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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陈嘉映:我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娇惯的心灵”

2020-12-29 09:43 来源:学人scholar 作者:黄茜 阅读

陈嘉映近照 王森 摄

陈嘉映近照 王森 摄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本文转载于《南方都市报 》(2020年12月27日),作者为黄茜。

为给“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发布活动拍摄视频,我们去拜访了哲学教授陈嘉映。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京西,环境清幽。冬日下午,阳光和暖地照在层层叠叠的书架和黑色钢琴上。家里有一双布偶猫,时常灵巧地在人脚边绕圈玩耍。

陈嘉映是一位宽厚长者,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学术偶像。他精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有丰富的创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学术专著类型——既思力深刻,洞烛幽微,又能阐发明晰,具体切己,很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今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获得“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殊荣。

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陈嘉映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以对谈、采访、演讲和书评为主体的集子,话题涉及艺术与现实、爱情与死亡、教育与洗脑、说理与对话、反思与过度反思、知识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谈话者学识渊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和启人省思的洞见。尤其是与艺术家向京的对话《我们不再那样感受世界》,与刘擎、慈继伟、周濂的《“说理”四人谈》等,是杰出头脑之间的智识交锋,十分精彩。

相对而言,我们的访谈没有设定好的主题,大可称之为“漫谈”。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大约是当代人日益挥之不去的“焦虑感”。2020年,疫情来袭,科学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与此同时,隔离挑战了人类心理底线,而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行业内卷,打工人面临的生存竞争空前酷烈。在此境况下,阅读何为?思想者何为?

陈嘉映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过分安逸的生活,来自于“娇惯的心灵”——“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得安逸吗?辩证地看,安逸和酷烈,是当代生活的一体两面。而在陈嘉映眼里,所谓“良好生活”,只能从生存与劳作的直接性中获得。与其被情绪裹挟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个“寻路阿富汗”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行走是为了“身体和灵魂得到锻炼、考验、折磨”,只是为了行走中所带来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

“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

南都:能不能讲讲您的个人阅读史?

陈嘉映:你要从小时候讲,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我最开始阅读的时候,爱读小说,主要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类。之后读现代中国小说,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什么《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之类,这些你们可能都不读了。到了中学,更爱读科学类书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我不合潮流,读中国古典,唐诗宋词、司马迁、孔孟。再到后来,去插队,开始跟我哥哥读哲学。那个时候读书更系统,分门别类的,读历史、经济学,读科学,制定了计划读书,一门一门课自学。我们这代人,读书几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的。在我看,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以后只会有个别的人一味读书。

南都:现阶段您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

陈嘉映:多半时间用来读跟正在钻研的问题相关的,现在这段时间跟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相关的读得比较多。谈到意识,你会扩展到身心关系,扩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阅读我叫做闲读,或泛读,我个人兴趣比较大的一块儿是读历史,另一块儿是科普书,都是我持久的阅读兴趣。现在科学分得很细,进展又很快,像我这种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想去真正钻研一门科学,既没这能力也没这精力,但感兴趣,就去读科普书。此外当然乱七八糟什么都读,只是读文学比年轻时候少了很多。

“科学发展对世界观不会有根本影响”

南都:我在您一个访谈里看到,您现在还会蛮时髦地去上网课,比如科学类的,去听《量子力学导论》,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兴趣?

陈嘉映:就是有点好奇心。读书可不就是好奇心吗?在哲学圈里,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么说吧,哲学涵盖很广,在这一端比较接近艺术、诗歌等等,另外一端接近科学。我个人学无专攻,对好多领域有兴趣。

南都:最前沿的科学,比如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物理学,最终会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吗?

陈嘉映: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挺多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在一端,有的人认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我偏向于另外一端,不觉得科学的常规发展对我们的世界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科学有革命性进展的时期,17世纪、20世纪初的物理学,20世纪中叶以后的生物学,这些时期科学发展对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念的影响当然比较大。Al的发展,脑机接口,这些也会有影响,不过是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产生影响。

南都:早两年有一个新闻提到,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修改,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获得病毒阻断能力。人为操作人类基因,会带来一些伦理学上的问题吗?

陈嘉映:当然,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到处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尤其像基因剪辑这类技术,跟一般的科技发展不太一样,因为它动到人自己身上了,还不是只动身体,动到了整个的人,整个人格。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多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甚至会把动到人本身的技术看做对人类的“改善”。我和很多人则担忧更多,很多担忧就在眼前,比如工程技术引发的生态改变,无人机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暗杀,基因技术可以造出一种新的“人”。还有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读到2017年12月《自然杂志》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学家发表的文章,说是一万年来,技术创新总是拉大财富差距。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忧:技术的迅疾发展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变化。这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人家问你,你说有什么危险,你说不出,可等大家说得清楚了,已经太晚了。有的危险能说清楚,有的说不清楚,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视。

南都:那么在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

陈嘉映:我不觉“哲学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我倒不是说,哲学被科学挤压,已经变得insignificant,所以哲学不用担太大的责 任,科学到处受到重视,应该让科学家去担负责任。我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在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中,观念来自上层,圣人们、哲人们,他们work out一些观念,一层一层向下传播到整个社会,影响社会。所以他们有教育社会、引领社会的责任。也许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样想,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应该有这种使命感。但在我个人看来,社会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方式早就变了,不是在高层形成观念,一层层往下传播,没有这种社会机制了。你一个大学教师,能有多大影响?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他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还从为天地立心来想象一个思想者的责任,我觉得挺古怪的,不太切合实际。

你要说有什么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指的是,你是一个老师,尽可能把你的课讲得好一点,你写作,尽量写得诚实一点,通顺一点,能深刻一点当然更好。如果你做翻译,尽量把它都翻译正确。我算稍微有一点社会影响,那么对公众讲话,对年轻人讲话,会想着,能够帮助到谁当然最好。有听众,有读者,告诉我他受益,我听到后感到安慰,也就是帮到这个人那个人,谈不到对未来人类社会负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就是你一个普通人的责任。

“疫情暴露出社会心理结构的脆弱”

南都:面对新冠疫情,作为哲学家您有哪些思考?

陈嘉映:我不作为哲学家思考。我当然会有些我个人的想法,也没觉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想到一两点别人不大说的。比较起历史上的几次流行病,新冠疫情杀伤力不算很大,比如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比,或者跟艾滋病比,当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是个长时段的传染病,但加在一起杀死了很多人。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人不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虽然它致死的人数多得多。不过就过去了一个世纪而已。

由此可以说到两点。第一点,1918年的时候,连抗生素都没发明出来,更别说对付病毒的药物了。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医学有很大的飞跃,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新冠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来的打击,这个打击就特别重,这次疫情特别让人沮丧,引起巨大的心理震动。第二点,人类面临灾难时的心态似乎比从前脆弱了很多。天下承平已久,大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之间战争这样的灾难。这跟第一点相关,技术发展医学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感,只是我现在是在谈论更一般的社会情况和社会心理。好几代人都觉得和平繁荣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反观历史,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于是,更容易出现恐慌、指责、敌意,引发更广范围内的的观点极化。这些不是好现象,但也反映出几十年来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蛮安定的。

南都:我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有体会,疫情期间的观点极化和对立,导致大家在网络和朋友圈各种争吵、站队、互相抹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嘉映:我相信原因很复杂。社会学家应该会给出更全面的分析。 我只提一点,不见得最重要,但别人说得稍微少一点。以前的社会里,人和人的交往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我们是朋友,我们不仅在一起聊天,我们要一起做很多事情——这个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大体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搬个家,必得有几个朋友来帮忙才行。更别说你在农村,要盖房子。人和人共同生活,共同做事,当然也会一起议论,交换看法,互相争论,但这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维度。政治见解啊什么的,见解不同会伤害人际关系,但不见得很严重。你我意见不同,但在很多其他方面还保持着实质联系。时代变得真是非常非常快。到今天,人际交往方式已经完全变掉,日常生活中没有谁真正需要谁,人和人不是立体的、多层面的交往,一大半交往是在微信上发表意见,意见之争成了你我交往的全部,没有其他纽带来妨碍你我“脱钩”。

南都:人与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弱,成为一种弱连接。

陈嘉映:看来有这个趋势,人与人的亲身联系有可能变得可有可无。

南都:这样下去,人会越来越孤立吗?

陈嘉映:我不知道,大概也没谁有个权威的答案。我们先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有可能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途径通常也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好多人感到不满,这里那里做一点儿改变,总体改变只有等着社会自己去改变。

“大家都在发展,留几个老古董也挺好的”

南都:我们说回读书吧。您是一个以读书为业的人,有没有独特的读书和选书的方法?

陈嘉映:最近十年甚至十几年,我自己找书不太多,书太多,而我信息比较闭塞。有时是作者、出版社寄来的,觉得这些书我可能喜欢,当然我也读不了那么多书,翻一翻,其中时不时有我爱读的。还有些是学生和年轻朋友给我推荐,年轻人就是了不得,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最近读了本什么书,他们就说,哎还有那本书你也可以读。他们推荐给我的书经常是我的确会认真读的书。

南都:您还蛮爱跟年轻人交往?

陈嘉映:我们当老师的,喜欢不喜欢也得交往。当然了,年轻人你看着就高兴。他还是有朝气,有向往,不耽于对社会吐槽。这个世界永远是为年轻人准备的,比如汲取信息的途径日新月异,他们不犯难,比我不知道要强多少。

南都:您会有意识跟上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与时俱进吗?

陈嘉映:没有。跟上一点儿必要的,能让自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安身就好了。比如到哪儿都查健康码,不会弄就给自己找麻烦。你自驾游,订个民宿,你不得不学一点,否则事事要求人,很被动。除此之外我倒没有特别的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感觉。大家都在发展,留几个老古董其实也挺好的。

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有的年轻人还能接纳我?偶然出去做个讲座,好多人来听,全都那么年轻,对比之下,我自己老得不好意思,讲的东西也跟当前时代关系不大。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这么想,大家都生活在当前时代,你拿出些古旧货色,虽然过时,倒为现实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不会怂恿年轻人跟着我的想法去过日子做事情,但讲讲我的想法对他们应该还是有益的。

南都:您在书里面提到现在阅读都碎片化了,说以后不想再写这种传统的著作,希望以评注的方式来阐发观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陈嘉映:是,系统阅读越来越少了,不过,我觉得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方面。本来系统阅读就是一小撮精英的事儿。一直以来,直到70年代,多数中国人不识字,更不可能系统阅读。现在差不多所有人都能阅读,这新增加的识字人多半不会去读朱熹、王阳明,他更有可能就读点碎片化的东西。至于旧时候的体系性写作,我的确认为有点过时了,比如像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哲学全书》的第二卷是自然哲学,我倒不是说它没有什么教益,但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这么来写自然哲学了。从我现在的眼光看,不仅是过时,那种进路干脆就是错的。用我的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话说,没谁能用实线把重要的思想连成一个体系。我们的确需要把散落的洞见连到一起,融贯汇通,但有时是用实线连,更多的时候是用虚线连。旧时候那些体系,好像真有谁把天下的事情都想清楚了。

南都:80年代的时候,甘阳等人主导编辑了一套书叫《文化:世界与中国》。当时你们是很有雄心的,逐步译介外国哲学、出版研究著作,最后一步的目标是要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体系。现在已经把这最后一个目标解构了吗?

陈嘉映:那是甘阳的宏伟计划,不是我的,我自己没有那么清楚的筹划。这个计划似乎并没有落空。以我自己的工作说,先翻译出了《存在与时间》,接下来写了《海德格尔哲学导论》,后来写的东西里有更多的自己的思想。我觉得甘阳还挺有眼光的。

南都:您最近在研究什么题目?会按照尼采或罗兰·巴特那种方式去写作吗?

陈嘉映: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一个题目,叫“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有时候你会想,这世界里的一切都被决定好了。尤其如果你要是从物理系毕业的话。每件事情都有原因,它被原因决定好了。你的想法被大脑神经活动决定好了,大脑活动被此前的事情决定好了。但你倒过来一想,这不可能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早在大爆炸的时候就被决定好,这不可能啊?我琢磨了一辈子,这几年更集中地去思考这一块。

“哲学这个行当天然有一种神圣性”

南都:您是怎么进入了哲学这个行当?哲学工作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特冷僻的事业?

陈嘉映:这个我在别处说过,机缘如此,不是事先面对好多道路,然后选了一条。肯定不是为了挣大钱买大房子,那时候这个选项不存在。也不怎么是因为哲学对社会多重要。通常是这样,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发现其中有一种格外吸引你,后来你做得还不错,你就更爱做,更爱做的事你通常会做得更好。这么一个循环,把你卷着往一个方向发展,等到你后来发现“走错了路”也晚了,哈哈哈。

都说我们这个时代急躁,这话也说了好几十年了——也不只是人心浮躁,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势就是这样,变得太快,什么机会都是稍纵即逝,你挣到快钱你就挣到了,放长线的往往落了空。我做工作不怎么急,跟时代心态拉开距离挺好的,至少,与众不同不也是一个现代人很追求的东西吗?

南都:长期安静的书斋生活是很让人羡慕的。

陈嘉映:这个行当,从一开始就跟社会的日常变化距离挺远,古时候人认为,真理追求,“悟天道”,它是divine的,天然它就有一种神圣性。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哲学的确有一种品质,足够让人安心,不汲汲于在社会上获得什么。何况还有一些年轻人一直愿意跟我读书论道,当然就更让我感到满足。

南都:您的书蛮多人愿意看,这证明其中的某些东西对人类的心灵是有永恒的吸引力的。

陈嘉映:社会变得超级地快,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缓慢转移的,仍然有一些东西联系着一代代人。我的写作比较老派,但还有不少年轻人很赞誉我的文字。

南都:可能是一个人语言表达习惯自然养成的吧。哲学家很少有人能用这么清畅的文字阐发观点、引起共鸣。我觉得这和学问做得通透与否也有关系?

陈嘉映:可能吧,但也有很通透的人,写的文字很难读,比如像黑格尔和康德,你也不能说黑格尔不通透,或者康德不通透。我个人更喜欢此前的哲学文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他们的写作颇为清畅,有时很漂亮,但谁都不会说莱布尼茨浅薄,休谟浅薄,实际上他们都非常深刻。他们是man of letters,翻译成中国的文人肯定是不行,他是个写作者,不是一个哲学专家。

南都:您自己愿意写能够让大众阅读的书吗?

陈嘉映:发表的东西当然多一半是面对广大读者的,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在小圈子里讲,可以讲得更深入些,听众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比较熟悉。有些听众在北大那时候就听我的课,比如陆丁,有时周濂也来听。他们现在的水平比我高,成就也超过我,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来我的课堂听听,他们对我的一般思路都很熟悉了。这时候讲的内容大众不一定听得明白,恐怕也不感兴趣。

南都:请给后疫情时代普遍充满焦虑的读者们推荐一本书。

陈嘉映:《寻路阿富汗》。不见得跟缓解焦虑有直接的关系。罗瑞·斯图尔特,一个英国政治家,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徒步穿越战火未完全熄灭的阿富汗,一次充满艰苦充满危险的旅行。要说跟缓解焦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缺少他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生活在过分安逸的条件中,我们的焦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娇惯的心灵”——这是另一本书的名字。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依然有可能去寻找一些能够磨练自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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