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拟定之后，回到北平，胡适在教育文化基金会时，便开始“拟了翻译《莎翁全集》计划。”过了几天，还在“拟翻译《莎翁全集》计划”。“写信给一多、实秋，谈翻译《莎翁》计划。”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具体商议：“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伯通(按：陈西滢)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为了保证这项重大工程完成，胡适还说：“报酬的事，常用最高报酬。”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但由此契机，经梁实秋先生30年的努力，《莎士比亚全集》还是最终完成。胡适的最初动议之功，是应当充分估价的。梁实秋晚年感慨地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适)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胡适是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有重要贡献者。考察他的文化营养成分，可知西方文学家的作品，是他新文学观点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向西方“借火”的努力中，胡适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仅从他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过程，便可以清楚见出这一点。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表层看，胡适没有直接向国人推介过莎士比亚，可莎士比亚的作品却滋养了为中国新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胡适。探索他们彼此间的接触情形，了解文学传播的互动过程，或者对接受、融合不同文化的应有态度有所启迪，这应当是我们记述这段故实的另一层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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