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溪岸图》的修复
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对《溪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通过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找到《溪岸图》材质的物理证据，证明了它绝对是一幅公元10世纪（五代至北宋初）的绘画作品，它原来的形式应是屏风画，是整个屏风画的左侧部分。科技检测专家还利用数码影像照制作了《溪岸图》修补区域示意图，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溪岸图》经过三次修补重裱。在宋代，首次被改裱为立轴形式，修补所用材料是借用原画中的绢，应是此画上端部分割裁的绢。第二次重裱和镶补的时代不详，但它所用的绢不是原画中同一种绢。根据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的记载，第三次重裱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由日本著名书画装裱师目黑三次（1912-约1990）完成，这次重裱只是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镶了些补丁。
在这封信中，有“少侯顷已全补完毕，只待此题额来，即付装裱耳”句，可知此图在1946年春曾由张大千的御用装裱师刘少侯修复，或许就是《溪岸图》的第二次重裱。
刘少侯（1895-1969）原名刘汉泽，字少侯、绍侯。河北冀县人。九岁在王家道口读私塾。18岁在北平琉璃厂“竹林斋”当学徒，师从刘其茂学习装裱。“竹林斋”位于北平玉皇庙，是民国时期琉璃厂著名裱画铺，与萃文阁、修古斋齐名。老板刘其茂虽然不拘言笑，被同行戏称为“刘二寡妇”，但他对人真诚，身怀绝技，那些破碎到不可分辨、糟朽至呼气即能吹散程度的古画，一经他手，即能裱为原状，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在“竹林斋”六年，刘少侯系统学习了古书画修复技艺。后在新华街创办“松友山房”装裱铺。
刘少侯与张大千交往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大千在北平购得元代唐棣《携琴访友图》，美中不足的是画中山石、寒林处有横向墨污，而裱画师周龙昌又远在上海。经朋友介绍，大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刘少侯装裱此画。先生仰慕大千多时，今日能为其装裱古画，惊喜万分，不遗余力。二月后，古画修复完成，张大千展画良久，只觉古意盎然，光彩照人，反复观察，也未发现修补痕迹，叹为神工，遂邀至家中修复古画。抗战胜利后，通过刘金涛的联系，刘少侯与张大千重逢，随后入川。当时张大千拥有四位装裱师，按装裱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钟、赵二位师傅，只做展览的新画，工资各一万元；一为周、刘二位师傅，专门修复大风堂藏古书画。张大千早年以仿制石涛出名，故知装裱工作之艰辛和重要，特意为先生选择了安静场所，饮食上也精心安排，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回忆说：“刘二爷是北京人，千里迢迢，来到四川，在饮食方面很不习惯，于是父亲常叫厨房专门给他做大饼、包饺子，尽量做合他口味的北方菜，要他自己说满意才行。”1949年张大千远走海外，刘少侯返回北平。建国后，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的领导（谢无量、冯汉骥）懂业务，知其珍稀，专门派人到北京邀请先生来成都，1951年受聘川西博物馆。1969年2月4日病逝于成都。
刘绍侯先生技艺精湛，擅长镶补和全画，自己亦能作山水，常仿宋元笔意，在旧绢上绘无款山水，染色作旧后出售。为了解刘少侯的传奇经历和高超技艺，笔者采访了四川博物院修复中心的廖定一。对于恩师的修复技法，廖老赞不绝口，将其技法要点总结成三点：1.重视准备工作。每次装裱前，张大千都要告知古画详情（作者、年代、技法）及其期待的装裱效果。先生总是反复观察画作，详尽分析材料特征，然后考虑张大千的特殊要求（如移款、染色、接笔），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工作步骤。2.重视补全工作。在近现代书画家和收藏家中，只有张大千真正了解古书画修复的秘密。其对全色和镶补要求极其苛刻，这与他早年仿制石涛有关。刘先生早年在“竹林斋”和“二酉山房”，花费十年时间研究挖补技法，加之有大千的指导，其镶补技术无人能比。所用材料多为原画的绢或纸。如果原作破损严重或尺幅窄小，则选用同时期（色泽、经纬、粗细均接近）的材料。镶补完成后，考虑到展览、出售的需求，画作破损部位都要接笔，个别关键部位由张大千亲自完成。最后就是将画作重新染色上墙。所有原作上拆卸下来的材料（题签、残纸、裱布、轴头）都要保存起来，以备在以后的修补中选择使用。3.重视刺镶（镶活）工作。刘先生认为这道工序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画作的格调。先生早年配色富丽大气，为典型的京裱风格。后与张大千交往，在镶嵌、配色方面融合京裱和苏裱两家之长，整体格调淡雅素净，上下天地用龙凤云鹤纹，多为月白、淡绿二色。绶带用白绫。小边用古铜色绫。轴头多用象牙、紫檀、鸡翅。角绊均为卷云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最后，廖老感慨地说：恩师刘少侯一生修复国宝无数，除了董源《溪岸图》外，还有敦煌莫高窟发现《晚唐四大菩萨图》(大风堂藏)、唐棣《携琴访友图》(大风堂藏)、黄公望王蒙《合璧山水图》(大风堂藏)、唐寅《虚阁晚凉图》、明人《荷塘聚禽图》、金农《墨竹图》等。他总能让那些断裂糟朽的古画起死回生，重显光彩，张大千的收藏传奇与先生出神入化的修复技术密不可分，只可惜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学习装裱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许多绝学都已失传。
四、《溪岸图》的交换
张大千如何获得《溪岸图》，徐悲鸿在日记、书信中有详细记载。最早的记录是1938年12月9日《新民报》发表的徐悲鸿《西江漂流日记》，在日记中有“十月初,门兴会议,欧局稍和缓,而大千至。吾本拟五日乘舟之梧州,已由樊振秋、黄旭初两兄雇定船只。三日李任公又由汉至,而孙佩苍兄亦由沪至，携得沈培老旧藏陈老莲册,天下之奇也，相约同赴阳朔。各方挽留,迁延至决定七日尚未成行。黄旭初先生以中秋佳节,留任公一日,于是九日方得启碇。余新得之北苑水村巨帧，虽绢本旧损，但款及贾似道、柯九思藏印皆可见，而树法、房舍、人物极精。其近远山冈皴法以及全幅章法皆视内府所藏两帧，及景祥孙藏卷，今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者为佳，仅底本不及三幅之干净，则以久在南中之故。至其树法之自然，居其先者，不可得见。言其后起，若巨然、范宽、李成、郭熙俱未之逮，其平生所作，当有不少杰构，盛名千古，非偶然也。大千见之赞叹惊奇，知我欲挟以出国，坚谓此中有许多资人深长研究处，请携以借观数月，余即应之。于是吾携十大箱、六皮箱、卷板等分置两舟”。由此记载，我们可知张大千借观《溪岸图》的时间是1938年10月初，即10月1日至10月9日。张大千借画的理由是“知我欲挟以出国，坚谓此中有许多资人深长研究处”。1939年初徐悲鸿致孙多慈函云“弟得董源巨幅（水村图）恐为天下第一北苑。大千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证（有款、及宋内府印、贾似道、柯九思藏印）。绢本颇损，但画佳极，人物、界画房舍、山树、水泉均极妙”也有类似表述。
张大千最终获得《溪岸图》的时间，我们可从徐悲鸿的两条题跋获知。一条是1945年5月4日,徐悲鸿在《收藏述略》中的自述“吾偶得北苑巨帧水村画，大千亟爱，吾即奉赠，大千亦以所心赏之冬心《风雨归舟》为报，此为冬心最精之作”。另一条是1950年徐悲鸿题金农《风雨归舟图》，曰“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现世界所存在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1938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董源巨帧去。1944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所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品为重，不计名字也。1950悲鸿记其因缘如此”。由以上两条可知：1944年春，也就是张大千借观此画的第六年，他委托好友张目寒将金农《风雨归舟图》赠与徐悲鸿，完成交换事宜。至迟至1945年5月，张大千最终获得《溪岸图》，这幅让他“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徐悲鸿语）的“天下第一北苑”。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研究人员）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