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画家、文化学者严克勤
提问：安琪
回答：严克勤
时间：2010年11月28日
地点：无锡书画博物馆
严克勤画作
安琪：经历告诉我们，您和大多数1950年代生人一样，并没赶上好的读书环境，智慧启蒙之初的小学生涯是怎样度过的？
严克勤：说老实话，我这个人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因为文革开始的1966年时我刚好读三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了，父母也被打成走资派，关了起来，对年幼的我心灵上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时候，唯一可以给我安慰的就是读书。无论拿到什么书，我都会没日没夜、如饥似渴地读，当时很多书是不允许看的，就偷偷摸摸地看，越是紧张越是兴奋，越是兴奋越想往下看。我记得１９６８年的岁末，我借到一本线装《石头记》，正好被从牛棚里放出来的父亲回来看到，立即没收了我的书，结果我发现他竟然自己也在偷偷地看。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遇到过一批对我很好的老师，只要是上不重要的课，我总是溜之大吉，跑到图书馆让老师把我反锁在里面看书。无论是苏联的一系列名著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还是中国传统的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记得当时借到一本《唐诗一百首》，如获至宝，赶紧回家誉抄，原诗用正楷摹，注解用自由体誊，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部手抄本。
安琪：记忆最深刻的老师有哪些？
严克勤：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学，我遇到过许多很好的老师。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自身处境艰难，但对我这样求知欲强的学生还是尽自己所能悉心呵护。像图书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老师，常常把我反锁在图书馆里，我才得以在书的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中学时代的陈老师，在我插队下乡前的一天晚上，特地赶去我家，将一本《怀素千字文》拓本送给我。陈老师的其它藏书都被抄走烧光，唯有这本字贴藏在灶膛灰里才保存下来，此时却专程带来赠与我，还殷切嘱咐我下乡后用心临贴，莫忘学习。还有丁老师，他曾千里迢迢赶到我插队的地方，督促我莫忘学业，一定要有志于未来。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弥足珍贵。还有我因爱画而有缘结识无锡画家吴永康、尹光华等老师，吴永康是徐悲鸿的学生，尹光华则是秦古柳的学生。当时，他们结交了不少文化名流，像冯其庸、钱松岩、朱屹瞻等，年少时的我在边上听他们谈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特别是听冯其庸先生谈红楼，谈明清笔记文学，谈他几次去新疆寻找唐三藏取经之路的经历，谈他对汉碑的看法等等，至今记忆犹新。
安琪：一个人成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哪个更重要？
严克勤：我认为都重要。选择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学风、好的学习氛围当然很重要，但是遇到一位好老师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此外，一个人的成才，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与人交往、向社会学习也很重要，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也是一位好老师。我小时候人家一直说我少年老成，我都是跟比我年长许多的人交往，这种与年长者的交往可以给我学校不能给我的东西。而现在的孩子，往往学校、家庭两点一线，对社会的认知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以后往往会不适应，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安琪：父母在您成长过程中对您施过压吗？您对孩子施过压吗？
严克勤：我家里母亲负责子女的生活，父亲负责我们的教育。而我父亲是一位既“严”又“宽”的慈父，到现在85岁了，还要经常检查我一段时期以来做了什么、学了什么，可算是真正的“管”到家了，但这种“管”不是采取向孩子施压的方式来实现的。我父亲是私塾先生出身，我小的时候常常给我开一些书单，都是些经典文学作品，让我背，当然也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毛著“老三篇”。还让我从小练毛笔字，他在旧报纸上打上格子，然后督促我写。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自己也常常临帖。可能因为我是长子，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中父亲对我的要求要高一些，而他的这些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赞赏父母用言传身教来教育孩子，而不是一味地对孩子施压，尤其现在的孩子脆弱而敏感，粗暴的教育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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