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人专访：第N次诗歌浪潮 | 张后访谈尚仲敏

第三代诗人专访：第N次诗歌浪潮
一一《访谈家》主编张后访谈诗人尚仲敏

写在前面

众所周知，“第三代诗人”的最初提法始于1982年，出自于四川，很快这股浪潮度卷全国，各种流派纷纷揭竿而起，由此表现为南京“他们”，上海“海上诗群”，四川“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等诗歌派别，最终，瓜熟蒂落于1986-1988年诗歌大展“红皮书”。

那年代真可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几乎人手一册，“第三代诗人”采用象征主义、黑色幽默、意象派等手法把物像进行机械化的组装，使诗变得扑朔迷离，波谲云诡，让中国诗歌一时之间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巅峰。他们创造了一个诗歌的辉煌时代，“第三代诗人”在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时光荏苒，岁月静好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四十余年过去了。创造了那个时代的“第三代诗人”们的当下，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他们在这近半个世纪里的起起伏伏，又是如何在大时代变迁中用个体视角表达与命运的相撞相生。对于这些个体性的关照，相信仍是许多跨世代的读者所关心关注的，并能与之所共鸣。

于是，《访谈家》得到大凉山“一头牛诗会”参与者韩东、杨黎、吉木狼格、何小竹、尚仲敏、周亚平等“第三代诗人”的大力支持，就此开展“第三代诗人”专访工作，管窥世代风貌，独具风骚百年。

——《访谈家》主编张后（2025年5月15日）

诗人尚仲敏这些年的诗风有着根本的变化，变得
更加的炉火纯青，持重老辣。
他的诗从日常生活的当下现场和细节、情节以及事件中撷取
一点、一瞬、一瞥的发现和感悟，并
注入“尚氏怪坏”诗技，成就不一样的诗体。

第N次诗歌浪潮
一一《访谈家》主编张后访谈诗人尚仲敏

诗人尚仲敏肖像（2022年）

张后：《大学生诗报》一共办了多少期？同仁都有谁？

尚仲敏：其实《大学生诗报》只办了二期，第一期纯属地方性小报，是带着官腔的，有点类似校团委的会刊，或者《星星》诗刊的副刊，和我没有多大关系。第二期由我主编，版面上，改版为对开大报；内容上，面向全国各大高校约稿，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有影响力的大学生诗人（包括于坚、韩东、柏桦、张枣、丁当、张小波、潘洗尘、苏历铭、封新成、梁晓明、陈寅、陆忆敏等等）。

当然，只靠一个人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大学生诗报》第二期能顺利出版，有几个人至关重要，他们是燕晓冬、张建明、王琪博，后来何房子、夏阳、卢泽明也加入进来了。特别是燕晓冬，没有他一切无从谈起。值得说明的是，该报用大半个版面刊出的《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谈“大学生诗派”》一文，由我执笔，我和燕晓冬共同署名，因为其理论架构，是我和燕晓冬共同探讨的结果。没有燕晓冬，也不会有这篇文章。

尚仲敏和杨黎徐敬亚王小妮孙文波在深圳（2016年）

张后：您认为写作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尚仲敏：我不太清楚什么是写作经验，是写得多还是写得时间长？有的人出版了很多本诗集、写了几十年，你记不住他们的一句诗。旷日持久的辛勤写作，到头来完全是无效的。这很残酷，但没有办法。我曾在一首诗里写过这种诗人，说“诗歌耽误了他们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经验是个伪命题，大多数优秀诗人或者说天才诗人，都是横空出世的，或者说，都是突如其来的，和经验无关。经验有时甚至是有害的，是僵化平庸的说辞。我接触过不少年轻诗人，他们叫我老师或前辈，我说诗歌哪有什么老师，更没有前辈。看年轻人的诗，我的姿态从来都是平起平坐的，诗歌不分男女老少，也就是说，诗歌没有性别，没有大小。

至于想象，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东西。市面上大量的诗歌，都是想象力的产物。天下苦想象力久矣。我今天刚好在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他被誉为西方最后一位现代派大师，据说一年只写三首诗，有一首诗写了七年才完成。“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桥，一只飞跃死亡的巨大铁鸟”……这是他的名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把想象力用到了极致？但我读起来无感。想象力给写作至少带来了两个坏处，一是把写诗变成制作诗，把诗人变成匠人。在一大堆词藻和概念里苦心经营、反复修改（我的诗从不修改，哪怕写得粗糙，但它们永远是即时的，是此刻的），寻找出其不意的关联和组合，写诗成了苦差事，所以才有上述所说，一首诗要写七年；二是诗人彻底脱离诗歌的现场，脱离诗人自身。看看多少靠想象力写作的诗人，在他们的诗里，你看不到他们自己。不诚实、不老实、虚伪油滑，是这类诗歌的共同特征。这类书斋里的写作，忽视了现实中有无穷无尽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写出来就是诗。

张后：有文章称您“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同朦胧诗有一些瓜葛，接受朦胧诗的现象、状态”，我怎么觉得从您的诗歌实践来看，一开始就不是一码事呢？

尚仲敏：我和朦胧诗从无瓜葛，更谈不上什么传承。有人之所以那样认为，可能是我早期的诗歌，有更多的抒情意味，有点像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我从一开始就不排斥抒情，能抒情多好啊。写凡人和写自己，是我始终如一的写作立场。想想看，我们一生要经历多少事情？要有多少喜怒哀乐？要遇到多少人（包括好人和坏人）？这里面有太多的情可以抒。抒情的同时又要消解抒情，这是一门学问，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两杆大烟枪”，尚仲敏和张小波在北京参加橡皮跨年诗会（2015年）

张后：您在哪里出生的？故乡和童年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尚仲敏：我应该是196#年出生的，那是一个混乱、没有章法的年代，身份证上的年月日不一定准确，当年为了考军校，好像改大了年龄，这不重要。我的故乡是河南省灵宝县，整个童年都待在这里。灵宝县最初是划给陕西的，离西安很近，我们那里的方言是陕西话而不是河南话。（这也是我和陕西诗人容易彼此认同和欣赏的原因之一）。灵宝县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三国时期的很多战役，都是在这里打的。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在这里写的（他们说的）。另外，这里盛产黄金，却并不富裕（黄金去哪了）。贫穷和苦难贯穿了我的童年，却造就了我乐观向上的性格。我不会甚至反感卖弄苦难。所谓的卖惨，就是乞怜，毫无用处。童年的经历恰恰构成了我诗歌中的幽默基因，我始终认为，幽默绝非来自欢乐，幽默一定是来自苦难。对付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幽默（或自嘲），否则还能怎么办呢？

每一个诗人的诗里，都有童年的影子。人一生就这么荒诞，我们徒劳地坚持写作，不过是想回到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张后：杨黎一直倡导“废话”写作，言必称“说话就是写诗”，您认同他吗？诗如果真的只属于自己的事了，那什么是您的事呢？

尚仲敏：我肯定认同杨黎的“说话就是写诗”。民间的三大阵营，杨黎的“废话”、伊沙的“新诗典”、沈浩波的“磨铁”，我都认同。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一伙的，虽然我不一定非要和他们写一样的诗。

杨黎说写诗是只属于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一句真理又是什么？你反过来问什么是属于我的事情，那就太多啦。我活在事情当中，在事情中寻找快乐和诗意。快乐总是很短，爱情不是更短吗？所以我的诗也就很短（我的长诗都是由短诗构成的）。回到开始的话题，杨黎说“说话就是写诗”，我想起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致杨黎》，里面有一句：“杨黎，你写出来就是诗”。

尚仲敏和潘洗尘梁平在成都，给潘洗尘过生日（2018年）

张后：您二十年后来了个“大反转”，又重归诗歌道路，是出于“改邪归正”呢？还是“迷途知返”？

尚仲敏：我在九十年代初下海经商，不再写诗，绝非出于自愿。而是我觉得，八十年代一终结，属于诗歌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歌唱或者沉默，这一切多么徒劳”，这是我写给海子的诗里的一句话，是我当时心境的真实表达。其实当年的绝大多数诗人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了诗歌。杨黎、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办了个公司，李亚伟、万夏、张小波、石光华、柏桦、刘太亨、马松做了出版商，等等，不一一列举。很多年后，都或早或晚回到了诗歌。我不过是其中一员，不存在“迷途知返”或“改邪归正”（这两个成语好可怕）。诗歌已经成了体内的基因，短暂的或漫长的离开，也都只是物理上的离开，该回来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拦。

张后：是否还记您的处女作？如果和二十年后重返诗坛创作的第一首诗歌对比一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

尚仲敏：我读高中时，在阅报栏里看到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不觉得写诗有什么好。大一时，受同班同学杨尚鸿影响，开始关心诗歌。他给我说，写诗要押韵，但我没有听他的。那时我酷爱足球，每天放学都要去操场练球，有一天大雨，我冒雨踢了一两个小时，回到寝室，全身都湿透了，突然想到写诗，就写了我的所谓的处女作《足球，我的上帝，我的伴侣》，被学长李元胜发表在系里的黑板报上，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大帮诗歌爱好者，就这样开始写诗。（诗歌离不开群体和帮派，起码可以相互激发）。这首处女作，至今我没有保存，发表它的黑板，也早已不知去向。不过我依稀记得，当时的语言逻辑来自陕西方言，和我后来的写作并无二致。二零一三年我重新开始写诗，写的第一首诗好像是《大侠》，是写给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任黎明（网名下水道，是网络大咖）的，他很酷，像一个大侠。我这样调侃他：你的手很冷，你的心很冷，你的剑很冷，后来你被冷死了。

前后比较，除了语气（气场）上的一脉相承之外，有人说我后期的诗更像段子。段子有什么不好？（其实网上有些段子就来自我的诗）。当然，我还有大量的诗绝不是“段子”就能够概括的。

2015年和丁当在成都

张后：时过经年，历史给了我们一次回顾的机会，我曾读过何小竹写过一篇十分衷恳而理性的评述文章，里面高屋建瓴地为“非非”进行了鼓与呼，他说“非非”其实是挽救了一个时代。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如果没有“非非”的出现，只能算做一场“改良派”式的运动，对传统的破坏只能是要么虚张声势，要么羞怯地一击，对新诗歌标准的建构也只能是止于修辞的层面，其运动的指向将会是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在更高层次上融入主流文化，其运动的形态也将会是平庸的一一就如同整个世界的“先锋”文学运动不曾有过“超现实主义”一样。而且，我还要说明的是，“非非主义”较之“超现实主义”更加远离“这一个”世界。换言之，“非非”为“这一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呼吸到一股新鲜的空气，这股新鲜的空气无疑迫使人们重新对世界进行“语义的”审视，而作为“非非”参与者之一，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思考及判断和追忆？

尚仲敏：我不太想写关于“非非”的回忆文章，回忆过去和忘掉过去，我更愿意选择后者。

毫无疑问我是“非非主义”的发起人之一，参与了“非非”策划和编务的全过程。当时的情况是，何小竹和吉木狼格在外地，周伦佑、蓝马、杨黎和我在成都，我们四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要么在我的单身宿舍，要么在蓝马和刘涛的家，偶尔也去杨黎和小安的家，喝酒、谈诗、争执，“非非”也就应运而生了。

尚仲敏（右1）和于坚韩东杨黎何小竹在丽江（2014年）

“非非”的最大功绩是构建了第三代诗歌的理论体系，并集中提供了诗歌写作的实践文本。第三代诗歌从“非非”开始，才变得清晰和强劲。它的革命性和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诗歌传统和主流文化的理性而非简单粗暴的反叛。

但与此同时，如果说“非非”结束了一个时代或开启了一个时代，那就有拔高之嫌。要知道，在“非非”前后和周围，南京的“他们”、四川的“莽汉”和“整体主义”、重庆的“大学生诗派”，包括全国各地的其他流派，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第三代诗歌贡献了大量的杰出作品和诗歌实践。

2022年和李亚伟（左1）二毛在成都

张后：您曾经犀利地论述过“所谓的民间诗人比体制内诗人更平庸。有些甚至是被体制内抛弃和鄙视的闲杂人等，在冒充民间诗人”，“不是我读了五本书，你读了十本书，你就是知识分子？”我心中不由一乐，我虽然明白您所说的意思，但我还是想打破砂锅问到底，请您来说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民间诗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才好玩呢？

尚仲敏：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划分很有意思。九十年代于坚和沈浩波搞的“盘峰论争”，已经把这个话题说得很清楚了。我是缺席者，后来才略知一二。就目前来看，仍然存在这两大阵营。对各自阵营中的有些人，我的确提出过批评，世界之大，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如果让我站队的话，我一定站在“民间写作”一边。要说“知识”，我所了解的一些民间诗人，阅读量或者说读过的书，绝不少于所谓的知识分子诗人。

“知识分子写作”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我在前面说的，靠想象力写作，像火星人，不食人间烟火，不是我们地球人，一副很有文化的样子，让人害怕。同时我也要说，“知识分子写作”阵营里面，也有我特别喜欢的诗人，像柏桦、臧棣等等。另外，不知道“体制内写作”算不算“知识分子写作”？《诗潮》诗刊的刘川，还有其他一些编辑官刊的诗人，他们虽然在体制内，但也写出了很多好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高阅读面和自身格局，不能画地为牢。我还要告诫个别诗歌批评家，犀利是一回事，但不能极端，极端的后果是疯狂和神经病。

至于我说的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那和诗歌无关，是另外一个话题。

最后我想善意提醒“民间写作”的有些朋友，不要在没有诗的地方非要写出诗，有时候不写诗才是对诗歌的最大贡献。

尚仲敏和张小波张元在北京（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