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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愤怒中消失,也在愤怒中相聚

2021-08-24 10:14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青青子 阅读

对于女性而言,过得尤为艰难。即便只计算近期的热点新闻,我们先后经历了“阿里女员工被性侵害”、“全季酒店女住客被陌生男子赤身闯入房间”、“吴亦凡涉嫌强奸多名年轻女性”.......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远方,就在8月15日,伴随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人民的未来处境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其中,女性的可能处境尤其让人担忧。回望塔利班的接管历史,我们不得不怀疑,阿富汗女性可能再一次被剥夺行动的自由、工作的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甚至是在公开场合露脸的权利。

暴力事件如浪潮般涌来,检视着女性最为真实的生存处境,也翻涌起无法遏制的愤怒情绪。这愤怒里既有无力、挫败、恐惧、委屈,也有对于希望、同情与正义的召唤。

某种意义上,愤怒是女性最为日常的感受,但它却从不属于女性。有关女性愤怒的表达既不被社会文化所鼓励,还时常遭受污名。在跨越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教育”下,愤怒成了女性最好规避掉的情绪。但吊诡的是,男性的愤怒却常常被合理化,哪怕男性愤怒引发的暴力问题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安全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从愤怒的性别化谈起,重审主流文化对于男性愤怒与女性愤怒的双重标准。借由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涌现的一批为女性愤怒辩护的著作入手,我们将进一步探究,为何愤怒对于女性而言,是饱含知识与能量的情绪。它又有哪些被忽视的价值与容易落入的陷阱?

撰文 | 青青子

01

愤怒也分男女?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的愤怒常常被合理化,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气概的体现。典型的话语譬如彰显兄弟情的出生入死、两肋插刀。这样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美德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否定愤怒是值得追求的品质,但他同时指出:适当的愤怒是有男子气概的德行标志。

相比之下,女性的愤怒就没那么好运了。如果说存在为“言说赋予性别并将其理论化”的文化传统(借用玛丽·彼尔德在《女性与权力》中的说法),那么在愤怒这件事上,也是一样。事实上,将愤怒性别化的传统长久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土壤之中,正如我们不断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诡谲一幕:被波塞冬强暴的美杜莎变成了蛇发妖怪,残暴的珀尔修斯却被奉为英雄;遭遇性暴力的菲洛米拉被施暴者割去了舌头,目的是防止她做出卢克丽霞式的愤怒控诉。

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菲洛米拉。

奥维德《变形记》中的菲洛米拉。

哪怕到了今天,愤怒仍然是女性最为日常却最不被承认的感受之一。当你还是一个小女孩,你的愤怒会被解读为公主病,当你步入青春期,你的愤怒会被当做是青春期女孩的荷尔蒙变化。当你长大成人,你的愤怒会被认为是情绪不稳定的标志。

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索瑞娅·坎梅莉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无论我的愤怒多么合理,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被告知我的愤怒是一种夸张,它会让我变得粗鲁和不可理喻。身为女性,我意识到,愤怒是一种最好将它置之不理的情感。”

这或许是为什么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为女性愤怒正名的作品。其中就包括索瑞娅·坎梅莉的《愤怒塑造了她:女性愤怒的力量》(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布里特妮·库珀的《雄辩愤怒:一位黑人女权主义者发现了她的超级力量》(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以及丽贝卡·特雷斯特的《好的与疯狂的:女性愤怒的革命性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

这些作品从不同维度检视了女性愤怒是如何因其违背性别设定而被系统性地抑止、扭曲与嘲弄。对于女性而言,愤怒所传达的正是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事物。然而每当我们表达这种愤怒,人们更有可能因为愤怒本身而感到被冒犯。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还是在任何公共场合,愤怒被认为是证实了男性气质,而模糊了女性气质。因此,男人会因为展示它而得到回报,女人却会因为它而受到责罚。

左起为《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

左起为《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及《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

但愤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它真的一无所指吗?虽然不同学科对于愤怒的定义不同,并不存在一种空洞而无所指涉的愤怒情绪。回溯有关愤怒的历史,不少哲学家(例如亚里士多德)将愤怒描述为对一个人所珍视的东西受到错误对待或伤害的反应。生物学家们则将愤怒解释为一种痛苦或不适或焦虑的感觉,伴随着诸如肾上腺素等荷尔蒙的分泌,导致愤怒之人的血压升高。心理学家们则通常将愤怒归类为次要情绪,是从更为主要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或羞愧)中产生,并拥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是眼泪、尖叫,也可以是沉默。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讨论愤怒在不同学科当中的内涵与外延。我们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齐切利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艾米娅·仕尼瓦森对于愤怒的界定:愤怒之所以被理解为愤怒,而不是单纯的失望,是因为愤怒的对象涉及某种违反道德的行为(moral violation),这种行为不只是违背了某个人希望(wish)事物怎样,而是违背了事物所应当(ought)怎样。

02

女性愤怒的果实:

打破沉默,找回声音

针对女性愤怒最常见的诋毁,美国非裔女权主义作家奥德莉·罗德曾举出一个经典场景。在某一次学术会议上,罗德表现出的愤怒让另一位同座者发出这样的感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感受,但是不要太刺耳了,因为那样我就听不清你究竟想要说什么了。

愤怒会淹没理性、情绪经常带来相反的效果……类似的“反效果论批评”长期被用以鼓励人们不要愤怒。持有这类观点的人通常认为愤怒除了加剧痛苦与罪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仕尼瓦森曾在《愤怒的恰当性》(the aptness of anger)中驳斥了这一类观点。她首先指出,愤怒的反效果论(counterproductivity)拥有历史悠久的思想传统。从古希腊的斯多亚学派到早期基督教神学再到当代的哲学领域,愤怒被认为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更多的恶而不是善”。

例如塞涅卡曾将愤怒描述为“所有情感中最为丑恶与最为疯狂的······愤怒是完全暴力的,同时自身处于憎恨的急流中,暴怒伴随着对于武器、鲜血和惩罚的最没有人性的欲望,只它要能够伤害他人就毫不考虑自己,将自己狠狠地投掷在匕首的尖端,渴望着复仇,尽管它有可能将复仇者一并拖入深渊。”

当代西方哲学界巨擘玛莎·努斯鲍姆也认为,即使处于某种政治性不正义的情况下,愤怒也应该被极力规避。努斯鲍姆借鉴了古希腊哲学关于美德的论述,认为愤怒是一种原始的情绪,它放大了我们最糟糕的倾向,危害了民主政治中的宽容。(当然,努斯鲍姆对愤怒的批评主要着眼于愤怒是否能为我们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未来)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图片来自芝加哥大学官网。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图片来自芝加哥大学官网。

针对上述观点,仕尼瓦森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需要进入到愤怒的具体情境中,辨析愤怒本身所包含的恰当性。她区分了愤怒的明智理由(reasons of prudence)和恰当性理由(reasons of aptness)这两个概念。明智理由很好理解,说的是由于愤怒的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无助于被压迫者的利益,我们应该选择不愤怒。恰当性理由则强调愤怒本身的正当性,不关乎结果的好坏。

在仕尼瓦森看来,“只关注愤怒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果,无异于转移焦点,将人们从解释愤怒的内在理由空间(intrinsic reasons)转移到工具理由空间(instrumental reasons),进而掩盖了愤怒本身的恰当性可能。”

这在当下频发的性暴力事件中尤为明显。每当有关女性被强奸、被猥亵的新闻出现,社交媒体上总会有声音告诫她们不要穿着暴露、不要深夜出门、不要喝多、不要做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举动。这些看似“明智”的建议不仅建立在虚假的经验假设之上,也暗示了减少强奸犯罪率的道德责任应该由女性承担。在此,强奸行为的普遍存在则被看做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BBC电视剧《她说》剧照。

BBC电视剧《她说》剧照。

明智理由与恰当性理由的冲突,构成了仕尼瓦森所说的“情感性不正义”(affection injustice)。这是一种向遭受压迫的受害者征收的精神税。它强迫行动者陷入一种极其困难的规范性冲突之中——人们必须在改变自身命运与坚持自身愤怒的正当性之间做出令人反感的选择。这似乎是更广泛受压迫群体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除了愤怒本身蕴藏着内在恰当性可能,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对于女性来说,愤怒的价值是什么?

仕尼瓦森认为,愤怒最为重要的价值便是作为一种情感的记录和鉴别不正义的方式。对于长期遭受系统性压迫的人们来说,愤怒不仅是正当的感受,还能让我们辨别与澄清那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不公正。它意味着道德的觉醒,意识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暴力并非是个人的错。

这点尤为重要。正如受到侵犯并不是女性穿着暴露的问题,也不是她们做出了某些不恰当的行为。但由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情感集训,很多时候,女性往往会陷入几乎是下意识的自责情绪中。长此以往,就连愤怒好像也变得可以忍受了。用努斯鲍姆解释痛苦的话来说,当一个群体长期遭受过于根本性的压迫时,他们很可能会意识不到痛苦。因为这一压迫性的处境已内化为这一群体的生活经验。

愤怒也让女性相聚。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在《公正的方法》(Just Methods)中指出,“当人们意识到,个体所忍受的持续性性骚扰是广泛性骚扰模式中的一个例子时,个人的愤怒就转化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也就是说,女性个体的愤怒是一块丰沃的经验性土壤,让更多人理解了自身的真实处境。由此,愤怒将她们凝聚起来,辨认出彼此生活经历中的相似之处。

愤怒使人相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在其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前段时间的吴亦凡事件中,正是都美竹的控诉与抗争,才让更多女性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也让更多女性在愤怒中照见彼此。而近期的阿里女员工被性侵案件中,也正是女性受害者的公开控诉让大家又一次团结在一起。在公众号“别的女孩”发布的《我是阿里巴巴 6000 人之一,我有一些想说的》文章中,一位阿里女性员工回忆了这起事件的经过,她在文章中说:

说实话,这整件事给我最震撼的就是歆悦维权时的视频。她站在食堂,像一个疯子一样大喊“阿里男高管强奸女下属,全部都知道,没有人管”。

以我对这个公司招人标准的了解,这个女孩大概率是名校毕业,收入可以超过杭州市平均工资2-3倍。已婚,可能买了套价值百万的房子,代表着城市中产阶层的优雅和体面。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在遭遇侵犯时,却也只能用一种乡野的方式来维权,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卸下所有文明的伪装,声嘶力竭。

我很难不共情。我想到我自己,原以为努力学习考好大学进名企,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刻,还是要像老家那些被强拆的亲戚一样跪在权力者的高墙外大声哭诉。

女性在愤怒中相聚,也在愤怒中重新找到了各自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汇集,涌现出更多指向未来的行动。在阿里女员工被性侵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高涨的情绪,更有对企业建立反骚扰机制与举报通道的诉求。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对伊纹说,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同样的,愤怒也是找回主导权。是从被噤声的命运中挣脱出来,重新表达关于女性的经验、感受、知识与力量。是的,愤怒也是知识,正像奥德莉·罗德说的那样,愤怒饱含信息与能量。

03

愤怒的陷阱:

是以牙还牙的恨,还是面向未来的爱?

愤怒有过许多张面孔。它有时是无力、挫败、恐惧、委屈……它有时也是关于希望、同情、对正义的召唤。愤怒,和大部分情绪相似,是情感的集群,也有其自身的光谱。

这也意味着,愤怒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我们带来力量,也可能带来伤害。对于女性而言,愤怒中既有对系统性不公的反抗,也有相伴而来的自责与不安。我们在上文中也提到女权主义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对于愤怒的批评。虽然她的批评招致不少骂名,但她关于愤怒的区分也不失为一种警醒,提醒着我们,愤怒的去向有时候并不明朗,稍不留神,便可能落入“复仇女神”的圈套。

早在2016年,玛莎·努斯鲍姆就在《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一书中指出愤怒中所蕴藏的复仇因子。沿着亚里士多德关于愤怒的定义,努斯鲍姆界定了愤怒的组成部分:一是感知到不正当行为所带来的痛苦,二是希望犯错的人受到伤害。

在努斯鲍姆看来,普遍的愤怒之所以很难恰当,正是因为它自身所内嵌的复仇欲望。复仇是人性的弱点,具有压倒性和支配性。它带来的后果便是,我们既无法真正与伤痛和解,也无法真正实现报复的愿望。她延伸了桑德拉·巴特基的女权主义观点指出,对于女性而言,绵延几个世纪的父权压迫所带来的,很可能是永久性的道德损伤。但女权主义者们往往倾向忽略这点。这导致带有复仇因子的愤怒极易转化为对追求正义的拙劣模仿。

在后续的文章与演讲中,努斯鲍姆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愤怒:未来导向型的愤怒和过去导向型的愤怒。她将前者称之为带有建设性的“过渡性愤怒”(transitional anger)。“过渡性愤怒”来源于一种痛苦中诞生的希冀:这是不对的,不应该再次发生。愤怒于是不再仅仅指向无可救药的过去,而是转向面对未来的修复与变革。

努斯鲍姆认为,“过渡性愤怒”对于反抗不公正的斗争尤为重要。它一方面是充满活力的反抗,吸引人们关注不公正背后的发生机制,并激励人们设法解决它。同时,过渡性愤怒不会给人格造成“重负”,因为它倡导的是“理性的自爱”,而不是有着变形与扭曲风险的复仇。

她同时承认“过渡性愤怒”的困难之处。相比于普遍性的愤怒,过渡性愤怒是个例外。这或许是努斯鲍姆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

对于饱受压迫与煎熬的女性而言,在愤怒中辨认出自身的真实处境已足够让人心碎。当我们跳出愤怒的哲学辨析,回到日常生活,女性所渴求的不过是对人的正视,这才有了“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美德”的泣诉。

或许,只有当女性的愤怒不再被视为冒犯,愤怒所包裹的信息不再被漠视与嘲弄,我们才能真正像努斯鲍姆所说的,“为了面向未来,我们不要复仇。我们需要一种不确定的信任和激进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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