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歌研究中细读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方面。就我手中的几本书来看：《1998：现代汉诗年鉴》，《1998：中国新诗年鉴》，《语言：形式的命名》，《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在这几本勘称权威的诗歌年集的批评栏目里，诗歌评论几乎都是全景性描述。大部分全景都是以十年为单位，题目中带有“90年代”诗歌如何的题目就有好几个。还有对80年代诗歌的总结，或某个流派研究的等的论述。于坚为《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言更是回顾了80和90年代上下二十年的诗歌。全景性描述需要很大的功力，是我非能胜任的。对某个诗人全景性的研究，也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容纳下的，特别是这些诗人都还年轻或壮年，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我觉得写全景研究更有一种荒谬性。说不定，我总结说某某已经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了，结果第二天，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古希腊缪斯的指引下又写了一首更伟大的诗歌，那我不是要说伟伟大，或伟大伟大了吗，听起来好像结巴。我不要当结巴的批评家，就只好就某一个诗人的一首诗歌谈起。
林木君要我写评论，并说别怕得罪人，自告奋勇我可以从他解剖起，就是骂他，他也不生气。林木君与我结识，悠忽十五年，我甚至还记得他刚来北京时住在我家里的样子。后来过从，几乎天天相随，是我一生一世的朋友。林木君多年来称我为姐，信件署名多是姐姐地称我弟弟地称己，我每每读到他对我称谓，眼前就一片雾水。我的回信，从未署名姐过，因为不敢承担姐姐的责任和亲密。只是从今年开始，林木君对我以名称之，我惊喜之后，也略有悲哀。虽说我喜欢，也选择他对我直呼其名，因为这更符合我本人的交友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但是，姐姐是多么甜美的字眼呀。从最亲的朋友解剖起，或者说评论起，要相信朋友的承受力。因为，评论，批评不是拍马屁，不是只唱赞歌，甚至不是理解作者的意图，既使作者的意图十分伟大，难解，深奥。“作者死了！”罗兰～巴特早就宣布了一个当代文学批评的原则。巴特的意思十分明显，作品一旦发表，在公共领域流通，读者如何解释，就由不得作者了。作者对作品没有控制力。对作品而言，作者死了。此时此刻，就看评论家的功夫了。评论家是否有真知灼见，不是看他/她对作者的意图理解有多深刻。评论家不是跟屁虫。评论家只把作品当成材料，论证自己的见解，阐释作品的各种话语的力量和交织，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更深层把握，对艺术构成的深层分析。批评家必须是独立思考者。最好的评论是作者看了评论后激动，气愤，委屈或兴奋地说，“我可没这么想！我可没想到这点！这可不是我要说的！”好极了！我没想说你说过东西呀，我说的就是你没想过的！你想过的，我不敢妄猜。你说过的，我重复半天，不是浪费我和别人的时间吗？鲁迅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谋财害命，我可不想谋别人的财害别人的命。
林木君认为，眼下的诗歌写作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我们写的东西几乎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格格不入，我们说出的根本不是时代的症候。目前的中国，已经远非十年前的中国了。太复杂了，不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什么都搅和在一起，一片欣欣向荣，越来越难以分辨。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是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物？需要细细地观察与琢磨？而如今，我们的诗人还沉静在自己的个人天地，对眼前的景象已经失去了分辨或表述的能力，已不能准确地说出，他眼前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或对中国的现状熟视无睹。而那些睹着的，写出来的却又是那般的无力，没有搭上界。”
林木君还认为，“一个只专注于所谓的技术，而忘了他的时代的人，终归要被时代和甚至是时间给忘了。文学艺术隶属于社会，人所发明的一切都隶属于社会，而我们的作品不能和社会取得联系，没有留下一个诗人在他的时代对其时代的思考又有什么用呢？”林木自谦说他的想法不太成熟，希望我能从我的角度说点什么。他建议我，“我觉得你可以写分析文章，从你自己的认识角度出发，无须怕得罪人。得罪了又如何？那只是你的个人看法，难道只允许他写，就不允许别人说话不成？一味地说好，又有什么趣味。我目前又不值得你写，要不然你就拿我开刀。”
林木君的想法，让我想了很久。我甚至没有给他写信回应他的思考。一方面，我觉得他想得相当成熟。他比我更了解中国诗歌的状况。近年来我真的没读多少诗歌，对诗歌发展状况，特别是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如何，没细想过，不敢妄说。林木对中国诗歌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感到不满，而我，对什么是“现实，”都不知如何定义，因此对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就不知该怎样反应林木的批评。比如，现实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现实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感觉和感情？如果没有感情和感觉我们还有没有现实？抑或，现实是我们的社会？时代？现实是中国人买汽车的梦想和实现？现实是不是一种个人想象？因为就是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现实。还有，难道写抗非典诗歌，就是反映现实？难道写一个梦想中的女人，就不是反映现实？我想来想去，想得糊涂起来。最后想，还是读诗歌吧，看看诗人到底写了什么？到底诗歌和现实是怎样的关系？到底今日诗人在怎样谈论现实和诗歌，和他们生活的关系？到底诗歌中的文本是怎样构建现实的？到底文本中呈现出的想象中的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林木君在信中还提出了诗歌和传统的关系，诗歌和技艺关系等等命题。我准备一一地读诗歌时，发现答案，回答林木。
写这个文章，我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诗歌的，我只是一个诗歌读者，写的也只是读后感。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没有总体把握，因此如果我的读后感很狭隘，往往一篇文章只谈一首诗，很有以偏概全之嫌疑，这是由于我本人的读书和功力不够的原因。如果诗人不同意我的评论，认为我误解了他/她。我在前面已经声明过了，评论只是在说明我的观点，不是阐释作者的意图。误读也是一种读法。我常常想，其实读书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不是书或诗歌作者本人。只有书的作者或诗人本人才能正确地读自己的书，别的人，就是作者的情人，满怀爱恋，恐怕也是误读的。如果作者认为我误读了，生气就请写文章骂我吧，我先说道歉，请息怒，我本来就不相信我能正确地读别人的东西。我因为读了，想说我自己的想法，读错了，对不起，别生气。
拿林木开刀吧。从最亲密的好朋友的作品评论起，相信朋友的承受力。正在找诗歌，把上面提到的几本书加上几个朋友给我的他们的作品集从书架上拿下来，准备细读的时候，突然想，我特别熟悉一首诗，诗歌的作者是王家新，比林木和我的关系还亲密。更何况，诗歌描绘的人物之一，就是我本人，难道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地完美无缺吗？从自己开刀，从自己过去最亲密如今也是好朋友的人开刀，相信王家新的承受力，相信朋友们对我的写作的职业态度的信任，也就是说，相信我写这篇读后感不是会如某些人猜想地泻个人之私愤，报一箭之私仇，也不是要借批评著名王家新之机显自己个人之名，更不是要把王家新打翻，批评的目的不是对着作者搞大批判，个人恩怨式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入流。我之所以先写这首诗，因为我对此诗十分熟悉，而且据说，因为王家新是中国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灵魂的代言人。 我就直指灵魂和精神，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和现实在诗歌中是怎样表现和把握的。而且，按理说，读这首诗歌，最该生气，最激动的人是应是沈睿，因此沈睿最有权对此诗发言。因为，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同时声明，我的下面的读后感，写好后，也给王家新看了。王家新的反应，正如我所在前面描绘的，是坚决否认他在写这首的时候，那么想过。我就笑了，自作聪明地、会心地笑了。此时，发表这篇文章，王家新，看在多年相知的份上，别生气吧。最后再补充一句。我的阅读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因为我不相信有客观的阅读这回事，对所有声称他们是客观阅读的人，都怀疑那个人脑子的IQ偏底，因为当一个人声称他是客观的同时，他就是主观的。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阅读是主观阅读。还有，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有那位朋友不怕挨刀，想让我看他们的诗歌，写读后感，就寄来吧。除了这首诗之外，我将来写的读后感，都是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写。虽然写出来作者可能跟我跺脚。可是，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好朋友不容易，敬个礼，握握手，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王家新1998年发表于《莽原》杂志第三期的长诗的《回答》是一首相当个人化的诗歌。 诗歌描述的是诗人在离婚后的复杂的感情，对过去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继而思考了生活，命运和时代的关系。这首诗虽然是一首写个人生活感情的诗歌，其意义却不仅仅在此。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动在这首诗歌中只是一个契机，诗歌真正揭示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和个人生活都发生巨变的时课，感到的困惑，困窘，困苦，描绘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价值观念转变的洪流中自我想象，自我定位，自我安慰。这首诗被现代汉诗年鉴编委会推荐的年度作品之一，可见其意义。
据王家新说，这首诗的发表，是非常被动的。诗于1998年初写好后，并不准备发表。结果被一个编辑看到了，坚持发表不可。结果，就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了，影响也不大。王家新是想安慰我，他的善意，体贴，我诚心地领了。我还是感激那位坚持的编辑，因为，编辑的眼光还是深刻——我也作过多年编辑，知道看见好稿子的兴奋，这首几乎会被锁在抽屉里的诗歌就这么出现了。
这首诗歌的题目是《回答》，特别是标题下还引了一行我的诗，似乎这首诗歌是对我的诗歌的回复。以《回答》为题目，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那些描述沈睿的梦想的诗行可能是沈睿自己说的。我声明不是的。以《回答》为题的根本涵义，我在2001年发表我给林木的诗歌的时候，分析过了。此地我重复我的观点，给没读过的读者，提供一个上下文语境。我是这样写的：
一九九八年秋冬我回到北京，朋友们见到我时都提及王家新写了一首名为《回答》的诗，是谈论我们的离婚的，并已经在《莽原》上发表了。他们好奇地问我到底给王家新写了什么诗，他才回答我。我大为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甚至听到过《回答》这首诗。再则，我的原诗并不是给他的，他似乎不该回答我，顶多他算是替林木回答我。这也许是为什么王家新从来没有把这首诗直接给我吧，你总不能无缘无故地“回答”一番吧。我在北京见到王家新的时候，问及这诗，并希望他给我一份。他说，“诗在杂志上，你自己去找吧。”我自然没找，全然因为我是一个负气的人。我说“你的诗既然是写给我，为什么你不直接给我呢？”我赌气不找，因为我觉得他用《回答》作标题是故作虚悬，用修辞的方式把自己的位置合理化和正义化。其实，我的确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给他写了一首长诗，具体地谈了我对感情的考虑，题目是《金钱与爱情：戏写席勒——给家新》，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义上给我的诗已发表了。我不知别人在我的位置会不会像我一样负气。我自然还是好奇的，后来评论家D说“沈睿你在诗中的形象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们都大笑起来。我更好奇了，还是没去找。后来在诗人ZH处我读到王家新的《回答》那首诗，心中平静如水，同时也觉得他的诗很有份量。我觉得他写了一首很有意思的诗——他的文本反映了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个诗人是怎样想象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怎样理解世纪末的婚姻与爱情，甚至怎样理解文化，种族，性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这样理解他的《回答》——他并非是回答我，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回答。人生沧桑，在人生巨变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试图评判自己的位置，解释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寻找存在的理由，或者说，让自己过得去，他如此，我亦如此。我理解他的位置。
首先说明，因为这首诗是给我的，自然而然我就读了很多遍。后来我读的时候，就一边读一边微笑了。看沈睿在诗中是这么物质主义，就觉得有点自恋地喜欢沈睿——因为我讨厌不喜欢物质的人。我喜欢一个人喜欢吃喝玩乐。我常常怕不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好像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爱买衣服，爱物质的沈睿是个活生生的女人，我忍不住对诗歌中的那个沈睿微笑。念《回答》这首诗，有时又笑不起来，因为他写的东西太严肃了，严肃到我不得不严肃地对待。王家新对我说，诗歌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诗歌之一。我同意程光炜的意见。我想论证，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几首诗写得如《回答》一样如此代表我们时代的精神，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虽然有很多诗人都以为他们早就写出了传世之作，他们实在是不能跟王家新的这首诗相比。在我读的有限的诗歌中，经过我所受到的学院训练，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想，王家新，你还可以啊，你这半辈子还真写了几首出色的诗！如果想了解中国九十年代社会转变对个人的影响，了解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是首屈一指！
王家新在这首诗歌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在这首诗里，王家新写了很多东西，很多很多。主要、而且简单化地说，王家新勾画了我们这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灵魂，给这个看不见的灵魂画了一副自画像。这一代知识分子，据说他们正在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正在创造这个时代文本本身。用这首诗里的语言说，这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同时代的人。”这个同代的人没有姓名，以“我”为称。相若相离的构成复杂关系的是另外两个有名有姓的人，两个女人。一个是沈睿，中国女人，一个是弗兰达，意大利女人。这三个人的关系是多么有趣啊。不是三角恋爱，如通俗小说一样。不是三角背叛，如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他们构成的是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以男女关系为隐喻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想象，对自我位置的定位。我的读后感将从这首诗歌的三个人物形象出发，探讨九十年代我们面临和经历的时代变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探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个人生活都巨变的时代，怎样理解自我，怎样对自我想象。我的批评立场来源于我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训练。用我的训练的术语谈，这篇读后感通过考察这首诗的性别政治，探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社会巨变的时刻，对自己的定位，对自我的想象。我谈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整个知识分子，虽然我也相信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或许个体的灵魂也让我们瞥见了整体灵魂的一部分吧。
让我先说说两个女人的形象吧。说女人总是比说男人有意思一点。先说沈睿吧。在这首诗歌里，关于沈睿，有这样一些诗行描述她 （你）：
你读了那么多女权主义
理论，如同你赴美后添置的衣服——
你从衣橱了取出一件，试试，扔在地板上
又去取另外一件。
你开着你的尼桑车，驶向你学习和执教的
美丽校园，或者准备着又一个烤肉聚会
在仿中产阶级的后花园里，
间或来信“过得怎样”？回答当然是“很好。”
你准备着你的金色的未来：绿卡，博士论文
一辆梦想中的更高档的红色跑车。
你也不再是那个走向金水桥头，举起右手
向着伟大领袖的遗像悲壮宣誓的小丫头了，
现在你出入高等学府，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有着我欣赏的潇洒和知识分子气，……
再来看看弗兰达：
深秋的夜，我刚刚从弗兰达那里
回来，这个美丽的，一直在凝视你的
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的意大利建筑艺术家，
在给我作了浓浓的咖啡后，
坐下来，唱起了关于她家乡的歌…………。
那不勒斯远去了。弗兰达
在期待着，她是如此美丽，不是漂亮
而是美，同样，不是聪明，而是intelligent,
我们用笨拙的英语交谈着，竟能
深深地理解。她先是用拉丁文背诵了维吉尔，
而后又谈到《神曲》——因为我
提到了但丁。弗兰达在期待着，我懂。
我以把她写入了诗中，接着我还会
为她写诗——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视的目光，……
不厌其烦地把这些诗行列上，是为了考察诗歌中的“我”看这两个女人的视角。在诗行中出现的沈睿，从“我”的角度看，可谓物质和庸俗。到美国以后，一是沈睿添置了很多衣服，她试这些衣服的时候，很有一种骄横的庸俗：“试试，扔到地板上，再试一件。”二是过着假老外一样的“仿中产阶级的生活。”开着（二手）尼桑车。 开烤肉聚会，还梦想红色的跑车，绿卡和博士论文——金色的未来。王家新写这些行诗歌的时候，好像他从来没到过国外一样或他真的对国外一无所知。好像他不知道美国的一个博士论文通常要艰苦地写好几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他似乎也不知道，博士论文不保证金色的未来，就是一个教授在美国的生活也不过是中产而已，生活谈不上金色银色，文科新教授的生活，可能连铜色都谈不上。绿卡更什么都保证不了。不过正因为王家新对国外佯装无知，诗歌中的沈睿就更有深意了，因为这是一个创造，一个中国男人眼中的追求知识和独立权利的女人的形象。对这个中国男人来说，沈睿追求知识（女权主义），就如同女人喜欢衣服一样，意义非但不深刻，而且俗不可耐。女权主义对在诗歌中好像一个物品，和衣物的意义差不多。即使这个女人的“知识分子气”也只有在“我欣赏”后才有意义，不然，她本身不具备自足意义。沈睿在诗歌中从来没正眼看过“我”一眼，她总是一往无前的，开着车，梦着更好的车。沈睿读的女权主义理论书，就是扔的衣服，满地都是，没什么意义。沈睿和“我”的离婚的理由，诗中说：“我不会给一个女人带去她想要的一切。”“我更对不起孩子和我自己。”听听，这个“我，”明知自己不能给“一个女人”带去“她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不是觉得“对不起”这个女人，他觉得反而是自恋自艾地对不起他自己？逻辑何在？
让我们反过来看看美丽的弗兰达吧。诗中一次用“美丽”来描述弗兰达还不算，还用了一次，两次用美丽这个词来描述弗兰达，弗兰达不消说，一定是美丽得无比了。弗兰达的美丽，在这首诗中是因为五个原因，一个是她的“金色的卷发，”也就是她的异域色彩，二是弗兰达的“女性气”或者不如说是妻子气，因为，“她给我作了浓浓的咖啡”，完全是女性的职责，女性的位置。跟沈睿比较，弗兰达更“女人味。”三是聪明，虽然诗歌中没有写弗兰达是如何表现聪明的，除了说弗兰达的英文不太好以外，也没描述她是何等聪明，但是，注意，诗歌中出现了一个英文字眼intelligent，显然诗人已经找不出伟大汉语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异国女郎了，只能用英文了，虽然英文也不是弗兰达的母语。这个英文词的意思就是聪明智慧，中文有相应的词表达。但是诗人没有词了。只能用英文了。四是弗兰达“为我唱歌，”如同一位当年的歌姬，除了从煮茶变成了煮咖啡外，本质没有变，是侍姬的角色，而且，一听“我”说但丁，她就谈起《神曲》，我是多么有知识啊，她应和得多么恰如其分！五是她对我的无言的凝视（欲望？），无言的爱（性爱？），她居然凝视了再凝视，一往情深！而且什么也没得到，因为我还是在夜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留下弗兰达深深地遗憾吧！
在这样的对比中，中国女人沈睿是男性化了：开车和梦想跑车，教书（参与公众领域）；意大利的弗兰达才是真正的女人，又煮咖啡，又凝视我们的诗人（很像中国文人的理想：红袖添香的女人）。从空间上看，沈睿在外面开车跑在路上，弗兰达是在房间里。沈睿根本不看诗人一眼，弗兰达是长长的凝视。沈睿没给诗人唱过歌，沈睿只想自己怎样漂亮，把衣服换来换去的，也不问问别人的意见，弗兰达不表达自己的愿望，她有愿望，但不会对诗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唱关于家乡的歌给我，以此表达对“家乡（归宿）的”向往？在这样的对比中，诗歌说，“勇敢的女人正在诞生，她就出现在这首诗里，她讲了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读完这首诗，读者很难感到一个勇敢的女人诞生了，倒是感到那个叫沈睿的女人真不知好歹，离开了那么伟大深刻的灵魂，哪里谈得上什么勇敢？特别是还把中国两个字用括号括起来，不知深意如何？难道这样的女人只有中国才有吗？外国没有吗？外国，特别是当代西方，当然没有，在王家新的诗歌创造中。
这就是我们的同时代的某些男人对中国女人和外国女人的想象，理解，和表现。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性政治”——性别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权力关系里，首先是重新书写了中国和西方的权力关系，把这个关系调了一个个。中国的男性抒情主人，在中国女人凝望前方，一往无前地开车往前走，离开自己之后，有西方女人来前赴后继凝望自己，在西方女人的目光中获得了自我的肯定。这是一个创新，虽然创新得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男主人公嫖白人妓女时,一边把钱往白女人身上揍，一边压在她身上，声嘶力竭地要她说“我爱你”这种拙劣的自我满足差不了多少。澳大利亚的汉学家白杰明用“操白种女人就是爱国”来概括这种心态，可谓一语中的。 王家新没有这么直露，那个西方的intelligent弗兰达也只是欲说还休地凝望他而已。其次，王家新在诗歌中把抒情主人公“女性”化了。由于历史传统，女人据说生来是被看的，是被看的对象，在被看的同时，被剥夺了看的权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杰出的丁玲就向此挑战，写一个看男人的坏女孩，那个莎菲女士看南洋人凌吉士的目光，简直是剥光了凌的衣服：“那红红的嘴唇！”丁玲故意用写女人的樱唇的语言来写一个男人，把女人的目光夺了回来。如今这个二十末世纪末的中国男人干脆自己直接当被看的对象了。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在她的书中论述说中国男性有“把自己女性化的情结，”此话看来不虚。
现在我再来谈谈这个深思的和写作的男主人公吧。诗歌的背景很有深意。“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德国的一个城堡里，一个中世纪的古堡。如果说有古堡幽灵的话，诗人本人似乎就成了这个幽灵。诗人在远离中国，远离中国历史，也远离当代中外沸腾的生活的古堡里。他如同古往今来的伟大的沉思者一样，在一个适于沉思的地方，思考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的目的，意义。如果他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他无法作这种深刻的思考。也不能设想他在别的背景里。只有在一个历史凝固的地点，这个地点好像是世外桃源，又好像是中世纪，他对当代急剧变动的男女权利关系的不解，困惑，对一个中国女人的离家背井，不渴望归宿这种举动的震动，困惑，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困惑，对一个人的主体性的位置的困惑才显得格外深刻，明显。才能在想象中遇到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传统女人，才能写出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写出某些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不自觉的选择和近亲，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现代性，比如女性的权利，本能的潜意识的抗拒和抵触。
在这首诗歌里，“我”从多重角度揭示了“我”的灵魂的深刻，伟大和不同凡响。自我的想象和形象都是为了揭示我的思考和灵魂的深度。诗歌首先表达了对自己诗歌写作的信心。比如：
她 （沈睿）就在这种叙述中诞生，她来自和你
一起共同生活的过去。
我已把她（弗兰达）写入诗中，接着，我还会
为她写诗——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视的目光。
写作这个行为，在这里成为造物主上帝，成为两个女人——沈睿和弗兰达可能存在的根本前提。似乎没有诗人的写作，这两个女人都不能独立存在，这种对诗歌写作的信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信心吗？我们这个时代歌颂自己写作的人还少吗？歌颂写作本身的人还少吗？好像写作诗歌真比生孩子还伟大呢。这种对写作的信仰，比宗教还虔诚，是不是与中国传统的对文学的崇拜有关？
其次，“我”不停地谈论时代和自己的关系，貌似非常深刻：
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又能否让我自己和我的同时代人，
——从我写作中走过，并脱下面具，为了
向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
结果呢？
我几乎不再关心
自己是谁，而只想说，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
什么叫忠实，什么叫不忠实，对于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意义，
几千年的封闭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自由，
也从来没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而早年贫穷的伤害，不仅在加速着
一种地狱的贪婪，也使你我的自尊变了形。
触目惊心吗？非常真实地描绘了诗人自己的灵魂，简直是直白了，没有比这个更真实了，更真了。可是“我”不这样看，我貌似说自己的时候，都在谈论别人，而自己是：
一个白痴，仍踉跄于
陀斯妥耶夫思基笔下那混合着狂笑的风雪中。
这个时候，“我”成了英雄，孤独的英雄。成了陀斯妥耶夫笔下善良，理想主义，忠贞爱情的白痴。这种转换虽然没有必然联系性，可是，我“心如铁石，坐而不动。”我如此坚定，都不知道坚定的是什么东西。“而这些，对你讲又有什么意义，你已不屑去听。”多么悲壮啊，孤独的思考者，有灵魂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的诗人！跟一个说英文都结结巴巴的意大利女人，不用说话都理解深深，如今用自己的母语说话，“我”觉得谁也无法理解我的深刻，伟大，精神历程和思考，别人都不屑去听。
然而，通篇的思考却没有深度也没有力度。思考的结果是为自己被伤害的骄傲而哭泣。通篇的结构混乱和感情的混乱表达了灵魂本身——如果有灵魂的话——的困惑，受伤害，哭泣，叫喊，同时，又极力维护“一份中国人的面子。”在王家新熟练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的掩盖下，一个卑微的灵魂变成了莫名的光荣的灵魂，一个人对变化的世界的不理解和变成了世界对“我”的不理解，一个对两个世界的女人都没有理解的男人，想象自己是何等的可爱，值得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的一次次瞩目，好像是说，中国女人离开我了，我还有外国女人的注视，默默的等待，“我懂。”然而，反讽在其中的是，面对那个俗不可耐的中国女人，却使“我”灵魂崩裂了，“活，为什么活，爱，为什么爱，……让我感激的是我的失败，在我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中，我在朝向一种更高的不可动摇的肯定。”更高到哪里去呢？不可动摇的什么呢？又肯定什么呢？诗人似乎不清楚，他不知道他要到什么高地去，高这个字本身就高了。他只知道不可动摇。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个人经验的变化中到底要坚持什么？不知道，反正坚持就是胜利。在坚持中，他成了一个英雄，一个肯定的英雄，一个觉得自己英雄就英雄的英雄。关键的是，他英雄了什么？诗歌除了空空洞洞地重复这些空洞的灵魂的回声外，既没提出真正的问题，也没回答任何问题。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成功所在——这个时代还有灵魂吗？如果灵魂变成了极度自恋，如果面对人生的困难，黑暗，灵魂除了自我正确一番，别人的人都是错误的，这是拷问自己的灵魂还是假装有灵魂？灵魂何在？
在这个没有灵魂的时代，这些知识分子却偏要说自己的灵魂沉重。在一个人人都找大米找得汗流夹背的热闹忙乱的时代，在很多人都做梦买汽车而梦中忍不住呼唤汽车的日子里，这些知识分子偏说大米没意思，别人找大米都没意义，只有自恋才有意义，只有自己才有灵魂。在中国女人跑到学校里学习女权是怎么回事的时代，外国女人回到中世纪厨房主动为中国男人煮咖啡去了。在自己被时代的变动困惑了，伤害了的时候，某些知识分子只好说是时代不理解我的伟大，我痛苦，怀才不遇呀，怀才不遇，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王家新写了一首出色的诗，还没有别的诗歌把某些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道德沦丧，价值崩溃的时代的左右为难表现得这么好。还没有人能像王家新这样，把这个没有灵魂的时代通过所谓的灵魂的独白表达了出来。这首百感交集、百感混乱的诗歌，这首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灵魂自白！这首可以和屈原的《天问》相妣美的诗歌！如果屈原对天空发问，对命运疑惑重重，渴望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是宇宙中的位置的话，王家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写了一首表达混乱的诗歌，他的西化的语言，中文中夹杂英文的实验，凝重的修辞，自我的怜悯，自我的爱恋，自我的凝视，自我的英雄，自我的拔高，自我的哀歌，都是这个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在东西方交流之刻左右不知如何是好的画像。是的，男权的时代正在完结，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男权时代，我们的文明就是在男权时代产生的，一个时代的完结不是呼喇喇地大厦倾，而是通过个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体现的。面对这种在个人生活中体现的时代的完结，我们人人都不安，我们人人都焦虑，我们人人都对旧的和新的百感交集。这不仅是王家新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王家新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歌里，王家新创造了一个西方的女人的目光，崇拜的，欲望的，不言的目光——一个除了为抒情主人公唱歌而没有声音的女性，和中国的传统歌姬精神相连的女性，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男性诗人的想象的贝亚特丽斯，这世界真是倒着走呢。
这篇读后感写得够长了。到此打住。在结尾的时候，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阅读立场。通过对这首诗的性别政治分析，我考察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对自我的想象和位置设定。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权成为政治的主要的议题时代，有些知识分子连想也不愿想女性主体性存在的可能性，也无法理解女性主体日益独立的意义，只好用陈词滥调来归纳和想象中外女人，用英雄化想象自己，用没有灵魂伪装灵魂，把空洞的灵魂当成伟大的灵魂。这首诗就是例子。
（2003/7/5 于新天堂岛庄园)
1 唐晓渡，主编，《1998：现代汉诗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孙文波等，编，《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肖开愚等，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私人通信，2003/6/4。
3 同上。
4 程光炜，《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见《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程是这样论述的：“王家新是有‘代表性’的诗人，这一其他人鲜有的幸运，……。” p.10
5 王家新，《回答》。发表于《莽原》 ，1998年第3期。我用的版本是《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002年第二次印刷。 pp. 195-207。
6 唐晓渡，主编，《现代汉诗年鉴:199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p.360。
7 沈睿，《关于这首诗的一点说明》。《莽原》，2001年第4期，总115期。
8 “二手”这个词在原发的杂志上有，收入书中时，已不见。
9 白杰明，In the Red :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红尘滚滚：论中国当代文化》。参看徐贲的书评《晚近社会主义，丝绒牢笼和知识分子政治》。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总56期。137-144。
10 钟雪萍，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被围困的男子阳刚之气？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男性主体和现代性的议题》
王家新《回答》原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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