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旗
一九八六年的成都，中国诗歌正在此经历繁花似锦的一幕。流派纷呈，春风化雨，一个新的抒情组织已在四川大学以“白夜”和“秋天”的旋律集中。这一年，潘家柱考上川大中文系美学专业研究生，付维也来川大进修，向以鲜——一位眼睛总是浸满泪水的诗人在川大古籍所工作，孙文波——成都当时唯一的抒情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很快孙文波、潘家柱、付维、向以鲜合办了一个杂志《红旗》（红旗即抒情，即血染的风釆……）。这个只出了几期的油印杂志引起了一定的注目，这些诗即使现在读来仍有相当价值，它忠实地记录了一群正值青春的诗人怎样渡过青春的险境：孙文波在《1987》中,“他整日关起门窗独自痛定思痛”以及在《午夜的广场》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命运献出了青春，爱情和热血。赵野在继续经历青春的“超我”；“要知道伟大的风暴中，这一切多么琐屑。”潘家柱以赤子之心歌唱到：“人啊，我的兄弟/你怎能抛下你的生活／一匹棕红的小马/也会在夕阳下回家／人的孩子啊/你怎能长大”，并在《痛饮一月》中表达了他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让几个仁人志士大显身手。”青春的巨痛在郑单衣身上变成无数莫名的敌人，在“又一个春天”里他“使这埋葬着死者的星球晕眩、厌倦并在肉体的堤岸上大肆吞食又一个春天”，接着他晦涩的波德莱尔式的青春在凶猛地进入“日子”，“日子咬牙切齿，出出进进/日子深入人心/看守着血、看守着骨头，/而死去的是你，在另一些日子里。”付维的青春在温婉中进入“晚风送来静谧和芬芳/一片古典的光挥，我俩喃喃细语”，他以他特有的温柔低声轻唱（就像他所热爱的宋朝诗人周邦彦那样满怀温润幸福的力量)：他赋予诗必要的优美和安宁，他的幻想也是柔和的(疼痛遥遥无期或排斥于他安详的内心之外)“更美更长寿的动物在遥远的森林梦游，就这样，我承担了你悲剧的一天”（《故事》)。
“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川诗坛最早的局面是这样展开的：重庆作为一个悲剧城市是抒情的，成都作为一个喜剧城市是反抒情的。红旗派的诗人大部份来自重庆这个“悲剧”的故乡，他们把沉重的抒情血泪洒向成都这个喜剧之都(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优闲)。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
一年之后，“红旗”三剑客向三个方向分散出去：潘家柱汇入石光华、宋炜、万夏的“汉诗”；付维和钟山，郑单衣在89年后进入超现实主义的抒情劳动，创办《写作间》；孙文波与萧开愚、欧阳江河一道也在八九年之后从事知识份子式的理性“反对”和提倡中年写作的“九O年代”。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
2．汉诗
“汉诗”（它的前身是整体主义、其实质同出—辄)这个美丽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诗意和一个诱人的中国神话。八九年之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又再一次体现这个名字（虽然加上“现代”二字)经久的魅力。
一九八六年三个诗人(石光华、宋炜、万夏)凭借成都的古风，本着孔子“吾从周”的精神正致力于为古老的汉诗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一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创刊，开篇是石光华写的“汉诗自序”，序言结尾这样写道：“诗人是人类对宇宙的最完美的显示。中国诗人体味到了这种幸福。禀赋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超越、更新、创造，将自身投入整体的生命循环之中，以中国人的综合性直觉和明澈的领悟力，揭示着人类新的存在和意义，那么，这一代诗人是人类可以期待和信任的。”这时“汉诗”已给了我们一个清澈的外貌和内心。文如其人，石光华在更详细的“整体原则”中为我们坦开了他关于汉诗的意见：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无论怎样标新立异，都需要一个无法抛弃的广大的传统背景，这个背景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气”(语言之气)或天人合一(语言合谐)，而今天这种“气”或“天人合一”被称之为诗应来之汉语、焕发于汉语、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所有当代的汉语诗歌的实验都应在这个“整体原则”下展开。汉诗的方向或“整体”诗歌方向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方向，它的视野包括从古代生活一直到当代生活，唯一的限定是一切大胆尝试只在“汉族文化和场景”这—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正确的限制，符合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理(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有遵守这个限制才能使我们同西方强权文化(即所谓强加于我们的“世界诗歌”)保持相对的距离，即给予敬意又不一味盲从。
汉诗是一个符合中国精神的，稳重的提法，即富灵感又富建设性，经过了严格的深思熟虑。汉诗的出现在八○年代中期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一气贯通。自改革以来，西方文化长驱直入，轻松冲洗大多数中国青年诗人的头脑。“汉诗”诗人第一次以“整体”的形象自觉地抵制了这种外来的西式诗歌“催肥剂”。这一可贵的抵抗行为使我想到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他俩一生都在孤独中捍卫日本精神，是日本古风空前绝后的传人。而名躁一时的《金阁寺》作者，三岛由纪夫却不能代表日本灵魂。虽然他以日本传统方式切腹自杀，但他更多的一面仅仅是一个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者在日本的翻版，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西洋的杂质，而谷崎和川端才是日本美学的纯正代表。他们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在二十世纪的今天重现了《枕草子》的光辉——“往昔徒然空消逝……。人之年龄。春、夏、秋，冬。”
汉诗的理想也是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王国维、苏曼殊、辜鸿名、柳亚子的理想。有关这一理想在石光华一则极短的自述中可以玩味至深：“石光华，男，四川成都人，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生。除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外，就在读书、教书和做书生意中打发了三五年的日子。写了十余年的诗，也写了一些零散的文章，自觉均不成气候。只是觉得写诗是中国文人的一件平常事，写得多些好些就算诗人，次一些就只是爱诗的人。”
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国文人自画像，行文淡泊宁静、气韵悠长，尤其是“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这一句汉风熠熠，深入堂奥。自述颇有张岱写《柳敬亭说书》一文之风骨，我仿佛初逢汉字的惊喜一样，在此初逢“深巷”和“务农”的灵气。汉字能做到如此古为今用，也是今日中国文人的福气了。写诗属于文人的修行日课，中国文人应以平常心对待之，
在“汉诗”诗人中最为夺目的是对诗歌的始终持某种比较保守(或过时)的看法的宋渠、宋炜，他们在诗歌中活命，与传统为伴，除此无大事。他们在《户内的诗歌和迷信》及《戌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这二篇组诗中,成为“汉诗”派当之无愧的绝代双骄，他们在守旧中走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极端，走向“中药”和“迷信”的极端，活着并无碍。
潘家柱对诗持有一种更古典和素朴的看法。我同他、万夏、宋炜有一些交往，八○年代中后期我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日夜浸淫在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氛裹，他们对汉诗江湖的美好梦想，对古代美女、剑侠、书生、乡绅的偏爱使他们保留了并洋溢了汉族文人的传统品质。在一个全面消逝的古老中国的今天，他们的歌染上了古中求新的挽歌色彩。被宋炜称为“小旋风柴进”的潘家柱此时已离开“红旗”（“红旗”已不存在)深入“汉诗”，进入“美丽的汉人生活时期”（或仗剑或负籍远游的时期）。
世界早就是旧的，犹如天长地久的茶、兰花、鱼、蔬菜、竹、磁器、酒、丝绸，亡城、易经与算命术，甚至精忠报国、节义之道……汉风犹存，诗人欣慰，旧瓶新酒，借以还魂。
3．写作间
“写作间”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已点明主题——劳动。“男儿的事业本该昼夜不停”，“劳动”成为浮土德精神，劳动之美成为世界之美。“红旗”之后，付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流派和运动必然带来原则和教条，教条下面难得有持久如一的诗，诗勿需任何教条来规定。”这位最初热爱圣琼、佩斯的抒情诗人，这位写出《回忆乌鲁木齐》、《云贵高原》《阿坝之行》一系列在风景中感悟神恩的歌吟者，这位只要情绪紧张就会梦见考试或教学的漂亮男孩在一九八九年与另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钟山创办了一个杂志《写作间》——继“红旗”之后更为成熟的—个提倡忘我劳动的超现实主义写作车间，强调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世界主题，这份杂志不以流派或运动为推动，没有任何宣言来统一选编的诗歌的规格和型号，当然更谈不上口号，规则和教条了。诗篇被客观平和地放在一册里（包括外国诗人的译作），不像通常的排列，中国诗人放在一起；其他语种的诗之译文则放于书尾。因为选编者付维、钟山认为深谙诗歌鉴赏之道的高手可以逐一品评，如侥幸读到值得传颂的诗，那心灵的劳动就得到了酬报。
《写作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出了两期，但我亦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诗篇和文章引入注意，尤其是付维所写《诗人周邦彦》一文,文采和见解让我至今读来惊喜万分、望而却步。据我所知读过此文的人无一不击节赞叹："妙文不可多得。"钟山也写出他难得的声音《致秋天》.温恕，我一直长期关注的诗人是“写作间”供献出的一颗诗歌之星（三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他初露的光芒)。
“写作间”不是一个流派，没有明确的主义，也并不立志于掀起一个运动。但他们仍是有迹可寻的：从风景到抒情到玄想到超现实主义之梦到时代之诗；最终落到最朴实的一点——劳动。正如付维自己所说：“诗歌的里程碑直到丰碑都不是由主义和流派来完成的。绝对是一首一首超凡之诗，甚至几个具体诗人的名字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相信进入选本的诗人，而不相信进入文学史的人。”
4．反对及九○年代
诗人孙文波如今已成为一名独树一帜的诗人了。他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终有所收获。正如付维听说：“他身上体现了多种美德：劳动是一种美德，成功是一种美德。他在比他年龄大或者小的诗人面前都像一位兄长，都能保持雅量和宽怀。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但同时又赋之以艰苦的劳动来使自信能够名符其实。他最终将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作出贡献。”他最初作为“红旗”抒情诗的发起人抒情的偏爱一直持续到八八年。八九年是他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同萧开愚、欧阳江河创办了《反对》杂志，及一年结集一本的《九十年代》。“反对”作为文学革命的永恒话题，“反对”诗人正以这一“反对”形象实践着这一永恒的话题。
“反对”诗人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萧开愚语）特征反对了诗歌中的抒情品质，努力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他们祟尚知识、热爱阅读，关注世界文学的最新动态。知识份子精神或知识份子身份是他们诗歌中强调的重要核心。他们以罗兰•巴尔特或福科为理论武器重新检讨文学并消解抒情的权势（按照巴尔特说法这种抒情话语的权势是不纯洁的，他们赞同这一观点），以达到另一神话——“反对”神话或“中年”神话。孙文波顺利结束了“红旗”的青春，进入安之若素的中年，大量的“现实”进入他的《散步》、《还乡》、《地图上的旅行》以及最近的《新闻图片》,这种"现实"的运用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特有的现实意义，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反对”的语言策略在此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孙文波及“反对”诗人在九○年代向远方的德里达(Derrida)，拉康(J.Lacan)、巴塞尔姆作出快速而必要的致敬。他们的作品里回响着这些解构大师的声音，而我的作品仍回响着陈旧的象征主义的声音（甚至浪漫主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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