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非，香港出生。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主修中国语言及文学，副修中国音乐，1988年于同校取得硕士学位。1991至1992年间，赴英国修读出版课程，并取得硕士学位。在港长期担任编辑工作，业余从事文艺写作。短篇小说集近作有《铁票白票》。
黄灿然，1979年移民香港，1988年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1990年开始任《大公报》翻译及编辑至今。1997年7月出版诗集《十年诗选》，1998年获“文学新秀奖”(97/98年度）。近年除了写诗、写书评、编诗刊杂志之外，多做翻译工作，刚翻了哈金的一部作品。
□：余非 ○：黄灿然
余非按：2004年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何翠峰小姐为开办新节目联络我。刍商后大家都同意尝试做一辑深入一点的访问，对象是与香港文学有关的人物。
一口气做了七个访问。先后荣幸地访问了七位文学圈内的朋友，他们是作家黄灿然、王良和、陈慧、胡燕青，作家兼杂志总编辑许迪锵、陶然，以及二楼书店“东岸”的创办人之一本身也写诗的梁志华。正欲再接再厉，另一些工作却把自己缠住，原定十二人一辑的访问工作就此终结。
访问由2005年1月1日开始，逢星期六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节目取名《文学多声道》。
□ ：你好，黄灿然，让我们今天的访问从你刚来香港的时候开始，好吧。你十几岁移民香港，后来又回广州暨南大学念新闻系，那段时间你既工作、又念书、又尝试文艺写作，中间必定有些故事可以谈谈的，是吗？
○ ：第一个故事是，我不是自愿来香港的。我的家人很早便成功申请来港，他们在我八、九岁时已申请我与他们团聚，到十五岁时终于获批，就这样我便来了香港。那时不太想来，而来了之后也是挺惨的，关键是我不懂英文，怎样可以继续升学是个问题。而我家人七十年代便移居香港，是由农村到城市找工作式的经验，目的是谋生赚钱，父亲及祖母把我申请来港，是想多一个人工作，合力多赚些生活费，他们不会想到我如何继续在香港升学的问题。
我十五岁来港后，一直在工厂工作至二十岁，期间一直思索“我今后该怎么办？”因为我实在爱读书。任职工厂时所赚的工资，大部分就用来买书。我在工厂的工作做得很认真很好，但朋友却不多，原因是自己看书、也看电影，这种生活内容与工友有点格格不入。于是，我更加积极思索，那该怎办呢？而且开始问，人生究竟有甚么意义？我八、九岁就思考人生问题。青春期甚至多次想过自杀。
有一次我回泉州老家，一位舅舅告诉我广州暨南大学很优待港澳生，又不用考政治科，假如想升学，是个不错的考虑。这位舅舅比较好学，平日多读书，他读过不少俄国小说，可是人有点孤僻，现在想来，我倒发现自己有点像他（笑）。就是这位舅舅向我指示了一条出路。那年，我十七八岁。
而读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学好英文。于是我报夜校读英文，很勤力地学习、很勤力地查字典，一切由ABC开始。很奇怪，我从第一堂开始就感到很得心应手，一路地读上去，英文有很大进步。因为想读大学，花两三年时间把英文学好是我的短期目标，这人生目标令青春期的问题被转移视线从而得以缓解。
□ ：接下来想问的是，你是香港作家，但又比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多了一层来自中国大陆的经验。你在一篇文章里谈过，有关“性格形成期”对写作的影响；我现在用你自己的字眼来问你，对你来说，你的“性格形成期”、以至“文学性格”形成过程中，中国大陆与香港，哪一边对你影响更大？
○ ：是两边都有影响，而且交叉式相互作用。我在大陆从小学开始便很喜欢读书，尤其是中文。记得当年一有阅读能力之后，课本一发下来我就赶紧啃读。家中阁楼的旧书也给我翻遍，如冰心、老舍的文字就在阁楼旧书堆中读到。当然，那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名家。可以说，在大陆阶段，自己已打下比较好的语文基础，这对将来的写作有一定帮助。
来香港的阶段，是文学品味及修养的培养期，正如你所说是“文学性格”的形成期。在香港可以读到很多大陆没有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来到香港又读多种文学史，当中如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我以它为“老师”；书中说好的作品我都照单全收，按它开出的书目买书，钱不够，就省吃俭用去买。我在香港恶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香港又是个杂志报章特别多的地方，那时香港可以买到的杂志、以及文学杂志，我一有钱便全买来看，杂志方面如《南北极》、《抖擞》、《明报月刊》、夏志清办的《知识分子》都买来看过，报纸则每天买四五份。
此外，香港也很容易读到台湾文学，如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等，都在尝试写作之前于香港读到。
□ ：那就是说，香港在你的文学性格形成期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喜欢这城市吗？
○ ：很多人对这城市的感觉是又爱又恨，我比较无爱无恨。
移民当中，经常会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来了就投入新生活，为自己打造不同于从前的人生；另一些则虽然人是来了，心态上却对香港生活不屑一顾。我二十五岁之前是后者，对香港有点不关心、不屑一顾。而即使到现在，我也对香港的政治不感兴趣，但我关心香港文学。
对中国也由最初很怀念、很想念故乡而变为无爱无恨。事实上，假如我算得上是有点事业的话，香港是个开始，我不可能“不喜欢”香港；只是，也真的谈不上“很喜欢”。对大陆也有相类似的感情，无爱无恨，不知道这是不是移民奇怪的心态。那是因为你的根没有了，你浮着，你在乎的，是写作，而所写的东西也没有很重的地方感。
翻译工作我也两岸三地都接。我作家身份的地域性也在重迭中可以互换，大陆把我当成大陆诗人，香港把我当成香港诗人，但也有人把我当成大陆作家，也有人认为我当然是香港作家；而确实又有大陆朋友把我当成香港作家，有香港朋友把我当成是大陆作家。这些情况在编选集时便会突显。
由二十岁到二十二岁读了两年英文，基本上已达大陆高中水平，可以考大学了。大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有趣地，那时考大学的身份是港澳生。我是在暨大读书时遇上写诗的朋友。而写作，由大陆开始，并在校内搞地下诗刊。写诗，并不是在香港开始。
（印象中，黄灿然与另一位嘉宾许迪锵，这几年都没有被媒体访问。没有被访问，不表示他们不接受访问，他们不至于那么忙，也没有那么封闭。话题一打开，他们都非常友善、健谈。大概，他们都属于扎扎实实的那种人，已习惯了起哄、找话题的传媒、以至管文学范畴的传媒，对这种被访者可能没有多大兴趣。
这一天，一个小时的访谈，事前已让他知道打算环绕的话题，一开咪之后，黄灿然滔滔不绝，看得出来，他谈得很高兴。其实，在咪高峰之外，我们谈了更多，都跟创作、生活有关。他对于怎样去生活、尤其是谋生，谋生之外，怎样安排写诗和翻译的时间，有好多好多意见。对又要谋生又要翻译及写作的生活，他投入，而且机敏地用他的方法来享受，不无疲累，却言谈间没有怨言。的确没有甚么好怨的，生活如此其实很好。）
□ ：让我们把话题拉到当下吧，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你在报馆工作，令你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作息时间。
○ ：现在是下午五时多回报馆工作，一直至凌晨十二点下班。以前是晚上七、八时上班，凌晨一两点下班。下班后是睡不着的，于是从前习惯了吃完夜宵之后，又工作至早上五六点，之后才睡眠，至下午两三点才起来。
曾有一段时间受影响之下没有日光便睡不着，而且怕暗，周围暗黑反而睡不着。
我一天工作十多小时，身体曾因而出大问题。
现在懂得调节生活，下班回去就听古典音乐，三点睡到五点半之后，就带同小狗外出晨运爬山。现在我采用分段式工作，业余工作每个时段会让自己不超过两小时。总括而言，已习惯了一天加起来睡不到七个钟。而且很奇怪，多睡了反而不舒服，像最近因感冒而多睡了，醒时反而头昏脑胀。好了，这下可就死了想多睡的心结（笑），不羡慕可以多睡的人了。
□ ：刚才你提到的那种生活方式、作息时间，恰恰好与一般人相反，这样，会不会影响你与其他人交往，令你把白己封闭起来。
○ ：应该说，这样的生活对约朋友，例如今天做访问确是有影响，需要一番安排。只是，于我个人而言，倒觉得自己的时间反而变得相当充裕。你想想看，香港人相信大多都没有我那种时间上的奢侈，一如刚才所说，我有两小时听古典音乐，两小时爬山。我这种颠倒了的生活方式，确保了自己的空间，空闲时间反而骤增。因为应酬少了，工作变得特别有效率。
我因为在中港两地生活过，两地加起来，朋友可以相当多。假如有时间四处跑是一种诱惑，可能会令我花时间见朋友、推销自己的东西，而不沉潜下来，好好地干点实事。因此，现在的生活方式令我减少应酬，好好写作，好好翻译，倒也不是坏事。
至于人生封不封闭的问题，我有很奇怪的想法，认为对我来说，三十五岁前已是半生，甚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譬如说，我成长于只有十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十多年过去，在小镇读中学，之后去香港。头尾加起来在香港也二十多年，在香港我住过木屋，又曾在工厂工作，然后又因为读大学在开放发展后的广州待了几年，……彷佛是甚么层次的生活也体验过。而我这个人举一反三的能力还算是不错的。于是生活体验彷佛在三十五岁前已尝遍，再体验也只不过是重复，意义不大。而前半生很丰富的生活经验，彷佛于我的写作已很够用。
有时常想，我的下半生也许就是这样地比较安静地写作及翻译，倒也不是坏事。而假如应酬太多，是时间上的一种浪费；而才华这回事，即使有，也会因为应酬太多而耗尽。更何况翻译对中英文的要求很高，要不断磨练。
（从访问中我们知道，黄灿然是个很用功的人，一天十多小时在工作。在他的诗歌里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展现对谋生求存的挣扎与惶惑，那他究竟是惶惑些甚么呢？就是不希望被平凡和庸碌的生活吞噬。以下是《关于婚姻生活的叙述》及《回忆》的片段。）
□ ：作为一个写作人，我自己有过一些遇上关口的经历，那就是觉得写滑了，连写出来是甚么效果也在预计之中。此时，我会停下来，叫自己搁一搁，先不急于动笔。我把类似的考虑叫做“关口”，你说这几年很安静的工作、看书及翻译，那写诗呢？现阶段在写诗方面有没有一些到关口的感觉，抑或你一直都写得很顺。
○ ：关口的感觉不但有，而且非常多。因为诗像一个加速器，进入状态时，诗创作会令你的生活改变得非常快，是加速，我几乎是两三年就一变。是自己各方面都在变化，催着你变化。
而我觉得自己的大变正好发生在三十五岁。在大变后回望过去，又会觉得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小变而已。按《圣经》的说法，人生七十岁。但丁认为人生如拱门，顶点是三十五岁。我的转折点确是三十五岁，更妙的是我恰好就是在三十五岁这年读但丁的《神曲》。我说的三十五岁时的大变，是那时整个人彷佛对人生都看得很清楚了，而艺术上的修养又有彻悟般的明了，到达一种融会贯通的境界。
你可以说这是关口，因为你本人会有很多变化。现在写作不会只写“自己才感受到”的东西，会写一些自己感受到、别人也感受到，只是别人不懂得说清楚的事情。诗人不应该只是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他变成一个media（媒介），传达一些个人以外的感受。
□ ：你说的话刚好印证了你诗歌创作在取材上的变化，因为在三十五岁后的一批诗作，家庭及妻女再没有以很“私人化”的形象入文。
○ ：家庭这东西如在后来的作品中再出现，已不是很个人的家庭，是把它当成是与其它家庭也相同的一个题材来处理。意义就不同了。可以说，前期是一种很Private私人的感情，现在再处理家庭，是大众的家庭，里面所面对的，是其它人也面对的矛盾、幻灭，以及实在生活中的苦与乐。
（黄灿然的诗风的确不断在变，以下是他的一首力作《哀歌》中的片段。与之前的两首诗歌相比，《哀歌》更加凝练，形象更加鲜明。）
□ ：以下想问翻译方面的问题，你正职做新闻翻译，业余翻译诗歌、小说、评论等，可以说一下几者在翻译上的分别吗？
○ ：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当然是要准确了，不可能译错。先谈新闻翻译吧，新闻翻译首要任务是快，而快与准确是有冲突的，于是新闻翻译只需要意义上准确，不必死死地完全忠于原文，有时我会在翻译过程中删删改改，主要是新闻有连续报道的问题，重复的地方就要在翻译时删去。
至于文学翻译，如小说，我会要求一看便懂；评论文章则相反，有时甚至让文字欧化一点，以保留某些雄辩、风格。至于诗呢，因为我是诗人，译起来多了些主动性，有时会该直译的直译，哪怕译出来会比较欧化；有时我倒会改它一下，有意地来点小小的背叛，令它译出来的效果更有诗意。
小说就不同了，例如译哈金与鲁西迪的作品。译哈金的经验有点特别，第一，他是中国作家，写的也是中国题材，只是他用英文写作而已。第二，哈金本人也懂中文。于是在做哈金的台湾版翻译时，最初想把它译得中国化一点，甚至有成语。谁知道出乎意料之外，哈金反而要求不必译得太典雅、太汉语化，有四字成语也要拆开来用。个别情况则大家有商有量地互相交换对中文用字的意见。
我喜欢不太汉化式的翻译，不想文风太古，反而希望翻译时在现代汉语中求变。甚至在流畅的基本要求下不避欧化。
□ ：诗与翻译，喜欢哪一种多一点。
○ ：很难说喜欢哪一种更多一些。反正，翻译是现在最多做的，也没有不喜欢的感觉。翻译对我来说是扎扎实实、非常好的一份工作。翻译会尽用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令我坐下来看看电视也觉得是罪过。
至于创作，不是你想写就写得出来的，你要守，有时候守一首诗的出现，要等上一整年，而在等的过程中，最好就扎实沉潜地做点翻译。保持不断有工作，会令创作要来的时候不必重新“进入状态”。我让自己不断有工作，像船一样，没有停息地把客人载到对岸去。
总结
听黄灿然说自己，你会觉得他对甚么问题也彷佛胸有成竹，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在他的答问中，没有太多的犹豫。而且语气之间有点老成，才四十岁上下，彷佛生活的种种他都已经经历过，对未来也充满蛮有信心的规划。
这样的一个黄灿然，只要你认识他，你会知道，这些话，是出自一个默默地，自我探寻者的口中，他今天稍有成就的一切，靠的不是外在的应酬和关系，是自我的不断更新。像这样的人，说出这样语气的说话，也未尝不可吧。他的那份自信，背后有他真诚、因探索而有所得的满心喜悦。
访问后我跟黄灿然说，对真正的创作人来说，四十岁可能才是个开始。好呀，这个访问，就当是他迈向另一阶段的记录。
几年或十年之后，把他在访问中说过的一些话、对自己的一些期望拿出来重温，且又看看，他已经走了多远。
2005年1月20日整理
原载《香港文学》2005年8月总第2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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