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盛传朱文正在准备第三部电影的消息被朱文本人无情的否决了：“那些南京的老哥们和我有一段时间没联系，有时不免道听途说，就把风声当雨声，就出了这么一条假消息，还放在‘他们文学网’首页上，其实没那回事。”这些假消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观众的心理：出手不凡的朱文确实让人期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触电”给第六代导演写剧本开始，到《海鲜》和《云的南方》两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在国际国内电影节上大获成功，让朱文初尝成功人士的味道，短短的几年时间，朱文这个名字已经跨越了小说圈，在更大的市场中赢得了声誉和口碑，而要知道，在拍《海鲜》之前，朱文从来没有玩过DV。这一近乎神话的奇迹让韩东、李红旗等圈中好友怦然心动，纷纷跟风，不是组建了电影工作室，就是已经拍出了实验性的DV短片；不是在拍电影，就是在前往拍电影的路上一路疾驰。
其实拍电影不得奖是件很难的事
河西：当时是怎么想到去用DV拍《海鲜》的？拍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技术性的困难？
朱文：《海鲜》是用DV拍了以后再转成35mm的一部作品。虽然拍《海鲜》之前我并没有拿DV拍过任何东西，看国内外的DV短片也看得特别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用DV去拍可能会更合适，也有人愿意投钱，就拍了。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就是当时的系统还是以胶片为主的，还得拿到国外去转胶，当时是去的澳大利亚，挺麻烦的。除了演员，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在忙活，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挺让人满意的，所以也算没瞎忙。
河西：当时花了多少钱？
朱文：花的挺多的，差不多有100万吧。光转胶的钱大概就有4、50万元。当时我就是拿35mm来拍都不需要这么多钱。
河西：一开始拍《海鲜》有没有想过后来会得奖，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增设的“当代电影”（Cinema of the Present）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的时候是不是特激动？
朱文：其实拍电影不得奖是很难的。如果你自信自己的作品有实力，就不要怕被埋没。和写作比起来，电影的世界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电影节奖项分配，拍电影成功的道路肯定要比写作来得宽广得多。那年，威尼斯电影节把《海鲜》选去，并且得了奖，我并没有没有特别激动，说实在的，我是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
河西：《海鲜》里没有音乐，在《云的南方》就请来了左小诅咒，《云的南方》是个比较内敛的电影，而左小诅咒又是个特别吵的人，怎么会考虑请他来做音乐？
朱文：《海鲜》里没有音乐，《云的南方》里其实也没有，只有开头和结尾的地方有两小段。这和我对音乐这种元素在电影中的位置的认识有关。我把声音都当成音乐来处理，而我对电影配乐没有太大的兴趣。左小诅咒做得不错，我对他很满意。他的音乐和《云的南方》的反差是比较大。《云的南方》是一部很内敛、慢热的电影，受过审查，表面比较光滑，要表达的东西都藏在背后，而左小诅咒的音乐可能会更粗糙，更原始，但是我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感觉的音乐来打破电影的光滑，构成某种影像的张力。
河西：有人批评说《云的南方》的影像暮气沉沉，你怎么看？
朱文：暮气沉沉吗？这可能是这些人还年轻，我已经老了（笑）。我希望每部电影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和特质，我不想重复我自己，虽然这可能会冒失去一些观众的危险。
河西：对李雪健的表演满意吗？
朱文：李雪健是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就一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当时这部片子的监制田壮壮很热心地就把剧本给了李雪健，李雪健看了以后特别喜欢这个本子，然后我们就有了非常愉快的合作。这得感谢田壮壮在其中牵线搭桥。从他在《巫山云雨》中做监制我们认识以来，他就一直在提携像我这样的年轻导演，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没有这么幸运和顺利。
河西：《海鲜》和《云的南方》有公映的机会吗？
朱文：《海鲜》是彻底没戏了。《云的南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有过公映，在央视六套中也有播出。
河西：你的电影都特别讲究结构，有很多叙事空缺或者叙事上的花招，这是否和你写小说的习惯有关？
朱文：电影是一种叙事艺术。我还是个比较传统的人，不管我在电影中怎么实验，我还是把它放在一个导演的叙事理想的范畴内来考量。对故事推进速度的把握，对人物、场景、镜头的控制，这些专业的角度是我首先要考虑清楚的问题。
河西：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活动的小说来写的？
朱文：我写的是电影，这和小说区别很大。尤其我以前写小说，现在写电影，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写小说依据的是对文字的语感，电影依据的则是对镜头的感觉，它们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载体。
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有些暮气沉沉了
河西：你现在住在北京吧？住在北京和住在南京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朱文：我是2001年搬到北京的。不过我在南京还有家，所以两头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住在南京的朋友太多了，北京比较清静，我和北京的文学圈比较没有接触和交往，所以可以过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生活。
河西：我知道你曾经组过摇滚乐队，当时你在乐队里是当主唱？还在牟森的戏剧里担任过角色，有没有可能以后在自己拍的电影中自导自演？
朱文：弹吉他那是大学时候的事了，也没有乐队的建制，就是几个爱好音乐的人在一起弹弹琴唱唱歌。参演牟森的话剧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我对演戏没有任何兴趣，可能是那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有些暮气沉沉了（笑）。
河西：谈谈韩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编民刊《他们》的话，你具体负责什么吗？
朱文：我最初认识的是“他们”的于小韦，他在南工（东南大学的前身）建筑系任教，我则是一名电力系的学生，但因为都写诗，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我毕业后也是“他们”的骨干。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停刊了，编了五期，原来那帮人已分崩离析，就得靠我们这样的新生力量。从第六期开始我们重新把它办起来，其实一直编到第十期，但最后一期没出来。当然，到编到第九期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差不多都成名了，成名之前没处发稿，需要这样一个阵地，到这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都已功成名就，再编下去也没有太多必要，何况当时“扫黄打非”的风声又那么紧。
河西：有人透露你刚辞职的时候常与韩东大白天坐在马路护栏上看过往的姑娘，然后互相询问，这些姑娘都到哪里去？有这回事吗？
朱文：那时可无聊，不像现在有很多娱乐活动。当时可不就能把这来当消遣？也不是刚辞职的时候，我现在有空也喜欢这样。但就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那么多汽车尾气、灰尘，真受不了，当时可没有那么多汽车。
河西：韩东刚辞职的时候一年只拿到90元钱，你刚辞职的那会是不是经济上也比较困难？
朱文：那是啊，肯定的嘛。主要是不习惯。对自己应该有多少钱才够心里没底。在一个卫生纸都由国家包的单位出来，每个月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时也感到很迷惘。
河西：那当时是为了写作的理想而辞职的吗？
朱文：我们之间就不要唱高调了（笑）。当时就觉得，人就这一辈子，人家怎么过，我也这么过，多傻逼啊。就是想过一种自己能够支配的生活，一种自由的生活。
阅读并不重要，读书不能增长知识
河西：1999年在成都开“电影与文学”研讨会的时候，杨黎一位出得起钱的朋友原来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你的《我爱美元》说，只要朱文能来，他就负责所有人的机票钱。写小说出名之后，是不是这种崇拜者也多了起来，有没有女性崇拜者给你写情书之类的？
朱文：我们那时不叫“粉丝”（笑）。我其实没什么崇拜者。看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裹在里面，有人站出来当面说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但如果不在里面，你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出名。
河西：王干谈到你的写作时说：“鲁羊写小说要一屋子书，韩东只要十几本书，而朱文一本书都不要”，你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吗？阅读对你的写作重要吗？
朱文：我不是天才，爱因斯坦是天才。我觉得这个问题关键是对“天才”这个词怎么理解，莫扎特是天才，天才确实有限。我对天才这个词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就不要混在里面丢人现眼了。关于阅读，我觉得阅读对写作不重要。读书不能增长知识，我是在本质意义上来说这句话的。
河西：你对现在的电影圈怎么看？
朱文：中国电影是一个禁锢最严重、开放最晚、限制最大的领域。我们面前有太多人为的障碍，做起事来，总有一条底线在我们面前摆着，你不能逾越它，大家都心知肚明地不去碰这条底线。这其实是很可悲的。
河西：还写诗吗？有没有写新的长篇小说的打算？
朱文：偶尔还写，现在主要还是写短篇，长篇的话需要全神贯注，我现在的状态写不了长篇。拍电影有个好处，就是花很长时间准备一部电影，没事干的时候也可以跟人说我在准备下一部电影，好像自己是有事干似的。
河西：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朱文：其实我这个人干的事特少，岁数大了，把几十年那些东西拿出来，整体上好像挺多。要是一天一天看就特别空，天天要打发也挺头大的。有时就运动运动。老吴（吴晨骏） 、毛焰他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死皮赖脸拽住他们去打网球，踢足球，现在大家各奔东西，只能自己玩。有人看见我老闲着，也会向我吼一句：“天天在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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