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何人斯》迎合了他不久写出的一个诗观。这个诗观的中心是传统精神，恰好符合了他的艺术实践：“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的确，我们也见过没有传统的人，比如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过他们最多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却什么都没干。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他着迷于他那已经开始的现代汉诗的试验，着迷于成为一个古老的、馨香时代的活的体现者。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任何世俗生活的痛苦，他的痛苦仅仅是因为时光寸寸流逝，因为死亡是无法战胜的，因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青春将不再回来。他的这种纯粹诗意的力量对于我当时的心情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付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英俊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明星身份。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他当时只有23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颠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出现的，这种形象的两个重点他都有：一是高级知识配备、二是轻松自如的爱情游戏。尤其是第二个重点，使他的日常行为表现得极为成熟，对于像我这样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甚至应该是敏感的早熟。可有一点他又与我一样，而不同于其他一些年轻诗人：他一开始就喜欢今天派的作品，尤其是北岛和舒婷，即便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写(这或许来源于他那“传统”的诗观吧)。他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是旧的，甚至是保守的，但这是他的赏心乐事，也是他自认为先锋的乐事；他有时比我还要旧，天生的80年代的怀旧者；他甚至愿意成为辜鸿铭这样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反对派，或李渔式的享乐主义者，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子在明媚的江南、在清朝穿梭梦游。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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