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既然说到这一观念里可能包含的极端性诉求，也许就有必要从更纵深的诗歌史视野中去梳理一番相关的诗人态度。新诗的滥觞期，也曾在白话诗人群体中发生过一次争论：诗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新诗底我见》可以说是新诗早期最重要的批评文献之一，它的作者康白情就说过这样的话：
“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
两者对比，话已说得很明白；但牵涉话语语境的历史脉象，追究起语义意指的针对性，其实也还是需要抽丝剥茧的。五四时期，占据话语主流的现代文学观念，基本上偏向文学是平民的。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时代标记就是它的平民性。比如，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就主张：新兴的现代文学应是“平民的文学”。在五四的文学逻辑里，文学的平民性，诗的平民性，体现了现代的自由精神，是对注重等级的旧秩序的颠覆。从写作实践上看，诗的平民性甚至直接牵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基本上，只要涉及现代文学的立场、现代文学的方向，那一代诗人作家普遍的选择都是维护文学的平民性。还有一个层面，经常容易被人们忽略——文学的平民性是和文学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在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中，可用来消解古典文学的趣味性。但这里，针对上诉潜在的批评范畴，康白情的话也说得毫不客气。康白情的意思是，平民的诗，或诗的平民性，根本就是人为鼓噪出的一种文学幻觉。虽然很“理想”，却停留在“主义”的观念空转里；但凡落实到新诗的实践中，就会破绽百出，甚至会陷入一种两难的窘况：既没能达成诗的“平民性”，也涣散了文学的审美性。所以，康白情很专断地表示，诗歌其实有它自己的不受时代影响的“真理”：诗是贵族的。同时期，周作人也做出过一种调和：就文学的出发点而言，诗可以被说成是为平民而作的。但就康白情所说的“事实”而言，周作人还是认为：“无论任何形式的真的诗人，到底是少数精神上的贤人——倘若讳说是贵族。”（见《日本的小诗》）意思就是，若涉及对文学本身的真诚，他的立场其实一点也不含糊：诗人是精神的贵族。这差不多已接近海子的自我确认——“王在写诗”。
（康白情，1896年-1959年）
如果诗的真理鲜明指向“诗是贵族的”，那么，再坚持“诗是平民的”，就是与诗的真理唱反调了。相对而言，海子采用的口吻虽然也很果断，听上去却并没有那么专断。我个人的体会是，康白情采用的语调，受制于潜在的辩论语境。他的观念的表达必须包含对潜在的批评对象的说服。而海子的语调，更偏向自我对话的精神情境；虽然也间接回应了当代诗歌场域里有关诗人的写作身份的观念分歧，但海子的指认主要不是为了在潜在的辩论中胜出，海子更在意的是对诗歌的本质或诗歌的秘密的揭示。我猜想，海子本人甚至为这一揭示做出过一种妥协：“王在写诗”可以不涉及“诗的真理”，但在本质上，它绝对是“诗的秘密”。这样，剔除掉语句的辩论色彩后，作为一种“诗的秘密”，作为一种诗和生命的同一性情境的揭示，“王在写诗”反而具有了一种认同的亲和性。很可能，在阅读的深究冲动和欲望的自我窥视的交汇处，我们都渴望了解那个向生命个体无限敞开的抒写之“王”，是如何替我们言说的。在这样的氛围里，少一点真理的说辞，多一份秘密的气氛，应该更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共鸣。
康白情挑起争论后，归属于《雪朝》诗人群体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和朱自清也都表达过他们各自的看法；尽管后两位诗人，在文学立场上偏向于“诗是平民的”，但在论证的过程中，还是有所保留。比如，两人都认为，诗的行为主体并非是平民，也就是说，诗人不是普通人；不论怎么低调，写诗的人其实还是“贵族”。文学立场上的倾向性——诗是平民的，只不过出于顺应现代文学的时代精神的需要，作为新文学的参与者，应该主动认清一个历史趋势——诗是为平民服务的。但是这里，从文学的逻辑上，无论是俞平伯，朱自清，还是周作人，都遭遇过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思想上尽管努力倾向诗的平民性，自认为同情平民，但当他们真实地面对自己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认可的诗人身份依然是“精神的贵族”。这样，“诗为平民服务”，就会陷入一种独特的尴尬境况：舍弃自己的审美欲求，拼命要转化自己的现实身份，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去为自己并无意归属的“平民”进行代言，那么，这样的诗歌书写如何获得自身的真实性？所以，康白情断言它是一种“理想”，已算是相当委婉的否决了。
《新诗底我见》是一篇很难得的诗歌文献。从它的文学逻辑里，人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最敏感的新诗实践者对中国现代诗的真实想法。康白情的论说，今天看来不免粗率，却也包含着相当可爱的文学直觉。首先，他摆出的姿态——从诗的真理的角度，指证“诗是贵族的”，就显得颇有勇气。论说的过程中，他还透露说，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对自古以来诗歌的历史的通观而做出的。换句话说，“诗是贵族的”，无论是作为诗的本质，还是作为诗的秘密，它都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主张“诗是平民的”诗人，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文学自我足够诚实，他们最终也还是要面对自己身上“贵族”的一面。字里行间，康白情还做出一些有趣的比较论述。比如，他直觉到“诗的平民性”可能会将诗的写作偏向诗人的“劳作”或“工作”（俞平伯的论说里已包含有“工作”的字眼），所以他坚称，诗是“创造”。诗人的创造，与一般的“劳作”不可同日而语，他是天才的创造。而且这一创造的完美实现，必须建立在诗人主体的“人格的高尚”和“人格底真价”之上。如果只是一般的“劳作”或“工作”，显然不会涉及对人格的完整性的要求。又比如，针对“诗的平民性”在文学标准上对客观性的偏重，康白情反复提醒说：“唯其诗是贵族的，所以诗尽可以偏重主观。”当然，认同“诗是主观的创造”，并不意味着康白情就未顾及诗的社会功用或道德功能。康白情明确表示过，诗人的创造，不仅要回应文学的社会性（“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是要作平民的诗”），而且这种主观性的完全实现，也离不开诗人自身的人格修养。而有一点，显得尤其可贵。那个年代，在中国现代思想整体上还处在摸索期的阶段，康白情竟然能意识到——诗人的人格修养本身不应该是目的，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从诗人自身的生命觉悟中发展出“绝对的个性”。按我的体会，这和海子所说的“王在写诗”包含的生命大意已非常接近了。换句话说，站在今天的立场，无论人们如何认知诗和自我的关系、诗和世界的关系，恐怕有一个支点是不能忽略的。诗是生命的自我表达（换成惠特曼的说法，就是诗是“自我之歌”）。没有“绝对的个性”从内部支撑诗人的书写，那么，诗也就无从获得自身的价值。“绝对的个性”并不意味着和群体脱离，和社会现实绝缘；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懂得他的诗歌经验其实是人类整体经验的缩影。“绝对的个性”是在与人群的多样性的比较中生成的。就像海子的诗人之“王”，其实也是在与芸芸众生的意志的较量中诞生的。它们都是一种对生命的共性的更深刻的反映。
更多内容请见《钟山》2025年第2期
臧棣，1964年生于北京。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慧根丛书》《必要的天使》《情感教育入门》《沸腾协会》等。曾获评《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星星》年度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等奖项。在本刊发表的诗作《写给儿子的哀歌》获第四届《钟山》文学奖。2025年第1期始在本刊撰写“现代诗性的风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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