里,他见老师一如既往的清瘦,穿着长衫,夹着几本书,匆匆忙忙地走着。他们聊起文学,老师如记忆中温和执着。到77岁的时候,汪曾祺跟随着沈从文先生去了,那是1997年5月,他因为饮酒,造成消化道大出血。吐血时,他交代汪朗,哪些画存放在哪儿,文章要发给谁,「都是约了的。」病床上,汪曾祺先生还念着外头,他抬头问汪朝,「杏儿是不是该下来了?」他馋春夏之交的杏子。

关于衰老和死亡,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七十书怀出律不改》的旧体诗,「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他想和时间争一争,未曾想,就此输了。老友林斤澜来医院看望他,「我和曾祺都约好了,下世纪谁也不服老,还要划拉划拉点东西。」他没能走到下个世纪,在医院住了一周多,便与世长辞。

葬礼的花卉选用了鲜花,那时候鲜花难得,每人握着一枝,悼念完,上前轻轻放在遗体边上。最后,大把大把的玫瑰、月季、勿忘我被一瓣瓣揉碎,花瓣覆盖逝者的身体。龙冬特意选了圣-桑的《天鹅》作为哀乐,这个决定,汪曾祺兴许是非常愿意的。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长眠在北京的福田公墓,知晓父亲念家,兄妹三人仅在墓碑上刻了五个字:「高邮 汪曾祺」。这几年,墓园的土地吃紧,早些年墓碑旁栽种的桃树被连根拔起,原来粉粉白白一片花海,如今显得凄凉许多。每次去公墓,汪朗总会给父亲带两瓶小酒,袖珍的包装,不多喝。家人们站着闲聊,和老头儿说今年的变化,把新书摆在墓前,开他的玩笑,「老头儿,我们都挺好的,你好好待着,今年又给我们挣了不少稿费。」说完,大家大笑,把瓶里的酒倾倒在墓前,酒香漫起。

聊完了,准备离开,没走两步,有人想起,「还没给老头儿鞠躬呢!」一群人咚咚咚跑回来,站成一排鞠上一躬,又嘻嘻哈哈地,各自散去了。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0,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电话:13882336738 QQ:906001076
电子邮件:zgnfys#163.com、zgyspp#163.com、zengmeng72#163.com(请将#改为@)
蜀ICP备06009411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