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但谈论的话题却远为开阔。80年代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倡导，十分有利于人们对文艺方面的广泛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自由交锋，从而取得了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
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是会上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尽管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甚至还有“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言说，但总体来看，大多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以美学家身份参加会议的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协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到建国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
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次会上，许多人都提倡对它可以、也应该多角度地进行描述，突破以往单一的规范。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以小说家的身份在会上谈到了对新时期文学多角度概括的可能性，例如从政治生活的变化，从艺术本身的发展，从文化思潮，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从中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等等方面来对它进行概括，多种概括的本身，就说明新时期文学有了可喜的变化。
会上，对刘再复主体发言中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也是这次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一个是自审意识问题。对于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很多人都认同刘再复的观点，认为从这个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而且为创作和理论设立了战略性的框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今天面临20世纪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这个武器是不是显得滞后了？我们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解释还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体现不出当今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对自审或忏悔意识问题，有赞成的，认为自责和自审，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包含着自爱和自强之道，不能从消极面去理解；但也有人担心不适当地强调与民族共惭悔，会导致类似宗教式的“原罪”感情，把十年动乱的责任让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不公平。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会上差不多都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朱寨在会议的小结发言中说，这是一切开得比较成功的学术会议的常态。正因为存在着差异、分歧和争论，每一个与会者才显示出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才体现出真正的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
钱锺书的到会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一桩新鲜事。钱先生当年被胡乔木说动，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开会前数日，我偕同刘再复、何西来、张炯几位前去拜望钱先生，邀请他光临讨论会的开幕式。事前，我们估计，要请动钱先生是很难的，不要说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即令是中南海的国宴，钱先生也是难得出山的，这倒并非是外界议论的钱先生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几十年来他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不趋同，不凑热闹！这一次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他出席一下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坐一坐。没想到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们还在议论：会不会到开会那天又托辞变卦呢？很有可能，反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但开会那天钱先生不但按时到会，而且没有中途退场，直到开幕式结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钱先生对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件事当时对我们鼓舞很大，与会代表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纷纷在会内外传扬。
本文作者 陈骏涛
20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旋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一而终。系中国社科院编审、教授。经“文革”，下干校，当编辑，教书育人，写书编书，有《这一片人文风景》、《跨世纪文丛》等十数种著、编面世。80年代时任《文学评论》常务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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