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刊《外遇》
1999年5月
深圳
编者按：本文写于二十六年前世纪之交，彼时作为新生代出场之七零诗人，今已年逾半百，然文中之论仍不过时。原标题《70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刊印于1999年5月《外遇》诗报“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蜀社未作删改。
70年代出生诗人的首要不幸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时代已经不再是诗歌的年代，跟“第三代”诗人相比较，无疑缺乏与之俱来的激情。商品经济从根本意义上促使了诗人身份的退隐，因而70年代出生诗人的写作已由不得已到平静地转入“地下”状态，这与以往津津乐道的“民间写作”不同，70年代出生诗人同样保持“民间写作”的姿态，并且不再为这样的“埋没”委屈，写作上的探索与极端必然被坚持着。我想说的是，70年代出生诗人恰好遭遇上时代的转型期，诗歌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贵族习性已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中褪失，除了诗人们内心尚被这种理想激励之外，已不可能再在现实的众人中掀起诗歌的浪潮。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70年代出生诗人所面临的写作背景：无背景、无意义，正是70年代出生诗人当下的境遇。
我这里所说的无背景、无意义同样包括70年代出生诗人的具体写作，即70年代出生诗人提供的文本及倾向，也是一片空白的存在。或许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找到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痕迹，他们并不能够逃脱被对照的命运，但他们的写作中呈现的自由（抑或散漫）和意识绝对前所未有。他们放纵着各自的文本，并不屑于有所表现。个性的出色写作对于他们已真正成为目标。我认为这并不表示70年代出生诗人已在这个时代中陷入无所事事和精神苍白状态，而是他们已由最初的不得已、不由自主到默认，乃至平静地接受了物化、时间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对各人的写作进行了平面化处理。他们反省到诗歌写作实际上并没有过多诸如荣耀以及虚妄这些附加性的东西存在，平心而论，就等于一项个人爱好的活动，跟消费的娱乐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当然，我这样去说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认定，并不排除尚有人热衷于理想乌托邦的追逐。我只是觉得，对于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实境遇来说，这样会更合理一些。
作为70年代出生诗人的一分子，我觉得我对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认识要比诗歌深刻得多，我也更在乎对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认识。我承认我永远也扮演不了圣徒的角色，这个时代也许会越来越不欢迎圣徒。诗歌在我的心灵世界中存在，与我可能世俗的生活互不影响。在我的接触与了解中，70年代出生诗人大抵有这样的感受。诗人身份的自愿、主动退隐，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70年代出生诗人的惯常态度，诗歌是客观的存在，在时代的转型中意味了一种诗歌心理的成长。
诗人身份的退隐直接导致了70年代出生诗人在写作上的沉默和不动声色。出于前面提到的无意义，70年代出生诗人并没有过多地耽于诗歌写作的祭奠和立誓，而更注重于生活经验和个人经验，强调真实的生活审判和自我审判。对生活的热爱和投入使70年代出生诗人摆脱了笼罩在他们头顶的诗歌亡灵阴影，直接找到自身的幻像，并大胆、笃信地认可自身。不容否认，70年代出生大多数诗人的写作经验有相当大成份来自诗歌亡灵的影响，尤其是来自“第三代”某些优秀诗人的影响。但他们显然不满足于追随在“第三代”的浪潮后嬉戏，而渴望掀起自己的浪潮，并渴望有自己的大师出现。前面说过，由于时代的商品经济转型及深入，新生代的诗歌冲击一般说来只能在小圈子内引起波澜，70年代出生诗人业已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新诗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两次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冲击，均是由小圈子的民间行为引发的。70年代出生诗人本身处于更民间化的状态，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默不作声或者大声叫嚣的写作魅力，肯定自己能够成为爆破手，坚信诗歌的大幕可以由他们自己亲手拉开，他们最终站在幕前（诗人的身份已经退隐），像观众一样目睹诗歌的出场。
我最先听到与“70年代出生”类同的提供是在1996年2月，南京的陈卫（1973年生）给我寄来了他们自印的刊物《黑蓝》，在封皮上公然打出“70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字样，发刊词中有一句话吸引了我：“太多的标准，使我们更情愿把对自身的认可首先还给自身。”当时对这个提法颇感兴趣的广西诗人戈鱼特意来信跟我谈及《黑蓝》，我在我的系列诗歌随笔《外省青年》中也涉及了《黑蓝》。但后来我一直没有和陈卫取得交流和联络，也因为个人接触的贫乏对外界的动作知觉不大。直到1998年10月《外遇》诗报总第三期出版前夕，潘漠子与我在交谈中提到70年代出生诗人业已有不少浮出水面，所呈现的锐气及敢变、反叛的胆识令人惊讶，又因为《外遇》同仁均为70年代出生，所以我们决定在总第四期推出一个“中国70后诗歌版图”专号。在第三期的《外遇》诗报上，我们打出了专号的消息及约稿。诗报寄出后，在北京的诗人石龙（1976年生）最先作出回应，他在打给我的电话中激动地谈及北京方面的设想和动作，说他们即将在清华大学举办“70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之声”诗歌朗诵会。不久就陆续收到了石龙寄来的朗诵会专辑及部分在京的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稿。接着，又收到西安王琪（1973年生）、黄海（1978年生）主编的报纸《七十年代》。当时在京的安徽诗人余怒也寄来了一批代约的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稿。桂林的诗人刘春（1974年生）数次来电话问及“中国70后诗歌版图”的组稿、出版事宜，并试图争取在他供职的《桂林晚报》副刊也推出一个7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专版。至此，关于70年代出生诗人的集结行动已势成水火，一触即发。在专号的筹集过程中，我又陆续收到了四川的曾蒙、内蒙古的赵卡（狼人）、浙江的李郁慈、福建的林忠成等我熟悉的70年代出生诗人寄来的作品，我为此暗暗感到喜悦和慰藉。遗憾的是，因为诸多方面的原因，专号编好后一拖再拖，迟迟难以付印。还有一点遗憾是，我心目中暗暗认可的70年代出生诗人姜涛、王艾、胡续冬、于贞志、阿翔、蒋浩等人的作品在这次专号中缺席。还有一些为我所知和不为我所知的诗人，也许他们的叫喊会是70年代出生诗人群体里的最强音，这次也只能失之交臂了！
这次专号，说是“版图”，我认为未尝不可，因为这些70年代出生诗人确实亮出了自己的实力，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有力阵容。我指的是诗歌作品，在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歌写作中，确实有不少人已找到了自己的表达价值，树立了自己鲜明的写作立场。但有一点必须指出：70年代出生诗人尚在个人固有的写作热情中沉浸不起，还没有获得理性的渗透和沉淀。也就是说，70年代出生诗人的群体意义和创作本身尚缺乏理论的阐释和支撑，并没有完成写作的自我阐述和整体阐述，而目前的某些提法、主张只不过是带着偏激倾向的片面之辞，并且过于一厢情愿。如果要拿这一点跟“第三代”诗人对照，那么70年代出生诗人只有汗颜的份。即使诗歌写得多有破坏性或建立性，也只能看作是一群暴力的入侵者，根本不谙疏通治理之法。或许正因为这样，外界对这一群体的论述几近空白，评论界对此仍保持着令人慌乱的沉默，而70年代群体自己的评论家远没有成长起来。这只能够说明70年代出生诗人本身的不足，而没有理由去抱怨别人缺少关注。这一点，也正是行动的意义所在之一。
诗评家黄以明先生称70年代出生诗人为“拆迁的一代”，认为这一群体的成长必然经过拆迁、空白、重建。在目前，这一群体正处在“拆迁的轰鸣”中一片混沌的状态。我对此怀着共识，并对黄以明先生对70年代诗人的正确指认及理解表示敬意和谢意。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年，“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的出场，必将具有跨越性的意义。
注：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安石榴，作家、诗人，兼事评论，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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