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徐贲新著《与时俱进的启蒙》
转自：叙拉古之惑
导论：重申启蒙的四个主题
18世纪的启蒙运动铺垫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基础，无论是把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看成是世界现代性还是西方现代性的开始，它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历史时刻，而是一个历史时代的肇始。启蒙时代是在许多方面都是关联着我们今天的昨天，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社会改良和政治进步，每当我们自己的社会改良和政治进步遭遇巨大障碍，需要在思想、观念、行为上有所突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样一种排除障碍、准备突破的思想努力和解放称为“启蒙”或“新启蒙”。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称呼，我们甚至在并不完全自觉的情况下，也会把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当作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参照。我们每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重申，人应该也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既反抗外部秩序和制度所强加于人的桎捁，也克服人自己内心的迷信和愚昧。
今天，什么是启蒙，什么不是启蒙，已经不只是18世纪启蒙哲人或思想家说过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怎么理解启蒙。任何新的启蒙都必须回到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不只是在概念上作一个界定，而且更是厘清它与18世纪启蒙的关系，传承什么，改变什么，扬弃什么。在这么做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对18世纪启蒙的基本理解和如何看待它给我们今天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1. 重申启蒙：重申什么，如何重申
对启蒙的评价早在18世纪启蒙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了，伊萨克·柏林把18世纪的思想阵营分为启蒙与反启蒙，反启蒙就是否定启蒙的，他本人对发启蒙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 柏林关于什么是反启蒙和哪些思想家属于反启蒙的阵营发表的是他的一家之言，其中许多看法都在21世纪初一些重申启蒙的著作里受到了质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为反启蒙立言和否定启蒙运动积极道义和政治遗产的著作。以研究知识分子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指出，这波诋毁启蒙的时尚与当时“法国理论”正引领学界潮流有关。1990年代美国洛杉矶加大召开了一个以“否定启蒙”（Negating Enlightenment）为主题的会议。同一年出版了一部颇受欢迎的论文集《种族与启蒙》，原先拟用的书题是《种族主义的启蒙》。 历史学家达林·麦克马翰(Darrin M. McMahon)这样评说这股唱衰启蒙之风：“诋毁启蒙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界的嗜血游戏 (blood game)，把左翼和右翼联合到了同一个事业上来”。 潜心研究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也指出，“自1970年代开始，否定启蒙理念的正当性成为一股越演越烈的浪潮，对启蒙奠定的现代性基础进行全面否定而不是肯定……造成了历史和哲学研究中不断加剧的‘启蒙危机’”。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引述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说的，“对西方启蒙进步的怀疑在19世纪只是在非常少数的知识分子圈子里，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这段时间里，这种怀疑不仅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增强和扩散，而且波及了西方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为此平克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来为启蒙进步辩护。
从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的批判思考并不全然是出于对启蒙的敌意，有必要区分启蒙的敌人和启蒙的批评者。思考启蒙“可以批评启蒙的某些方面，但不与启蒙为敌”。 启蒙受到批评最多的方面包括，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启蒙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关系、启蒙与法西斯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工具化和制度化的知识、人被物化为权力和知识关系中的非主体等等。这样的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其中也有些有意无意地转变为对启蒙本身的攻击、诋毁和否定。几十年以来，这样的趋势积累成一种对启蒙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直接诋毁和否定启蒙，就像直接攻击和否定民主一样，是一种极难获胜的逆向说理，但它并不需要驳倒启蒙或民主，它只要能制造和扩散对启蒙和民主的疑惑和不信任就可以了。
因此，今天重申启蒙并不是针对那些对启蒙的攻击、诋毁和否定一一进行驳斥（确实也有研究者试图这么做的）， 而是客观地回顾真实的启蒙运动，并根据今天社会批判的需要抽取最重要，最相关的议题，并在过去的启蒙与今天的新启蒙之间建立起一种异中有同的比较、联系和传承关系。
造成对启蒙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往往不是启蒙的公开敌人，而是以“批判性”著称的左派或前卫理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国理论和法兰克福理论。法国理论以福柯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法兰克福理论则以阿多诺为代表。
法国理论要颠覆的是启蒙哲学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例如，福柯认为，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Intent, 1785）和《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5）中表达的人类自我优化理念其实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思想宰制和社会控制，启蒙的现代性不过是启蒙哲人为自己制造的“神话”。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里宣称“元叙事的死亡”，以此挑战“欧洲中心论”。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s）指的是“现代化”“历史进步”这样的信念，利奥塔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进步其实是一个自编的“故事”，实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和对“他异”和“边缘”文化故事的压迫和排斥。这类观点在“后学”（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中被不断加强和固化，成为教条，这也是后来“后学”终于走向衰微和败落的一个原因。
面对“后学”的指责，重申18世纪启蒙的研究者不是就 “神话”“元叙事”“故事”等说法简单地说不，因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能证伪的。重申18世纪启蒙观念价值的基本策略是，承认启蒙是神话，但指出那是一个有用的神话；承认启蒙是一个元叙事，但坚持启蒙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元叙事；承认启蒙是说故事，但表明那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例如，利奥塔说，18世纪启蒙所说的从野蛮到文明不过是一面之词的西方传统，是一个对非西方文化没有意义的“故事”，理由是“不同的传统相不透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立刻就会形成对立，一个群体的名称和叙事对另一个群体的名称和叙事是排除的”。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文化相对论论调，以此为根据的道德相对论形成了对普世道德和普世价值的主要障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教授安东尼·帕格登（Anthony Pagden）在《启蒙为何仍然重要》一书中对此提出反驳。他指出，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传统确实会说不同的故事，但仍然需要有共同的语言，也会形成可以交流和沟通的共同语言，因为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群体事实上都“不可能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只是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规定它的习俗。不然，当我们碰到童婚、奴隶制、强行阉割这样的事情时，我们便只能站在一旁说，‘我没有语言来说这些事情，更不要说是评价这些行为了’”。有正常道义感的人不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对井外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无论我们是否有宗教信仰，对某些事情我们都会说“天理不容”，这个天理中有一种普遍人类的意识：是人就不可以这样。但是，文化相对论却逼迫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事情保持冷漠和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好吧，倘若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朽的灵魂。你告诉我，既然我在人世间死了也就完了，为什么我应该正直地生活和做好事？……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不能去割别人的脖子，不能去抢劫，不能去偷窃？” 启蒙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就是，在一个没有神和永生的世界里，你我凭借由人类共同订立的道德准则，大家都做好人，不抢劫，不偷窃，也不去割谁的脖子。
丹·艾德斯坦在《启蒙：一部发生史》一书里也是用与帕格登相似的策略反驳福柯对启蒙不过是一个神话的藐视和指责。福柯说，启蒙并不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和一个“神话”（myth）。艾德斯坦引用法国社会学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关于神话的论述，“神话是一种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总体意义认知的意识”，我们构造神话不是为了伪造现实，而是为了理解现实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艾德斯坦写道，“启蒙叙事正是如此，例如，《百科全书》里有多篇关于医学的文章，虽然介绍的是科学革命之前的医学发现，但却有一个连贯的故事线索。这个关于‘新科学’的故事要说的是一种进步，它在不断瓦解迷信和中世纪经院论的残余。这种进步对于启蒙哲人的自我认知是很关键的。他们是谁就是来自这种自我认知，他们以此确定自己在历史轨迹中的位置，当下是一个顶峰，这让他们对世界的干预有了更大的意义”。启蒙哲人要用科学的指导代替宗教的指导，“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不靠别人的指导’……变得启蒙，也就是用一套新的规范来思考和行动”，而新规范是需要由人去建立的。18世纪启蒙哲人所说的“新科学”在我们今天也许已经非常陈旧，但对他们来说却有开创新的认知纪元的意义。
18世纪启蒙在1970年代被法国理论解构之前，已经在另外一些欧洲历史学和社会学那里受到过质疑，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和之后的极权灾难让许多人怀疑人类历史和社会是不是真的在不断进步。不断进步的普世历史（universal history）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理念之一，对后世有着重大的影响，可是，20世纪的人道灾难让这个信念在许多人那里破碎了。他们认为，一百多年的启蒙成果一下子化为乌有，历史倒退到更野蛮的状态。因此，不仅是“普世历史”，而且是启蒙本身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20世纪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 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沿着尼采的足迹，一反黑格尔、马克思、孔德的历史发展论，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有别于启蒙普世历史的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理论。其中，阿多诺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1944，1960年代再版并翻译成其他欧洲文字)要把黑格尔的历史观颠倒过来，他坚持认为“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 在这之前，他在与德国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 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1944）一书里就直接对启蒙运动发动了批判，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源头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理性和科学逻辑。
历史学家斯蒂芬·布鲁勒（Stephen E. Bronner）在《重申启蒙》中对此提出了驳斥，其方法是揭示这种论证方法的逻辑谬误。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批判以奥涩闻名，与启蒙写作的平易和明快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如果用它那一套沉重的术语去与它辩论，就先已经掉进了一个话语陷阱，斯蒂芬·布鲁勒指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和极权关联的批判纯粹是形而上哲学的，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西斯和极权的实质是政治，而政治的操作是不可能只在形而上层面上去揭露的。极权政治有它自己的运作逻辑，它的权谋是实用主义的，其政治权宜之计和统治手段不具备哲学的纯粹性，不能用哲学去解释。法兰克福的哲学批判完全无法提供启蒙与极权有关联的直接论证，而是代之以一种玄虚的滑坡逻辑推理，“启蒙为魏玛共和做了准备，魏玛又为希特勒做了准备。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结合了天真的希望、意识形态和怀旧。社会就这样轻快地，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深渊。……（批评者）对可怕的结果感到恐惧，但却一点也不解释这结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哲学上说，法国理论或法兰克福理论对启蒙的批判也许不是全无价值，但对我们今天的启蒙来说则可以搁置一边。无论是18世纪启蒙还是今天的启蒙，任务都是现实的社会批评，而不是纯哲学讨论。不同的社会批判都具备两个基本共同点：道义性和当下性。这两个也我们今天重申启蒙的要点。
道义就是价值判断，当下就是现在的问题意识和需要。例如，重申自由和理性思考的启蒙，是因为认定自由和理性是好的，这是道义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天社会里非常欠缺，这就是当下的问题意识。我们关注自由对抗专制的问题，同样也包含了道义和当下这两个因素。18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与专制的对抗意识已经在明确主导欧洲的激进启蒙思想，乔纳森·伊斯雷尔在《心灵的革命：激进启蒙和现代民主的思想来源》一书里写道，“1770年代，激进的启蒙哲人们传播的已经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意识，它不只是要运用于法国或者欧洲的某个特定国家，而且也要运用于整个世界。全世界的人都在暴政、压迫和悲惨生活的重轭下受难，对此起支撑作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愚昧和轻信。为了解放自己，整个人类需要一场革命，先是思想的革命，然后是实际的革命”。 今天，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部分现实，即使还没有发生实际的革命，思想的革命已经发生了。18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可望不可即的民主、共和、宪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历史的潮流。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18世界欧洲启蒙有这样的联系，我们可以说，当下的启蒙是在继续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的，自由对抗专制的历史传统。由于在这个历史传统中形成了今天普遍认可的自由价值，我们对20世纪特有的专制和压迫才不至于毫无抵抗能力，我们的抵抗也才有了丰沛而宝贵的思想和行动资源。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与18世纪启蒙传统的观念联系：一、人的自主性和多面人性；二、可靠知识与认知更新；三、法治与民主政治；四、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下面便是对这四个方面的分别讨论。
2 自主的人：理智与心智
人的“自主性”(autonomy)指的是人不依靠外力，而是凭借自己的理智能力，替自己思考，替自己做主。人为自己订立正当行为的法则。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能够让自己成熟起来。康德称此为人的启蒙。人的自主性，主体是个人。启蒙哲人对作为主体的“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哈耶克在《真假个人主义》一文中区分了两种与启蒙思想有关的不同传统的个人观：一种是英国的，另一种是法国的，二者都涉及社会理论和可实施的政治。
英国传统的思想家包括包括洛克，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柏克、休谟、斯密和费格森（Adam Ferguson） (后面三位经常被称为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他们从个人来关注社会，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离不开个人之间的互动，个人行为的逻辑和互动过程是认识社会起源和发展的关键。
在英国思想传统中，人不只是一个善于计算“自我利益”并按此行事的个体。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他的行为既受理性的引导，也受激情（情绪和欲望）的驱使。他不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之外。社会秩序和制度化的传统、习俗和互动规则是自然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形成，不是人为所能设计的。因此，社会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互动行为的结果，不是在执行或落实某种人为的设计。
由于不相信人有能力仅仅依靠某种形式的理性（乌托邦、科学的规划或主义、某某发展观等等）来事先设计一个社会，英国思想家们认为，掌握政府的人是有局限和弱点的，让他们拥有掌管和安排社会的集中权力是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用私人竞争的市场力量去分散政府的决策权力，这样才能减小权力犯错误和滥用权力的可能。
法国传统与英国传统不同，它的代表人物（如笛卡尔）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清楚而明确地知道该如何设计或改造社会，所有不能用逻辑和理性思考来证明“有用”或“优秀”的制度或传统都应该批判、改造或摧毁，在这之后才有可能用合理的政治计划来建立新的秩序。拥有这种见识和能力的人便是“启蒙了的人”（开明之人）。许多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都认为，法国启蒙所倡导的理性不仅用来认识自然世界，而且也用来制定合理的社会秩序。
法国启蒙者的攻击目标首先是宗教，宗教被视为一种迷信和偏见，它阻碍人们获得对世界的真实认知。纯粹理性可以使人在对待非理性的信仰、传统和习俗时，快刀斩乱麻，扫清重建社会之路上的障碍。但是，这样的理性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愚昧之中，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因此，社会优化的重任便落在了少数精英人士身上，他们理应是大众的领导者。有的启蒙研究者因此认为，这样的傲慢和自信后来导致了法国革命的恐怖和专制统治。
今天回顾18世纪启蒙强调个人自主性，要避免把两种不同的个人观对立起来。法国启蒙关注并倡导理性，而英国（还有美国）的启蒙则在不否定理性的前提下提出，还有比理性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人性因素。英国哲学家们更关切如何在人的天性和品质里找到认识社会及其基础的钥匙，因为人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情感和道德感。他们强调理性之外的因素（情操、感情、情绪、审美、传统和习俗）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他们也怀疑仅有理性是否足以构成政治和理解政治的基础。
18世纪启蒙思想中有两种理性观念，一种是狭隘的科学理性，另一种是普遍的思考理性。作为18世纪启蒙的前史，17世纪的科学观形成了一种狭隘的理性观，理性被当作科学方法的新工具，排斥了“人”的其他因素，感情、情绪、审美、道德，也贬低了价值观、传统和信仰的影响。但是，启蒙时期对理性的认识远不止于此。
启蒙时期还发展出另一种更为广义的理性观，它关注和重视被科学工具理性忽视的人的多样化因素。像休谟这样的启蒙思想者就认为，理性不能证明道德真理，也不能证明普遍道德是由自然法规定的。理性并不能为某些主张（如宗教）提供支持。理性甚至不能证明理性本身是理解世界的真实或准确途径。这样质疑和探究理性的实质，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考，运用的批判性的理性。今天，我们对这种批判性思考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予以更多的重视，大学里要求每个学生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就是一种广义的理性、逻辑的批判思考。
狭隘的理性起先只是科学的方法和原理，但一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指导”，便走向了反面，变成为一种以逻辑和推理构成的概念体系。它无所不包，无数不能解释，永远正确，由于无视现实环境的限制，所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它把一切与它不合的人性因素排除在外。这样的理性从某个意识形态的真理出发，推导出可能完全违背现实和人性的政策和方针，并以捍卫真理的名义残酷地镇压和消灭持不同意见者。
今天的启蒙要倡导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理性，它是一种以怀疑为起点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一点上，它与科学理性并不矛盾，但它秉持的怀疑和自我怀疑能在最大程度上防范陷入狭隘的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应该包含在普遍理性之中，而不是用来代替普遍理性。脱离甚至违背普遍理性的科学是危险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私利而科学、为权力而科学，许多人正在以这些科学的权威来为拥护纳粹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清洗、阶级斗争、人种优生工程、破坏自然生态等等辩护。这是今天的启蒙必须高度警惕的，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主义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当时许多人对科学有一种我们今天会觉得是非常天真的信心和乐观。那时候，了解科学的只是少数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作家。在他们那里，科学代表清晰、理性的思想，基于切实的经验，同时又受制于可以验证的规则，正如他们把基督教视为代表迷信、武断和教条一样。他们相信，世界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能认识自然法则就能增强自己的能力，减少灾难和不幸。如果说反僧侣和怀疑宗教是启蒙有所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科学就是启蒙有所建树的一面。如果说宗教迷信只是低标准的认知，使大多数人轻信易骗，成为被利用和被操纵的愚民，那么，科学方法则为人的认知设立了更高的标准，使人可以通过获得知识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推崇和倡导科学并不是要人人学习科学，而是要人人有科学的精神，因而能用正确、可靠的方式来思考和判断。在当时这被视为启蒙的科学精神，中国新文化运作是把“赛先生”与“德先生”并列为启蒙导师，也是类似的情况。
今天的启蒙并不反对科学精神，而是对科学主义保持警觉和批判。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考和判断的结果，是学校启蒙教育的一部分。学校启蒙教育当然不是只针对科学主义，而是针对一切被误认为是绝对正确，不可能出错的知识来源。正如平克所说，“信仰、启示、传统、教条、权威、主观确定性带来的陶醉——都会带来错误，不应该作为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来源只能是经过理性检验的求知过程，“我们提出问题，评估可能的答案，并试图说服其他人承认这些答案的价值，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认了理性的有效性”。
平克所说的那种“说服的理性”其实就是今天学校启蒙应该特别重视的批判性思维，包括公共说理中的真实和逻辑论证、察辨谬误、谎言和欺骗，也包括了解我们自己的认知热点和心理缺陷、造成轻信和自欺的错觉和认知缺漏等等。批判性思维可以在学校里进行，也可以通过阅读有关书籍来学习。它会坚定我们对普遍理性的信念，“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个人永远是有理性的，或者永远不被激情和幻象所动摇。这仅仅是说，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开和公平地运用这种能力，从长远看，他们就能够在合作中通过理性得到更坚实的结果。林肯曾经注意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的人，你也可以永远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新启蒙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虽然公众可能被愚弄，但只要他们学会理性思考，就一定不会永远被愚弄。
今天的启蒙需要把理智和心智结合到一起，不是单单看到理性的重要，还要看到它与人的心智的关系。如果说智识启蒙关乎人的逻辑思维、阅读的技能和目的、获取知识和检查知识的能力、与他人的交流和说理互动等等，那么心智启蒙则关乎人的欲望、激情、本能冲动、情感和情绪，也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欲”。人的心智虽然经常不受理智的支配，但却不应该排除在理性认知之外。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才能把心智的方方面面作为它们的理性认识对象，如人“天生”的自利、贪欲、嫉妒、恐惧、得陇望蜀、幸灾乐祸、歧视、排外、偏见、民族情绪和爱国。从理性上来认识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欲望、情绪、本能——通常被称为“人性弱点”“幽暗意识”“不完美”的方面和特征，并不是要从“人性”中消除它们，而是通过正确的认识来帮助必要的自我约束。学会约束自我，并知道为什么要约束和如何约束，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启蒙。
托克维尔讨论的“开明自利原则”（enlightened selfishness）就是对非理性“自私”的理性的思考，这是一种经过启蒙的对自私的认识。约翰·密尔对此非常认可。他指出，“开明的自利原则不是一种崇高的原则，但它却明确而可靠。这个原则并不瞄准重大的目标，但它却可以帮助切实可行地瞄准一切目标。由于它在所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和拥有它。由于它适应人类的弱点，所有很容易获得巨大的影响。由于它用自利在矫正自利，用激发激情来引导激情，它的影响反而比较稳定”。理性认识“自利”这样的“人性弱点”是有益于社会的，它不是像道德理性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把人变得“大公无私”，而是学会正确理解自我利益，因此受到理性的自我约束。他赞同托克维尔的看法，“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支配了整个道德领域，非凡的德行无疑会更少，但是，我认为，总体的堕落也会因此而更少。或许，这个原则会不利于把一些人高高提升到人类水平之上，但是，其他大批在这个水平之下的人们，却被这个原则所吸引，所支持。看一下少数人，他们被这个原则降低了，纵览整个人类，他们却被提高了”。
有意识地破除理性和欲望（非理性）的二元对立，让我们看到，对人的心智（本能和自然欲望）是可以有所理性认知的。由于人所共有的心理特征和需求，包括所有的弱点和不完美，都是司空见惯、不证自明的，人们对它们反而较少思考和认识，所以特别应该成为今天启蒙的内容。由于心智现象包含着大量为人们已经熟悉的显见事实，所以只要人们接受了启蒙的引导，就不会不发现许多有用和有益的知识，并有助于个人和社会行为的良性改变。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是生活在一个本能为善的时代，我们需要了解善行后面的个人情绪和欲望动因，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启蒙：心智和人性的启蒙。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公共和平和社会秩序没有教育就不可能存在的时代，启蒙是多方面的，但都离不开人的心智和人性特征。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帮助社会中尽量多的人们，让他们能够把理性思考集中于自己内心的那些软弱和不完美的方面，那么，这种启蒙，或者说自我启蒙，会比来自外部的道德说教或训诫更有效地成为人们自我约束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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