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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逝世22周年: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曾在文学之外

2019-05-17 09:0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1997年5月16日,“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逝世。

有些人的人生锅底,在童年时就已经搁好了,不论掷入多少食材,抛进多少佐料,也改变不了原味。

就如同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的汪曾祺,经历过多半生的颠沛流离后,其底色终究是清澈明快的,宠辱不惊的,舒卷自如的,始终保持了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形象。

汪曾祺逝世22周年

西南联大往事: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西南联大对于汪曾祺而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在西南联大的七年里,他拜在了“京派作家”沈从文门下,成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经历了学生时代的热恋和失恋,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相携走过一生;同样是在西南联大的七年里,他以慢煮生活的人生态度,或浓或淡地为自己着上了空灵的底色。

汪曾祺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考西南联合大学。到了昆明第一天,就创造了一项人生记录:一生中第一次住进医院,也是惟一一次。高烧超过40度的他一度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带着高烧的余温,汪曾祺走进考场。带病一进一出,汪曾祺成为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汪曾祺后来谈到报考西南联大的初衷说,因为听说这所大学学风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放在当时也算“一朵奇葩”。同学回忆说,当时汪曾祺留着长发,上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趿着一双布鞋喜欢抽烟说笑话,“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和现在很多毕业生一样,还经常拖欠房租,有时候会多少给一点。

大二时,汪曾祺正式成为沈从文门下弟子,两人的师生之情成为文坛佳话。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选了沈从文包括选修课在内的所有课程,沈从文对汪曾祺也大为赞赏,曾经在课堂习作课程给出汪曾祺全班最高分的120分,而满分才100分。

学习之外,两人也交往甚密。在文学创作方面,汪曾祺在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投寄发表的,还经常对自己的学生不吝溢美之词,直言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的还要好;汪曾祺的第一篇小说《灯下》,就是沈从文几经修改而成,成为后来发表的《异秉》,一篇用人生苦味嘲谑命运无奈的小说。

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前往上海成了 “沪漂”,既无工作又无着落的他一度写信给恩师沈从文说想自杀,被沈从文回信骂了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支笔,怕什么!后来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找了一份教职,总算没有让自己的学生走投无路。

谈到西南联大,绕不过“跑警报”的话题,汪曾祺还为这个称呼的由来作过解释:为什么叫“跑警报”而不叫“躲警报”、“逃警报”呢?因为“逃”显得太狼狈,“躲”又显得太消极,而“跑”则刚刚好——于紧张处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在“跑警报”的人群中,汪曾祺发现了“恋爱三角”的人生规律。

预警警报声拉响时,男生往往会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吃食、书本,在教学楼或宿舍楼下等着心仪的女同学一起。对此,汪曾祺说,虽然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总归在这种“逃亡”的气氛下携手同行,多少有点罗曼蒂克的韵味。

这时的汪曾祺发现了浪漫的另一面:这种成双作对并不是固定的,有时等着等着,可能便会发现前几天还跟自己成双作对之人,身边已另有他人。于是,就有了“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感叹。

大二那一年,发现恋爱规律的汪曾祺失恋了,连着两天不肯起床,吓坏了好友朱德熙。这位同学揣着一本物理书看望汪曾祺,叫他一起去吃早饭。两人卖了那本物理书,进了小饭馆,喝了酒,浇了愁,人没事了。

后来,汪曾祺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认识了曾经同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施松卿。有一次,施松卿捡了一匹马牵了回来,汪曾祺在多年后会议当时施松卿牵马散步的情景: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汪曾祺与施松卿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两人吃了一顿面,算是结婚了。

在遇到汪曾祺之前,外文系的施松卿对中文系颇有成见:“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但为什么偏偏看上了汪曾祺,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成精的文狐:我是要进文学史的,你们对我客气点

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梁文道说他是一碗熬得刚刚好的白粥,他的老师沈从文说汪曾祺“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其实,这三种评价是有着共同指向的,那就是一种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有一个成语叫“人走茶凉”,它的发明者就是汪曾祺。这个成语最初出现在京剧《沙家浜》里,是汪曾祺为阿庆嫂写的唱词。细究起来,汪曾祺能把日常生活状态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面,并通过这四个字提炼出来,与他对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思考是分不开的。

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汪曾祺的两大爱好就是逛酒馆和泡茶馆。

没课的时候,汪曾祺就溜到不知名的小酒馆,点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窗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落雨;或者去茶馆选一张靠窗的桌子,或看书或写小说,“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汪曾祺在文章里曾经分析过泡茶馆对西南联大学生的影响,第一可以养浩然之气,第二就是茶馆出人才。

汪曾祺曾说:“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他一直坚守的“东西”,从进入西南联大算起来,他为了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苦心孤诣用了漫长的40年。

1979年,汪曾祺的一篇《骑兵列传》刊载于《人民文学》上,彼时已经59岁的他,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优秀作品,汪曾祺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

汪曾祺的家里曾一直挂着高尔基的木刻,有一天,他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儿女们听到父亲的提议后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位作家,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曾经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因为他的作品,向来都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而是守着最质朴的东西表达自己最具初心的情感,所以一直游离在文学之外。即使后来被文学接纳,却一直没有他合适的“位置”。

汪曾祺曾经和孩子们半开玩笑似的说:“你们可要对我好一点,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听到后哈哈大笑:“老头,就你?别做梦了!”时隔多年,一句玩笑成为现实。

在近四十年间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中,有多个版本都提到了汪曾祺,但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有的将其归入乡土小说里,有的将其归到寻根文学或市井文学中,还有观点把汪曾祺划到诗化小说阵营的行列。这样造成的一个局面就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哪里都有汪曾祺,但把他放到哪里都不合适。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汪曾祺独树一帜的风格,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注定要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

汪曾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书房,一直都是在小女儿的房间里写作。有时候,碰到小女儿下班后在房间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只能在外面团团转。

其他儿女看到后,会打趣说:“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汪曾祺刚开始还会辩解几句,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索性习惯了这种说法:“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曾祺曾经和女子们谈起文学史中“大家”与“名家”的区别。汪曾祺认为,所谓“大家”就是“东西写得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而“名家”就像是明朝的归有光,修身养性、著文自得其乐,无关家国情怀。最后汪曾祺总结说,自己不会成为“大家”,但可以做个“名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提过还有谁称得上“名家”。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应出版社之邀,汪曾祺给自己写了一则广告语,印在了书籍封面上: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汪曾祺的谦虚里,实际上藏着他内心作为纯粹文人的“骄傲”,骨子里的这种骄傲,支撑起了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形象。

我是一条整鱼:资深吃货的自我修养

汪曾祺对吃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也就是说,在他眼中,除了这四类,其余的大可来他口腹一游。即便是写自己的人生评价,汪曾祺也没离开食谱。

在《捡石子儿》中这样评价自己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能把自己的人生阅历比喻成一条活鱼,还不建议人们对其“分段论斤”,足见这个小老头的风趣。

汪曾祺好吃,中学时就初露端倪。在江阴求学时,因为没有吃上一顿河豚,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地写进诗里:“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后来到了西南联大,汪曾祺在那里开启了七年的美食之旅。

在那个时候,他吃遍了马家牛肉店的撩青,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还有吉庆祥的火腿月饼……每吃一种,都兴趣盎然地记录在案,加以品评,偶尔还抛出个“梗”:逛集市的时候赖在路边摊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汪曾祺被下放参加劳动,几个月不见一次荤腥的他和工友一起用油爆豆壳虫,在汪曾祺的笔下居然写出了有盐爆虾的味道!

1987年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过一次历时三个多月的国际写作活动。

在此期间,他写给妻子施松卿的信里,同样充满了油盐酱醋的烟火味,比如“我昨天检查了一下炊具,不够 ”,“昨天我已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字里行间,好像他远渡重洋参加的是厨艺交流,而不是写作活动。

有一个关于汪曾祺的梗是“买不到活鱼”,源于朋友去北京开会,经常要他请客,汪曾祺每每以“买不到活鱼”拒绝。后来,他们索性事先声明“不要活鱼”,但汪曾祺依然不肯请,这个雅谑曾被朋友说“汪老头很抠”。他哪是抠,用现在的话说,请客吃饭要讲究仪式感。

不仅吃鱼要鲜活的,汪曾祺对和饮食相关的文字更是“锱铢必较”。1982年7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发了汪曾祺的一篇文论《说短》,汪曾祺一边读,一边皱眉:怎么汉堡包就成了面包了?

原来,这篇文章中的“汉堡包”被编辑改成了“面包”,汪曾祺很是不满,“……,巴尔扎克时候吃面包,狄更斯时候也吃面包,再说了,面包不如汉堡包好吃啊!”《说短》后来被收入《晚翠文谈》时,汪曾祺坚决将文中涉及到“面包”的地方都改回了“汉堡包”才满意。在文字里,汪曾祺同样保持了自己作为一名“吃货”的倔强。

汪曾祺曾在《自序·我的世界》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的确,汪曾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赤子之心,就像王安忆对汪曾祺评价的那样,“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7年5月16日,因病住院的汪曾祺想喝口茶水,对医生风趣的说:“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医生点头应允,于是汪曾祺叫来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温,斯人已逝。

汪曾祺曾为阿庆嫂写下的“人走茶凉”那句戏词,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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