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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2012-12-06 09: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阅读

  梁小斌: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答安琪问
  
  时间:2005年10月16日星期日
  地点:北京海淀区曙光花园
  提问:安琪
  回答:梁小斌
  形式:现场

在诗歌月刊下半月编辑部(左起:安琪,蓝棣之,梁小斌,老巢.2006/3/22)  

在诗歌月刊下半月编辑部(左起:安琪,蓝棣之,梁小斌,老巢.2006/3/22)

  安琪:梁老师好,我们的话题先从秋天谈起好吗?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您的思想随笔集《梁小斌如是说》恰好赶在秋意正浓的季节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如果要给您的书和秋天赋予一个象征意义,您希望是怎样一个表述?  

  梁小斌:实际上我交给诗人、出版人叶匡政先生的不是一本现成的书,而是9本老式笔记本,后来由叶匡政先生把它整理成这样一本名为《梁小斌如是说》的书。它只是恰好赶在秋天的季节出版,和秋天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我们中国,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一个作者出一本书,在这喧嚣的时代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安琪:您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诗人载入史册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您主要是以诗歌创作为主,怎么会想到写出那么多随想式的笔记?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些思想随笔?

  梁小斌: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情,包括写诗,都要做前期准备工作。我经常在想,等我把记下来的所思所想弄清楚以后,我就开始写诗。十几年过去了,我所期待的另外一首诗至今尚未诞生。在出版人看上我这几本笔记本之前,我带着我的笔记在全国各地乱走,期间也掉了几本。如果硬要总结我笔记里到底写了什么的话,我想起我曾经记录下的一句非常老土的话: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也就是说,笔记里的大部分内容大多跟我的生活亲历有关。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东西,使人觉察其实每个人都过着相同的精神生活,只不过它们被很多人忽略了。我重新表达的只是那些被忽略的。
  
  安琪: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表达出来呢?

  梁小斌:可能别人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打理。对我,需要打理的事情虽然很多,细想也很少。我常常起床之后发现无事可做,所以只好写些随笔。我是个自欺欺人的人。我以为闭上眼睛,生活的困苦就不存在了。
  
  安琪:您能具体讲讲您的亲历吗?

  梁小斌:我写出几首小诗的年代,还是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组织非常吃香的时候。有关领导通过秘书传话要找梁小斌谈谈,我就在家里面傻等了几天,那位领导也没有上门谈话。按照我们惯常的人物传记的写法,好像梁小斌对当专业作家应该不屑一顾才对,而实际上,我只是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笨拙表现着迷。
  
  安琪:“着迷”?不太理解,请继续做个解释。

  梁小斌:早些年我在西安逗留,有位评论家说,梁小斌你不是有才华的话,你就肯定完蛋了。我是不是有才华我不能肯定,但这句话深深地包含着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他们所预期的诗人,我早已完蛋。正因为“着迷”于类似这样的话语,追寻他们话语的底蕴,我才开始记笔记。
  
  安琪:有评论家认为,您的《断裂》开启了第三代诗歌的源头,请您回顾一下《断裂》这首诗产生的情况。

  梁小斌:《断裂》写作之日正是我的孩子降生之时,我第一次洗孩子的尿片,竟然意外地发现,如果那盆尿片不洗的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依然在那里。我这个人,回想生活大于感受生活,也许面对生活的原貌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却浮想连翩。诗中描述了诗人走出优雅之后的情态,是对我早期抒情诗的一种轻轻反拨。
  
  安琪:是否因为这样,它更口语,更日常化,因此被视为第三代的一个源头?

  梁小斌:是否源头我没有什么好的补充,可能理论家更清楚。
  
  安琪:您说,诗人们应该呆在温暖的地方,在温暖的地方写作,对您而言,您所由出场的朦胧诗时代是个温暖的地方吗?

  梁小斌:我写朦胧诗的时候还在工厂做工,我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晴天也穿着大胶鞋在工厂里乱走,工友们都交头接耳悄悄地说他会写诗?现在看起来我表达的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兴高采烈,诗人是否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不是指他的物质生活是否丰足,而是指他哪怕是在啃窝窝头,但这个窝窝头是怎么得到的却能至关重要地影响心灵。从天上掉下来窝窝头的地方自然就是诗人写作的地方。其他朦胧诗人的创作情态我不清楚,就我而言,在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之前,我写过这样的句子“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后来我读到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后深感惭愧,因为他想到要写知青在哭,我怎么就没想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后来写成了“钥匙”,这里我想说什么呢,诗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新的指示精神而写作,当然也要承受一些压力,而且幡然醒悟的速度更快。朦胧诗是研究自我而发端的,但以自我为主题的诗歌里就真的有自我。
  
  安琪:在当年许多朦胧诗人纷纷出国的情况下,您一直呆在合肥,直到今年您才到了北京,合肥与北京在您的概念里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梁小斌:我也不是一直呆在合肥的,我是合肥制药厂的操作工,因为写诗得奖,被调到人事科当科员。后来又因为我写诗没能正常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深入,工厂清理闲杂人员,我被派到绿化队工作。那是1984年。

  我在绿化队工作半年,冬天来了,没什么事了,我就呆在家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工劳科长来到我家,书面通知我和我的家人,因为旷工3个月,我被工厂除名了。我父亲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他说,我这个儿子,自从写诗获了奖,邓颖超接见过,就越来越不象话了。我送他们很远,还说,很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跑一趟,本来应该我自己去拿。我妻子半夜推醒我,说要看看没工作的怪物。我倒是感到解脱。我没有想到生活来源问题——只要有一包烟,有一杯浓茶,能让我的头脑处在兴奋状态,我就不知道“生活来源”这四个字的含义。

  后来不就没工作了吗?那时我妻子在芜湖工作,没人管我,我就经常跑到南京,和南京的诗人们混在一起。再后来,我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一档节目“文学剪影”。干得还不错,台长也说,不要再乱跑了,就留下来吧。又4年过去了。

  我还是离开了。我妻子在芜湖生孩子了。我要洗尿片抱孩子做饭。这段时间我写了大量诗篇。也体会到了生存问题。我体会到尿片不洗,一个小时后,它就还在那个地方。

  接着,我主持过一本计划生育杂志,《婚育》。这段时间,我经常下乡,安徽全省各县都跑遍了,对中国农民情况有所了解,还参观了各地的儿童福利院。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中国真正的现实。我的工作做得不错,也有领导说愿意我留在计生委工作。

  后来,我又去了珠海。主持过一个民间诗会。这已经是90年代中了。后来又回到合肥,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策划工作中有一件可以拿出来说说,就是选圣女,传递炎黄圣火。我们先到艺术类院校,偷偷观察,看准了,再让女同志过去说。接下来要培养和熏陶圣女,比如怎么不能让皮肤晒黑。

  去年,我来了北京,现在在筹备一本文学杂志。

  我没有一定要呆在哪个地方,一定要做什么,没有那个必要。我没有那样的强烈愿望。但我确实在很多地方呆过做过很多种工作。每次填简历,回忆“何年何月何处做何事”,都是很困难的事。合肥和北京的状况诉说在我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依照我本人的构思,我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内部安顿下来的,比如进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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