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酷与飚
高渊：作为元化先生晚年的主要助手，你是因为什么机缘走到了他身边？
蓝云：我跟先生可以说是前世有缘。我父亲蓝瑛不到14周岁就入了党，他15岁时到上海，和20岁的元化先生接上了关系，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让我去跟张可阿姨学英语，她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莎士比亚戏剧，英语非常好。所以我一开始是“母党”，每周都要去一次，张阿姨每次都给我做好吃的，夏天还会让人去买简装冰砖，这在当年是很高的礼遇。
高渊：什么时候从“母党”变成了“父党”？
蓝云：张阿姨59岁时突然中风，虽然救了回来，但语言和行动能力都出现了障碍。她这一病，家里很多事都要靠先生了，他自嘲真是赶着驴子当马骑。
我父母看在眼里，就决定把我派到先生身边，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父亲还特别关照我，要珍惜在王伯伯身边的日子，因为他学问好、有思想，要向他多学习。
高渊：他们夫妇的个性是不是差别很大？
蓝云：先生的口头表达比较尖锐，在激动的时候，是很情绪化的。但他认真思考时，还是很斟酌分寸，书面表达非常冷静，不带一点情绪。先生让我看他的书，还问我看了后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的文章更讲道理。
张阿姨性格跟他完全相反，非常慢，非常耐心，是位温婉善良的女性，充满了母爱，即便是先生受迫害的那些年，他们家也总是弄得干干净净。在余秋雨写张可的《长者》一文中，先生曾做过一些修改，他说“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
高渊：你正式放下手头工作，专职当元化先生秘书是什么时候？
蓝云：那是2003年春节，上海市领导来给先生拜年，他提出希望调我当他的秘书。于是，市委宣传部给我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把我正式调到先生身边工作。
从那以后，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到先生住处上班，帮他处理文稿信函，他还教我怎么收集资料、分类编目、校读清样，还让我参与编辑了《九十年代日记》《清园文存》等书。他经常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们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
高渊：有人说，元化先生的性格不仅酷，而且飚。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是什么感受？
蓝云：这话是李子云大姐说的，她当过夏衍的秘书，是先生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说先生年轻时恃才傲物、颇为自负、不苟言笑，发言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所以形容他的性格，要用俗话“很飚”才行。
先生是个思想家，他的学问对我来说，实在是高不可及。在他身边工作，确实让我学到很多。不过，除了李子云大姐，我可能是另一个敢跟他说不的人。有时候，他会跟他的学生或者家里的阿姨生气，我就跟他说，作为长辈应该多点宽容。先生说，既然你觉得我是个恶人，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
我一赌气就走了。他会让人送鲜花来，隔一两天还会送饼干来，托人问我最近好不好。而且他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好。我想这个老人离不开我，就回去了。
第六章：师者真传
高渊：作为元化先生的五位博士生弟子之一，他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印象？
胡晓明：我是1987年起，在先生门下读博士的。他的教学方式是每周见一次面，一起吃饭、散步、聊天、会客、讨论问题。第一年，他非常强调乾嘉学派、文字训诂和文献考辩。后来一起做近代学人课题，他强调中国思想和学术史，尊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之学。对于西学，他强调思辨哲学，喜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推崇莎士比亚和契诃夫。
高渊：也就是说，他不是系统地给你们上课？
胡晓明：不算系统，而是根据他最有心得、最得受用、最切近他性情的东西来讲。他不喜欢单纯讲艺术和美学，注重思想优先，讲究思维方式。
而且，先生从来不讲“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话。因为第一，他觉得这只是口号；其次，文化要超越时代，思想家不是批评家，不仅要盯住现实问题，还要回应现实背后更大的问题。他是一个为思想而生，也是为思想而累的人。他跟我讨论过的问题，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高渊：先生曾说你是“较得他真传的弟子”，你觉得具体得了哪些真传？
胡晓明：今天回想起来，从先生那里所得比较重要的有三点。首先是为现代中国思想问题而读书治学。正因如此，我心中的古典是活在当代的。受先生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的引导与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不单纯为知识而学习，而更为思想而学习。中国文学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更是一个思想的对象、当代的对象。
其次，先生一生有几次大的变化，我亲历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次，就是从反传统到不反传统。从80年代的《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到90年代的《关于“五四”答客问》，先生对“五四”的看法变了，对传统的看法也变了。一个“五四”之子，晚年回归中国文化的认同。我把这个看作是严复、王国维、李叔同等人从西学到中学的回归一样的世纪之谜。
还有，先生的思维方式里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立思维、复杂思维、区分思维、辩证思维。对一个问题，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哪怕是一个人人都接受的观点，他也要不断提出疑问。我深受其影响，喜欢复杂思维，不喜欢黑白二分。说到底，对人的理性能力，有确然的相信，但也有深深的怀疑。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挖几个层次，尤其是那些大家公认的看法。
高渊：据说元化先生到了晚年非常爱热闹？
胡晓明：不仅是晚年，他一直喜欢热闹的，他家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师母中风后，有一度恢复得不错，还能操持简单的家务。我每次去，师母留饭的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如果她不说，就表明你是肯定要在这里吃的，而且往往有好菜。如果她说，没什么菜，你吃饭不？这表明她希望你留下来，但真的没什么菜。为了消除她的不安，我会说，有面吃面，有酒喝酒。这时她会笑，就像松了一口气那么开心。
师母吴人，先生楚人；师母如吴侬软语，先生如楚骚汉赋；师母是静的，先生动的。有了师母在边上，显得先生的性格尤为鲜明。先生有时会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发脾气，师母总是不吭声，那一副看先生的眼神，有点像看着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高渊：元化先生喜欢结交什么人？
胡晓明：先生的客厅不拒三教九流。从中央的要员，到县城里的文化人；从美国的教授，到大学里的本科生；从著名的作家，到市井的骗子都有。有一次，他的一幅林风眠的画．就被一个骗子说拿去装裱，从此泥牛入海。
但他的客厅依然向每一位来访者敞开。每到圣诞或元旦春节，客厅里总是堆满了鲜花和贺卡。他坐在温暖的煤气炉边．沉浸于各种美好的想念、感谢、祝福的言辞中。
高渊：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一度有“北钱南王”之说，把元化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相提并论。对此，他怎么看？
胡晓明：他晚年一直珍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那张合影，他说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徇私情，完全为国家培育人才着想，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炒作，说什么“北钱南王”。他明确地说，此说不妥，钱先生是前辈，我是晚辈，在学术上我不能跟他比，学术界要反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第七章：最后一年
高渊：元化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是怎么度过的？
蓝云：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日记曾引来祸端。但先生查出癌症后，我猛然意识到，和先生相处的时间进入倒计时了，于是我就开始“破戒”记日记。
说来也巧，我是从2007年5月10日开始记的，而先生逝世是2008年5月9日，不多不少正好一年。那一年，他多数时间住在瑞金医院，期间也有几次进出。
高渊：先生的最后一年中，有哪些日子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蓝云：比如2007年10月12日，那天先生出院，我一大早就赶到瑞金医院。
他说睡得不错，就是老做梦。他说梦见和张可阿姨在一起，张阿姨走啊走啊，先生就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后来好像到了医院里。我说先生一定是非常想念张可阿姨，所以梦里就见面了。
高渊：张阿姨是哪年走的？
蓝云：张阿姨是2006年8月去世的，先生写了一个简短的讣告：“我的妻子、知音、伴侣张可，于8月6日上午9时25分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因骨折、失语、吞咽功能的丧失，躺在病榻上，度过了痛苦的一年多。虽然在这以前医生就已多次宣告她病危、已无生存希望，可是她一次一次地闯过了死亡关口。她被病痛折磨得十分孱弱衰竭的躯体，若有神助。她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力量。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不愿她离去？”
高渊：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先生激烈的个性有什么变化吗？
蓝云：2007年11月30日，是先生的87周岁生日，瑞金医院的医生护士专门给先生庆生。他们布置了会议厅，买了蛋糕，唱生日歌，先生很高兴，也有些意外。
先生对我说，在病中，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说，你总责备我对人过于严苛，近乎挑剔，把别人都看得很坏，这是对我的误解，是不对的。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你还是有道理的。你看，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医生护士都这么细心，打针一点也不疼，为我溃破的创口换药也不嫌避，还给我过生日。护工也很呵护我，夜里但凡有一点点动静，小周总是很警觉，几次半夜起来照顾我。
后来，先生特意准备了一笔钱，嘱咐在自己走后留给小周，还托朋友替小周安排工作。
高渊：他的病房依然很热闹吗？
夏中义：去看他的人很多，我一般是下午去。待到吃晚饭时，很多人都会走，他会说老夏留下，陪我吃饭，这样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吃完饭，他让我把他扶到一张很宽很柔软的皮躺椅上，他说老夏，人没了，很安静，你提问题吧。我也习惯了，每次他都叫我提问题。
还有一次已经是2008年了，我去看他。他昏睡过去了，蓝云在旁边把他推醒，说老夏来了。他睁开眼睛，眼睛已经没有光泽，上面都是眼屎，但说话还是清晰的。他说，老夏，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说先生，你好好休息，等你出院后我有好几个问题要问你。他说，不，现在就问。
高渊：先生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蓝云：应该是没能看到他的传记出版。先生很希望有本传记，曾找李子云写，子云大姐说不懂他的学术，做不了。也有作家主动想来写，但先生觉得她更适合写印象记。后来夏中义出现了，先生又看到了希望。但老夏那时候刚从华师大调到上海交大，手头一大堆的事，他权衡再三，还是推辞了。
先生甚至一度想让我写，他说你拿本子记，我跟你说。他讲的是1955年的一天，当时住在武康路100弄，那天清晨突然弄堂里大树上的乌鸦成群地叫，叫得很诡异。就是那天，他被胡风专案组带走了。
但他也就开了个头，他跟我说话喜欢讲轻松的，老是岔开去。说着说着，就会说家里要来什么客人，你穿什么衣服好看，应该去买一件等等。
第八章：乡关何处
高渊：元化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清园奉为他的精神家园的？
蓝云：我小时候去先生家，基本上没有清园一说，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突出了清园。那时候，他搬到吴兴路的高层里，把沙孟海给他题的“清园”挂在了书房显眼处。
而且，他也开始跟我们比较多地回忆小时候的清园生活。往往在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讲在清华园南院的生活。他随父母住在12号，赵元任住1号，陈寅恪住2号，王国维住17号。
他对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印象特别好，常去他家玩。赵家房间里放着一台古琴，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动的。有一次，先生看到他们家没人，就非常好奇地跑过去噼里啪啦拨弄一番，然后撒腿往外跑，琴声还在后面回荡着。
高渊：其实他到清园的时候还很小，也没住几年？
胡晓明：先生是1921年秋搬进清华园南院，当时只有一岁，1928年就离开了。当时陈寅恪还没结婚，赵元任就把家里放不下的书，放在了陈寅恪的房间里。王国维拖着一根辫子，很引人注目，但元化先生的父亲叮嘱家人，你们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清华园南院的这批导师，当时正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先生这个淘气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是不相干的。在先生晚年，却常提这些名字，并自称是“清华懿弟子"。在他主持的一项国家博士点科研课题中，更提出要好好研究王国维和陈寅恪。
也就是说越到后来，他跟清华园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是产生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与感应。或者说，他认同清华，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
高渊：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有这么重要吗？
夏中义：元化先生从不讳言，他的“清园情结”源自童年，我们千万不要看轻童年所受的熏陶和影响。有人说, 人的一生都带着童年的印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童年所获取的印象，就像一粒种子埋藏在心田，慢慢地发挥着它的潜在功能。没有一颗橡子知道，它未来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人知道。
元化先生晚年，将书斋命名为“清园”,还刻意将晚年著述冠名为“清园系列”，比如《清园近思录》《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和《清园自述》等，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遥寄情怀。就像克尔凯戈尔所说，回忆让人即使在家也生出乡愁来。
高渊：作为一个知识人，先生身上哪些品质最值得后人记取？
胡晓明：像先生这样的知识人，他们往往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但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先生是喝着“五四”的奶水长大的，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份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
先生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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