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建画画时自然没有这个意义指向。就像喜欢画画一样，他本能地喜欢美女，画出来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没想给人看。他曾谈起，十二三岁时意识到两性差别，开始对女性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内部电影”，那些女性形象、丰乳肥臀，进入了他的想象。越是禁忌的越追求，朱新建曾回忆到，那时候，一本《金瓶梅》能换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后来他画小脚女人、《金瓶梅》插图，就是因着这种趣味，自言想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在他看来，叶浅予等画家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但落在宣纸上，会小心翼翼，充满敬畏，而他年纪轻轻就在宣纸上肆无忌惮，自然受到批评。
画家靳卫红就在那年进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中国画，朱新建在学生中小有名气。“学生对这种越是负面评价的人越感兴趣。”在学校，美术系排第一，代表的是“艺术性”，实用美术都要排到后面。但美术系的学生都撺掇把工艺美术系的老师朱新建调过来，他们看到他的艺术价值。在南艺进修的李津常常去看他画画，觉着“他的女人是江南的，温软妩媚，很有语言感，像江南话”。李津说他当时刚从拉萨支教回来，与南艺校园中旧式绵软的氛围格格不入。“是朱新建把我打垮了，把我刻意追求的力度、狂放、博大化解掉，我发现我骨子里也有另一面软的东西。”
靳卫红坦陈，那时朱新建的画算不上绝好，通过材料、造型等方式，对画的效果还有很多的设计，但难掩笔墨之中的真，性情的流露。“我作为女性画家画女性，是对自我的评价。他将女性作为对象，是对他者的评价。女性让他感到快活。有人说他消费女性，是不是一快活就成了消费？反正我看老朱的画还是很喜欢，他把心里的渴望表达了出来。”
笔墨
未及调至美术系，朱新建离开了学校，1988年，去法国。李津告诉我们：“那个年代，谁也绕不开西方的影响，朱老师不相信间接的东西，他必须得亲自去看看。”虽然也和巴黎美术学院、华裔画家丁雄泉等人有联系，但他在那里仍要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画海报，有时候参加展览，也接受批量订货。“都是色情画，西方人喜欢的东方色情，他们不看他的艺术价值。”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告诉我们。
郁俊乱翻朱新建的旧书时，看到过两张他在巴黎时期做的藏书票，麻胶版的底，很精致。但他带回的作品很少，跟朋友谈起那段时间，也多是他遇到的男人女人、看过的色情电影，而非创作。“出国后，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西装做得不如他们地道，原来我们的自来水笔不如他们的自来水笔好使，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学的。但他们卖毛笔，毛笔却是从中国进口的，卖宣纸，宣纸是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是中国原来就有。”朱新建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自己原有的、地道的东西——“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神。”李津总结道。
“将毛笔作为一种核心价值。”靳卫红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毛笔不是这么用的，它不直接表达性情，而只是一种介质。”李津告诉我们，八九十年代，水墨界的主流是“主题创作”，例如常见的少数民族题材，重要的是主题内容的表现，而非笔墨本身。“新文人画”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这个主流的反叛，“他们和现代主义、美术家协会的追求都不同”，回归笔性。“文人画是通过毛笔的运行轨迹，来直接传达心灵感受的东西。”朱新建开始这么理解文人画。他被誉为“新文人画”的代表，但在靳卫红看来，“新文人画”的概念后来被滥用，其中绝大部分画家和作品仍然在追求外在效果，是装饰性的。
朱新建1991年回国，住到了北京，苦练笔墨。“他向古人学习，长自己的功力。”靳卫红说。唐代以来的文人画家，石涛、徐渭、八大山人，及至近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关良，他大多临摹过，成百张地画。颜真卿等人的字也临了许多。他在北京居无定所，亚运村、方庄等几个地方辗转。阿克曼说，他那时还在歌德学院工作，住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园，院子宽敞，就招呼朱新建等几个画家去。他们都看到他的勤奋，不讲求什么特殊环境，随时随地画。很多年后靳卫红和他一起去外地参展，“他也用一个小帘子卷上纸笔随身带着。住在宾馆，晚上为了不打扰同屋的人，就在厕所里画”。
阿克曼当时对水墨很感兴趣，但一知半解。“我亲眼看了老朱画画的过程，就知道了水墨画是怎么一回事。”他往桌边一站，抓笔的感觉就是潇洒。放笔、运笔、收笔流畅自如，一气呵成。“水墨画与油画不同，画油画时感觉不好可以暂停，之后可以继续、修改，但水墨画只有一次，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高强度地画了五六年，朱新建的线条稳了，笔力也显现出来。郁俊说：“黄宾虹总结的用笔的‘平圆流重变’，他都做到了。”笔力之平，笔意之圆，行笔之流，线量之重，再加一重变化。他的用墨也在变，直到某一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到处跟人说“我会用水了”，对墨的轻重浓淡有了控制。
朱新建真正用笔和墨将自己与传统勾连了起来。他的趣味、文气，带着古意，在李津看来，甚至是一些“腐朽”的气息。他的技术，达到了古人对水墨画的要求。他完整了自己的风格特质、精神修养。“这种修养与社会道德无关，它是画家对自我的把握。”阿克曼说。
活着
朱新建潜心笔墨的那几年，却也是李津认为他最被低估和冷落的日子。“他不靠主流，无论是水墨界的主流，还是当代艺术的主流。”水墨界的主题创作由美协主导，而在当代艺术界，“水墨不是一个角色”。
市场价值也没有显现。“那时艺术市场还没有起步，我们的画都是外国人在买。”靳卫红告诉我们，朱新建的画进入市场还要早一些，他的“美人图”出名后，就有一些港台藏家带着猎奇心来收藏。
李津记得朱新建跟他说过：艺术品就是这样，你饿的时候，拿它换一个馒头，不算便宜。你饱的时候，卖50万元一张，也不能算贵。“他认为画和钱不能绝对地对应。”他不讳言将绘画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对上门买画的人来者不拒，几十上百张地赶画、还画债。
“他每年画的量太大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应当烧掉。”阿克曼苛刻地说。阿克曼收他的画时会挑剔。“我说‘你这个不好’，他也不生气，笑呵呵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心里清楚哪些画是真正好，有这个自信。
“他有时一晚上能画出40多张，产量惊人。”郁俊曾住到朱新建家中学画，他说，“我看不到他的极限，但能感觉到，也许就在我睡觉的时候。”郁俊觉得画画跟跑步一样，都有极限，有的人到了极限就不跑了，而朱新建是“极欲主义者”，每次都会超过那个极限。他常年黑白颠倒，夜里画画，“比其他人苍老得快，50多岁时就像70岁的老者”。
2008年，55岁的朱新建病倒了。“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8天，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朋友们去看了都受不了。就是这种情况，他居然活过来了。”靳卫红也觉得他生命力强，了不起。他康复后刚开口说话，指着通讯本上她的名字，告诉家人要找她，见面就说：“活一条命，是一条命。”很用力，气若游丝。
靳卫红想起从前，朋友的儿子闹离婚，知道他会说话，让他去劝和。他劝完，男方决意离婚。“他原本是对生活毫不强求的，很通达，绝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病了一场，强烈的求生愿望却本能地跑出来，“但对他来说，不能画画也不算是活着”。右手失去知觉，他从左手从头做起。“那是他最难的时间。有一次我去看他画画说‘你这画是拼了命画出来’，他听了，呜呜地哭起来，伤心得不得了。”他画的是最简单的小花瓶、小草，笔下完全没数，靳卫红一语道出他的凄凉。
“我们不自觉地当他是一个小孩，实际上他不是，他的思维很清楚。但他确实是另一个朱新建了，因为他作为朱新建的特征都没有了。右手已经不能画画。他那么爱说话的人，不能流畅地表达，千言万语都成了‘好’、‘不行’这种单字。他爱女人，但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爱了。”
到了2010年，朱新建的左手画流畅了起来，但在李津看来，那依然无法成为一种“左手优势”。“过去，他的画很有变化，是有知觉的、娇气的，这些特点都受制于左手。”好在有他的真诚，“毛笔虽软，但画出来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李津告诉我们，他在朱新建的画里看到的是美好的力量：“有一类画家，画出来的尽是美好的东西，像我是顺着情绪走，情绪会表现在画里。但他是理念在先，把审美输入到自己的工夫里，输出的都是唯美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讲，他不像毕加索，更像马蒂斯。”
朱新建说过，自己对人、对世界都是悲观：“迟早要灭亡，而且离灭亡的时间不太长。”可他不画。他画得最多的美人图里，都是让他快乐的美女慵懒地站着、坐着、卧着，腰间向内弯成一个小三角，特别的妖娆。她们没有姓名、职业、道德、思想，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女人，而是他想象中的女性。“他的画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郁俊如此理解，“他大概是有一点‘酒神’精神，因此更珍惜这些快乐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说他是什么‘最好的’、‘最后的’，这些都没用。他对传统的继承，他的独特性和价值，在未来会被慢慢发现。”李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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