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念大师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和鲍德里亚的“失之交臂”的交往。实际上，我和鲍德里亚的交往并不多，甚至都未能在他生前见上他一面，但和他那短短的三次书信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有的人你即使天天和他在一起，一旦分离很快就会把他忘得干干净净；而另一些人，你仅和他见上一两次面却会有着某种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更有一些人，你一生也许都没见过他一面，却仿佛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
毫无疑问，我和鲍德里亚的交往就属于最后一种。早在90年代初期，我就对鲍德里亚的名字有所耳闻。1993年春，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主办过一次主题为“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的荷兰朋友伯顿斯的主题发言对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做了全景观照。在讨论当下后现代主义的状况时，他提到三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中利奥塔是我始终未能谋面的一位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倒是早就成了我的挚友，第三位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鲍德里亚。从此我就每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书店关注新出版的鲍德里亚著作的英文本，这样陆陆续续地也买到了近十本。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期间，曾应邀去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访问讲学，在老朋友米勒的引荐下和德里达相识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但却听说鲍德里亚在此之前已经访问过厄湾，在我走后他又去过一趟。我和当时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斯瓦布教授商谈于2000年在北京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在我们确定的主题发言人中，惟一的一位法国学者就是鲍德里亚。
之后，我以东道主的身份给鲍德里亚发去了邀请信。他很快通过传真用法文回了我一封短信，主要是两个内容，其一是愿意来出席会议，问我国际旅费由谁负担，其二是告诉我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化理论。我十分坦率地给他回了一封长信，说明由于我们预算紧张，只能向所有特邀代表提供国内食宿，希望他自己解决国际旅费，并再次表达了对他的欢迎和期待。他很快又通过传真回复说，他自己设法解决国际旅费。
我当时一方面感到忐忑不安，为自己不能为这位大师级的理论家访华提供国际旅费而感到内疚，但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对他的热情接待来弥补这一过失。就在会议临近召开的前一个星期，会议的议程很快就要付印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鲍德里亚的法文传真，告诉我由于他生病无法前来出席会议了。这就使我永远失去了和他见面的最后机会。但尽管如此，我却没有中断对他的理论的研究。我发现，当前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消费文化现象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出现过，他并且对之做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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