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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自述:回顾自己的一生

2021-11-26 09:10 来源:私人史 作者:许倬云 阅读

许倬云自述

许倬云/口述

许倬云

许倬云

我参与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计划时,有一个同时进行的工作,就是酝酿有关“国史”的观念,即中国历史的观念,或者中国文化发展的观念,这跟我最近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有相当的关系。

从1983年开始,我一直为中国古代文明系列的《西周史》做研究工作,做了两三年,看了很多考古材料,不单看周代,连商代也一起看,从几个同时代平行的大文化往上追,直到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源头。所以《西周史》花了我相当多时间,等于重新将新石器时代的相关资料整理了一遍。七〇年代后半期到八〇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考古学非常热闹,许多重要遗址陆续出土,当时美国介绍中国考古学就是两本书,一本是郑德坤写的,但出版得太早,新资料看得不多,不能算数,另一本就是张光直写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

张光直跟着大陆报道的方向走,就是“中原中心论”的框架。我看了、摸了那一大批材料后,发觉新出的材料又多又快,于是建议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搜集中国的考古期刊,只要一出刊就用航空寄来美国,所以我看到的资料,平均比一般人快上两个月。

我看得愈多,愈觉得不是张光直说的那么回事。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很多,加以归纳,可以发现本来的小系统可以变成大系统,但不能用英文的evolutionary形容,因为evolutionary是分岔的,但这是聚合,所以我用中文的“演进”一词,就是这个道理。演进是小支流变成大支流,大支流再慢慢变成几个大的文化体系。

八〇年代初期,我脑子里已经隐然有个观念,中原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系统的演变,而是多系统互相交流、激荡,在这文化激荡中间,有毁灭的,有篡夺的,有合并的,有互相冲突终致两败俱伤的,通通都有。

1983、1984年,纽泽西的罗格斯大学请我去讲演,因为事后要编成一系列的学术论文集出版,我不能掉以轻心,得用心想想。我想了半天,拿考古的东西理到中国史上面来,忽然想起当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史叙论》,这篇叙论只是架构,并没有成书。任公才华盖世,念头很多,没成书的东西不算少,这是其中之一。

我十来岁时在重庆看《饮冰室文集》,脑袋里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到无锡辅仁念中学,老师讲课,我又拿出来翻了翻,虽然到台大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但内容已经深人脑袋。我找任公这篇东西,一找就找到了,用它当论文架构。我提出的主要观念是,梁任公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中原的中原,到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我就根据这个理路讨论中国古代史,后来写《万古江河》也是同一理路的继续发展,把梁任公的叙论敷陈成一本大书。

我从考古学上得到一个感觉,任公的叙论只是开头,还需要后来的人加以完成。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跟其他研究同领域的德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常常有一个辩论,亦即雅斯培所讲的文化系统都是单线的,他们认为,没有经过枢轴时代突破(Axial age break through)的文化,例如古代的亚述,近代的日本,都没有办法真正加入对话,因为它不是初创的,而是学习的。

雅斯培是德国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虽然他的历史知识不错,也有远见,但毕竟历史知识不是那么专精。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认为有几个古代文明,都有一次突破时期,将人类文化推进一个新的阶段,为人类在求生存之外,提出超越的观念。他的理论曾在思想史与文化史方面引发相当多的讨论,但那些讨论都只限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大家都忽视了书中雅斯培对现代文明的想法,也就是现代的人类正在经历另一次突破。在这一现代的枢轴时代,以科技文化为基调,将有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涌现。我们几个人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研究的某一个系统本身绝对不是不变的,一定是在融合各种新生因素,而雅斯培讲的第二次突破目前正在进行中,此刻正出现世界文化,科技文明众流归大海。

受了这个观点启发以后,我回头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培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Arnold Toynbee)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于是我以任公先生这篇东西为指引,到罗格斯大学讲演,就是中国文化一路下来,挑战、回应、挑战、回应,不断扩大它的文化领域。我的《西周史》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包括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的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围扩展。

我写《西周史》时应用考古学,搞civilization analysis,讨论文化的变化,梁任公先生这篇大作就构成了我往后二十年的主要思考线索。我研究《汉代农业》时,对各个地区四周围的情形还没这么清楚,还是“全国一盘棋”,等到写《西周史》就不是一盘棋了,而是多盘棋的发展与交流,互相影响,甚至解释西周的封建经济是以藩屏周,每一个封国本身都是多元的配合。

从这个结果回头看,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比别的系统有发展的机会,不是因为地理条件强,也不是源流来得长,而是那几个扩大的系统都有很强的容纳精神,有容乃大,所以生命既长且久。

我目前最新的著作《万古江河》,以任公先生的《中国史叙论》做骨架,这是个大框架,我就在新石器时代上面多花点功夫,多想想。大概从1981、1982年开始,苏秉琦先生花了六年的时间,不断发展区系类型理论及古国演化系列理论,我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观念。苏先生是长辈,比石璋如先生小七岁,是济老跟我中间的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考古学家,1997年以88岁高龄过世。当时我到东北看考古,正回头准备到医院看他老人家,结果一个电话来,说苏先生过去了,竟然缘悭一面。

苏老先生早期文章都不在重要期刊上发表,那时候夏鼐掌握了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否决权,所以他只好在各地以讲演方式零碎发表,虽然我没有得到他的研究讯息,可是殊途同归。大概在1986、1987年,我得到他的几篇讲义,那时真是高兴,他老人家看到那么多东西,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居然如此符合。我后来对新石器时代的整理就是依傍苏先生的想法来做的,从此我也对处理历史时代的演变更有把握,更有自信,自认为我对国家观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无缘向苏秉琦与夏鼐当面请益,大陆开放后我很晚才去,光直老早就去了。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回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的仓库里,看了几天新出土的文物,既激动又兴奋。

我每次到大陆,不到北京城,不到上海市,一下飞机就直奔偏远地区的遗址。张忠培陪我到几处遗址参观,成了知交。1997年.我跟他在香港主持了首次考古学会议之后,又连续办了两次,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

到遗址是从青铜的雕刻或陶片上看当时的技术,虽然陶片会破碎,却是最有用的求知线索,因为陶器有形制、花纹、图案……,反映当时的文化特色,即便留下的只是破碎的陶片,也可以从中一窥究竟,更可以从复原的形制中,揣想当时人精神上美学生活的部分。至于陶器的用途,则是生活上的东西,可以研究当时人们吃的是什么。陶片之中还有贵重与不贵重的分别,可以看出它的阶级成分、生活分类。所以从物质面到精神面它都提供求知线索。陶片又可以当成商品进行买卖,所以陶片是最好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考古学是玩陶片,因为陶片是最能够记录思想的东西,当时人类的行为、思想、生活,都可以在陶片上留下痕迹。

陶片所寄托的是遗址本身,其陈列、结构,以及遗址本身有多长,都是讯息。这从里头建立一个典型,这些典型有的可以拿出去,有的可以拿进来.有些可以改变,有些可以演化。

为什么我绕着中原四周围都看了,直到最近(2008年)才去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为我总认为应该先看四周,再看中原核心。最近西周出了五六个新东西,把西周的断代全颠覆掉了,所以当年我研究时,一开口就说我不断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我去看遗址时,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库房看陶片,书上写的、照片和图画,都不算数,你得拿在手上掂一下,掂出东西来,翻来覆去,看它小的洞洞,看它的质,我们叫看它的感觉,看多了就能看出感觉来了。你写都写不出来,你可以写出陶的质地,纹是粗或细,同样的斜纹在书上画出来是一模一样的,但你一看就晓得实物上的斜纹画得不同,是两个不同人画的,手指甲画出来的纹跟刀刻出来的纹也不一样,东西拿来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回事。看铜器也有感觉的说法,两个铜器一模一样,有经验的人一看就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瓷器最麻烦了,瓷器基本上就是另外一种陶器,你看同样的青花,看久了就晓得那个青花是早的,那个是晚的,都是靠感觉。日本二玄堂复制的画好得很,如果以科学仪器检测,颜色、光彩、质料,都让人无可挑剔,但拿原物过来一看,一真一假马上晓得。

说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那时候隔了个太平洋,我掌握资料当然不如大陆国内同仁完整。但当时我模模糊糊的至少隔离出一个东南,一个东北,一个北方。北方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少分割成四块,后来苏先生分割成六块,最后分成七块。

我在七〇年代晚期就跟光直讲过;“我总觉得中原中心论令我不安,I don’t like it。”我们来回讨论,他择善固执,直到书出第三版时,才终于承认中原中心论不如多元论妥适,全面据改。光直是很用心的人,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他觉得我搞历史专业,他搞考古专业,掌握的材料比我多。可是他忘了一点,他看到的是夏鼐系统的理论,别的理论没看见,而我看到的是世界上的理论,全世界文化的演变,因为我参加了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

从前我去故宫帮忙清点文物,真是开了眼界,但也累得要命,可是就舍不得离开啊!想多看一点。朋友问我哪件古董真,哪件古董假,我都用一句标准答案:“只要你喜欢就行了,管它的。”因为你说是假的,伤了人家的心,你说真的,要负责任,他拿到外面去卖给人家,说许某人认为是真件。我何必替他做保呢?尤其是古董行,绝对不要惹他们,做人家的工具嘛!

我遵照李济之先生的吩咐,从来不收任何东西,李先生的徒弟,亦园、光直和我都不收古董。我绝对不收古董,人家送我的纪念品都是复制的。中国大陆上做复制品有个相当好的原则,就是缺一点点,一个鼎就做差一点点,一个花纹缺一个角,让你知道它是复制品,而且绝不做原件大小,只做一半大小或四分之一大小,这个是原则。所以人家送我的复制品,我会收,唐朝古墓里面的画,手描的复制品我会收,但绝不收古董店里的原件。

大陆上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我儿子出生前一年,就是1968年,我到香港的中共书店去逛逛,里面摆了一落一落比人还高的斗方,五块钱一份,我跟沈宣仁看了真是喜欢,真有好东西,但是每个都损坏了一点,如果小红卫兵在上面割了刀,这很容易补,裱褙就好了;不过都泼了墨水,不容易修复。如果是一道黑墨水,虽然大半损坏掉了,但还可以洗掉,如果是红墨水,就全部完蛋了。我真喜欢这些东西,我在里面看了几件,如果买回来送给原来写的人也很有意思,比方说陈雪屏先生的字,收回来送给陈雪屏,都很好嘛。于是沈宣仁说:“你要的话,我帮你调一两千块钱,都买回去。”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买,因为老师说过,绝对不能买。

光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有一批刚刚从泥洼里面挖出来的竹简,从湖北偷出来的,有人问我要不要买。这批竹简真是好东西,我问光直,他说可以替史语所买。但是我们不能用公家的钱,于是他向辜振甫募得300万,我自己则是先掏了10万块港币做押金,东西都送到我屋里来了。我拿出竹简摆在水里看,竹简黑黑的,一定要在水里才看得见,黑乎黑乎的东西,摆在清水里头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是不怕水的东西,甚至宣纸的画,摆在清水里也不会有问题,之后再拿出来晾干就行了。

我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打电话给光直说不行,要退货。光直问:“有问题?”我说件件是真,但我们老师吩咐过,不能收东西。他说“这个是替国家收耶!”我说:“没错,可是后果是一样啊!都是鼓励人家偷坟盗墓,我们偷坟盗墓可以,但他们不能啊!”所以不能收。光直说:“那怎么办?”我说:“退货!”他又说:“那10万块呢?”我说:“算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那位老板,请他来拿回去。他问我是不是认为有问题,我说没问题,只是良心上说过不去。实在可惜了,现在我还觉得难过,那批东西是郭店楚简(竹简)的一部分,后来被日本人买去,散掉了,真是很难过,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再出现,没有人拿来做印本、钞本、照相本研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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