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知识的地位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问题，即它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而知识有别于意见，恰恰在于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普遍必然的。康德用他的先验哲学来回答休谟。“先验”的意思不仅不依赖经验，与经验根本有别，而且还是经验知识可能性的规范性条件。“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
因此，先验在感性经验范围之外，与经验根本有别，经验不可能如李泽厚希望的那样变成先验；相反，先验的东西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先天条件。经验的历史如何能积淀为不依赖经验的先验的东西，李泽厚从未说清楚过，也不可能说清楚，因为说经验积淀为先验，这就像说方的圆一样，是纯粹的荒谬。至于“历史建理性”，也是根本不通。因为那等于说人类及其历史一开始没有理性，没有理性的历史如何能建成理性，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没有理性的说明的话，就只能是任意的断定了。
当然，李泽厚会说，他的情本体“归根到底，是历史本体，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向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工具—社会本体；另一个是向内，即内在自然的人化，那就是心理—情感本体了，在这个本体中突出了 ‘情感’。”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个人与社会，心理与情感都讲了，但人们不禁要问，那个既向外又向内的本体（最后的实在、本源、根源）究竟是什么？
李泽厚的回答是：“它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他的意思大概是，人的生活从外在说，要解决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而人类解决此一根本需要的特征是制造工具，形成社会；向内则是形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前者是工具本体，后者是心理本体。前者来自马克思；后者则是“Heidegger哲学的主要贡献。”而他的情本体则是兼承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又说要用中国传统融化马克思和康德），“但都作了修正和 ‘发展’。”然而，“最后的实在”不可能有两个，只能有一个，所以李泽厚说他的历史本体论“提出了两个本体”是说不通的，其实只有一个本体。
李泽厚自己最后也不能不这么说：“历史才是存在的本体，渗透、沉积在工具—社会和心理—情感两个方面之中。”这样说至少逻辑上没有太大毛病，类似斯宾诺莎论证只有一个实体的方式：上帝是唯一的实体，思维与物质都是上帝的不同属性或面相。然而，李泽厚最终将他的主要哲学贡献称为“情本体”，不是没有原因的。
历史、社会其实都不是本体，而只是人“情”的属性，“人活着，唯一真实的就是积淀下来的你的心理和情感。”所以他的“三句教”最终落脚在“心理成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活生生的个体人的日常生活本身。但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心理”，它不可能是“历史”的同义词；另一方面，即便人的心理结构中有历史的因素，同样还是不能等于历史，就像我们的语言是历史地产生的，含有历史的因素，但不能等同于历史一样。
其实，我们的哲学家如果善于从“古人”那里得到教诲的话（这个教诲不仅是一个哲学思想，更是如何进行哲学的方式），就不至于对只是“意见”的东西表现出那样的自信了。对前人的智慧和努力有足够的尊重和足够深入的了解的人，才有可能提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东西来。
三
现代中国哲学家热衷于建构体系，与他们对哲学的理解有关。他们一般都将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熊十力说他“素主哲学只有本体论为其份内事”。冯友兰则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一部分。”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本体论，其根本任务，都是“宇宙实体之探寻而已。”这种对哲学的认识，乃中国传统所无，而是受西方哲学影响所致。从这个在中国哲学界至今还居支配地位的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西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了解，又有人提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以存在为对象”。这自然仍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然而，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一般了解，往往停留在教科书和工具书的水平，未能从悠久而复杂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对相关的问题有具体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另一方面，既然西方哲学的术语或概念经过翻译以汉语译名出现，人们免不了用掺入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想法去理解他们。以本体论为例。本体论在西方是ontology，意为“存在论”或“存在学”（on 是古希腊文“存在”的意思，而onta则是它的复数形式，指“存在者”）。然而，当我们接受了日本人对ontology的汉译“本体论”时，人们往往是望文生义，从“本体论”的汉语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个术语。
正好，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本体”这个概念，指万物的根本，如张载有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朱熹云：“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因此，现代中国人一开始就把本体论理解为对宇宙本体（实体）的探求。
熊十力强调哲学就是要追求本体，这个本体非别，即是人的本心：“是故此心谓本心即是吾人的真性，亦即是一切物的本体。”然而，这个“本体”又不是一个一般物，并无形相，乃是宇宙造化本身。熊十力对本体的定义是：（1）本体是万理之原、万德之端、万化之始（始，犹本也）；（2）本体既无对又有对、既有对又无对；（3）本体是无始无终；（4）本体显为穷无尽的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毕竟不曾改易其本体固有生生、健动乃至种种德性，应说是不变易的。近一甲子后，陈来的 《仁学本体论》中依然承袭熊十力的这个“本体”定义，只是有所省略。熊十力的这个“本体”概念，基本是将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是易学传统中关于本体的思想加以概括总结，使之更为明确与有条理而已，并无太多的创造性。
放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看，熊十力的本体论的确体大思精，自成系统，前无古人，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既然哲学追求的是宇宙的真理，而不仅仅是儒家的真理，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让不是儒家传统或并不认同儒家思想的人也能信服。在今天的世界上，理性是唯一让不同文化背景和传统的人达成共识的手段。然而，熊十力的形而上学却排除对真理的理性说明和辩护，而主张个体性的体认、神契、默识、洞观、证会，连思辨都不要：“恃思辨者，以逻辑谨严胜，而不知穷理入深处。须休止思辨而默然体认，直至心与理为一，则非逻辑所施也。恃思辨者。总构成许多概念。而体认之极诣，则所思与能思举泯，炯然大明，荡然无相，则概念涤除尽也。概念即有相。”这样得来的真理，一定是不可公度的唯我论的真理，即只要我体认到的，就是真理。这样的哲学，只有信奉这种哲学的人才会接受，对其他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儒家历来主张形上形下贯通不分，思想立足于日常生活实践，熊十力也说：“哲学不是空想的学问，不是徒逞理论的学问，而是生活的学问。”然而，倘若哲学只是要表明：“我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原来不二，所以我们凭性智的自明自识才能实证本体，才自信真理不待外求，才自觉生活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这种觉解是否能“在人生日用间提撕人，令其身体力行，而至于知性知天”，大可怀疑。正如梁漱溟所批评的，按照中国传统，反躬内向、践形尽性，是要靠体验和实验，是不需要理论体系的。这才有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说法。
熊十力非常自觉地要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争一席之地，他虽不能读西籍，却时时在他的文字中将他的思想与西哲相对照，虽也承认西哲的优点，终究还是中哲为高。然而，建立在对西方哲学没有太多了解基础上的这种自信，终究不能服人。其实，他的许多发明西哲也早已说过，如人的生命与宇宙的生命原为一体就不是中哲独创，西方中世纪神秘主义哲学家早就提出个人小宇宙和自然的大宇宙本为一体，从小宇宙能见大宇宙，一滴水能见大海等主张。
他认为西方哲学最大的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体的二分，殊不知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其解决方案之精彩深刻，令人叹为观止。其中，谢林和黑格尔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前提就是秉承古希腊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的传统而创发的万物一体的思想。
到了20世纪，可以说，主客体分裂与现象本体二分的思想早已成了明日黄花。西方人对他们曾经的错误，反思批判远比别人来得深刻。在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的情况下要克服西方哲学的毛病，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不明世界哲学的实情，一厢情愿构成的体系，很难在世界舞台上立足。
如果说熊十力在构造其形而上学体系时不得不考虑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比熊十力更熟悉西方哲学、同样也要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冯友兰，则更在乎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评。休谟在 《人类理解研究》 中曾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们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有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 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入烈火中，因为它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这段话可以说也概括了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立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或知识可以分为两类：先天分析的与后天综合的。逻辑和数学的命题属于前者，而经验科学的命题属于后者，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知识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拒绝形而上学的主张，因为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关于超经验的实在或实体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的，因而不仅是假的，而且是无意义的。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洪谦根据这些原则当面批评过冯友兰的新理学形而上学体系。
但是，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批评的形而上学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维也纳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对实际（即事物和事实）有所肯定和建立。但冯友兰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对于实际并不肯定，形而上学不能有综合命题。形而上学的命题与逻辑命题一样都是分析命题，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说法，分析命题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并不对事实说什么。冯友兰完全同意这一点，形而上学并不提供实际的知识，而只是对事实形式的解释。
他甚至说：“这一套形式命题没有什么用处，可以说是 ‘废话’。”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这套“废话”？ 冯友兰的回答可能是：“真正底形而上学不能予以人以积极的知识，但可使人对实际有一种了解。这种了解可以说是不着边际底了解。虽是不着边际底，但由此中了解，宇宙人生，对于有此种了解底人即有一种意义。此种意义即构成人的一种境界。此种境界即 《新原人》 中所谓天地境界。”但天地境界说到底，无非就是传统心学讲的尽心知性知天的理想人生态度。这种完全脱离了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人生态度和形而上学，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极为空洞，自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四
从上述对现代中国哲学中几个主要理论体系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哲学过于片面简单的理解，我们的哲学家只想给出一个对宇宙人生总的看法，但对于构成宇宙人生的那些重要方面、重要事情、重要环节、重要问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结构，几无重视，很少涉及。这也使得他们对于哲学本身丰富的内容以及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各个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既不太了解，更谈不上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把它们作为我们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材料。
这些体系普遍空洞，缺乏理论内涵和严格性，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人们只是热衷于谈些人名与术语，却很少对那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人们习惯将康德和先验哲学、黑格尔和辩证法、胡塞尔和现象学、海德格尔和存在挂在嘴上，或作为标签贴在自己的作品上，却很少有人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吸收到自己的哲学创造中。
只是空谈体系和中国思想而没有实质性的哲学思考，是不可能登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人们是不会承认对人类已有的哲学成就缺乏了解和理解的空洞思想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的这个观点，实乃不刊之论。
当然，中国哲学要在场，不仅要掌握人类一切优秀的哲学成果（这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更主要的是它必须是哲学。哲学的定义有许多，但今天人类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它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它要从总体上理解人和世界。
任何其他科学都无法做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哲学一再被人宣布死亡，却总是用自身的存在证伪了这类宣布。中国哲学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今天人类面临的种种根本问题，提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现代理解，而不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正确的废话。
今天的中国哲学家，要在现代的思想和知识背景下，重新定义天与人，以及它们的复杂关系；而不是重复已经被人讲了千百年的那几句话。它要能够自己从哲学上发现和提出时代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西方哲学的研究者。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共有人类的命运，也共有人类的责任。因此，中国哲学只有对今天人类的问题和一般的人类问题真有所见，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场证。只有在思考人类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哲学才会真正在场。
中国有自己悠久的哲学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只能作为中国哲学出场和在场。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只能用传统的哲学语言来进行哲学思考，也不等于我们只能简单地照着讲或接着讲。
相反，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照着讲也不能简单地接着讲。照着讲是没有哲学思想的重复；接着讲则缺乏哲学创新。应该是在批判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我们要向西方同行学习。他们对于哲学史上任何伟大人物都不是无批判地接受，而是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老师，但是必须加以批判和超越的老师。
黑格尔的 《哲学史讲演录》 就是这种哲学态度的典型体现。事实表明，西方哲学史上凡是叫“新……主义”的哲学也都有自身的价值，在哲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些还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就原创性来讲终究有亏。而我们现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扬弃的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真正原创的哲学很难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批判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超越。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主要关心伦理道德问题，哲学视野很有局限，许多重要的问题，如真理问题、经验问题、语言问题、意义问题、实在问题、认识问题、概念问题、时间性和历史性问题、空间问题，等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理解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时必须面对和深入思考的。西方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有丰富的积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吸收和使用。对不同哲学传统的借鉴和吸收是哲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古人通过吸收佛教哲学而产生了理学，我们今天也一样可以通过吸收西方和世界上其他传统的哲学产生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不能是过去的哲学，现代中国哲学不能只活在孔子或朱熹、王阳明的时代，它应该活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征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存在的历史性。当代中国哲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必须思考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哲学。
而要思考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是无法回避的。“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 ‘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他的哲学具有直接的时代相关性。这种时代相关性不能从编年史意义上去理解，而要从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上去理解。
今天的世界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像他这样具有强大预见性和想象力的思想家，也难以完全预见到技术和资本对当今世界的改变。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和描述，今天依然是那么准确和有力。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与剥削，存在着奴役和不公，马克思的哲学就不会过时。马克思的一些特殊结论或有可商，但他的哲学方法和提问方式，是现代中国哲学必须作为自己的基本要素加以吸纳的。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真正登上世界哲学舞台，才能在今天的世界在场，才能为今天这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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