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李泽厚出版了一本标题非常引人注目的谈话录 《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翌年又发表了题为 《中国哲学该如何登场？》的谈话录。在前一本谈话录中，李泽厚说：“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李泽厚在这里说的“中国哲学”，不是像有人误解的那样，专指中国传统哲学直接传承的系统，即所谓“中、西、马”哲学的“中哲”，而是指中国人创造产生的、有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一般中国哲学，这从他对自己思想的表述就可以看出。当然，一般意义的中国哲学也包括传承传统中国哲学的那个“中哲”系统。
但李泽厚的这个表述与其说是“呼吁”和“挑战”，不如说暴露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一切有志建设现代中国哲学的人不能不考虑的。首先，“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哲学现在还未在场，所以该上场了。这自然是从世界哲学舞台的角度说的；否则，中国哲学再怎么不尽如人意，现代中国的文化舞台上总还找得到它的身影。中国哲学该登场的说法，表明说此话的人认为，在现在的世界哲学舞台上，中国哲学基本是缺席的。
不但缺席，而且严重缺席，严重到了现在让中国哲学登场“还早了点”。这个判断基本可以成立，在现代哲学舞台上，的确难觅现代中国哲学的身影，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当代中国哲学在世界的地位，与当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形成让人极为难堪的反差。
然而，把中国哲学排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后面登场，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点滑稽的说法。当然，也许在李泽厚本人看来，这不是一个任意的判断。
他是按照线性进化论的模式来理解哲学发展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代表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极致，后现代哲学的特点就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而中国哲学恰恰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哲学，“所以我说中国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恰恰是可以接头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哲学没有和海德格尔或德里达一起上场，而要等他们下场后再上场呢？ 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加入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大合唱，而还有待“走进世界”呢？
还有，“中国哲学走进世界”是什么意思呢？ 是纠正或取代西方后现代哲学，还是以一种独特的、有创造性的哲学方式与其他已经登场的哲学（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对话，丰富人类的哲学智慧，为反思和批判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呢？ 不管是哪种“走进世界”的方式，至少在李泽厚看来都还“早了点”。为什么？ 答案其实他也给出了，就是现在还没有“竞创新思，卓而成家”的中国哲学家；尽管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已经是这样的哲学家了，只是还未被许多当代人承认。
不管怎样，从世界哲学的视野看，因为缺乏原创性的哲学思想，现代中国哲学还未登场，李泽厚的这个判断大致不差。没有真正的原创性，要想别人重视恐怕不容易。不过，近年来，出现不少自称是原创或被人说成原创的哲学著作。这些自称“原创”或被人说成是“原创”的哲学著作究竟是否真是具有原创性，恐怕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明确，哲学意义的“原创”或原创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次，我们得明确，原创哲学有哪些基本要求；毕竟不是所有原创的东西都有哲学意义。一个无聊的故事或笑话完全可以是原创的，但却根本没有哲学意义。最后，判断原创的哲学著作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三个基本问题没有回答之前，谈论某部哲学著作是原创的至少是不严谨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品质和成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我们同意李泽厚的判断，中国哲学还未走进世界，还未登场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代哲学的确没有创造出太多原创性的著作，没有出现一些有国际影响的原创哲学家。因此，在讨论近年来是否出现了真正有原创性的哲学作品之前，首先要讨论为什么现代中国哲学没有产生多少真正有原创性的作品和真正有国际影响的大哲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并没有“哲学”这个名目，虽然西洋“哲学”一词早在明末就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音译为斐录所非亚、斐录费亚，或意译为“爱知学”，很可能也对当时的某些士大夫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中国人是从清末民初才产生对作为独立的精神活动和学科的哲学的自觉意识的。
中国人首先接受了已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的、日本哲学家西周对philosophy 一词的汉译“哲学”，又从日本人那里知道哲学是一门学科。不仅“哲学”这个译名，而且对哲学的最初理解很可能也主要是通过日本人。19、20 世纪之交中国人翻译了不少日本人的哲学著作。由于日本人当时已陆续有不少人去西方学习哲学，其中学成归国在大学教哲学的亦复不少。不但走出去，还请进来，请西方哲学家到日本大学任教，所以日本人对哲学的理解，应该比较接近西方人自己的理解。
然而，晚清第一批对哲学感兴趣并向国人介绍哲学的人，往往缺乏哲学素养，与同时代的日本学者相比：“中国第一代 ‘哲学家’ 们，多数不总结 ‘哲学’ 中的种种情况，更少研究和评论纯 ‘哲学’本身的问题。日本学者则不然，不管他们个人能力水平如何，往往会写点总结意见，进而对 ‘哲学’本身批评之。”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哲学家”缺乏批判意识。
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深入思考和批判时代的问题，同时，它必须将此思考置于哲学史的语境之中，即它的思考不是凭空拍脑袋乱想，也不能是堆砌哲学词汇、故作高深的组装拼凑、实际毫无哲学品质的赝品。它思考的问题的确是时代和哲学史逼出来的，哲学要发展，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根本的突破。例如，休谟的怀疑论使得知识的本质与功能以及可能性都发生了问题。
不回答休谟，最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实际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哲学的功能就是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康德必须回答休谟，以重新打开哲学的道路和重新规定认识论的任务。但按照康德二元论的解决方案，本体无法认识，因此康德并没有真正克服怀疑论，最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后康德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对此洞若观火，各自提出自己克服二元论的方案，与此同时也把哲学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思考哲学问题，同时也在思考时代问题，这是对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这也要求原创的哲学著作不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必须对之前人类的哲学思考有充分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哲学是纯粹理论活动，是纯粹的思考，思考是哲学的起点，也是哲学的终点。哲学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就此而言，哲学的确不能改变现实，马克思对此也是非常明确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判断哲学著作是否原创的标准不应该是它是否解决什么实践的具体问题，而在于它是否深入思考了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它是否真正对前人留下的或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有独具只眼的回答，而不是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
因此，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它是否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真正重要的普遍性问题。另一个标准是它是否真正有所见，而不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或只是说些众所周知的废话。
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这就是哲学意义的“原创”或原创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很显然，有原创性的哲学未必不可以是“接着说”，但这不是沿着前人的哲学思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在看到前人留下的问题和理论困境后，改弦易辙，迎接挑战，深刻剖析和批判前人的思想，指出其根本缺陷，进而提出自己的新的方案。所有原创性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们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但又都能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指出和证明自己与前人的思想有根本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它们处理的必定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但却提供了一个思考这些问题的新的视角和眼光，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最后，它们在语言、概念、方法和形式上，往往也都有自己的特征，是这一个，而不是随便的任何一个。中国的孔孟老庄，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无不如此。
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家来说，创新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接受“哲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专门名称时，就意味着我们并不因为“哲学”这个名称产生于西方，因而认为它是西方的。相反，大多数中国哲学家都认为哲学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普遍的，即全人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一个东西方文化早已全面沟通和交流的时代，西方哲学的传统也应该构成中国哲学家所面对和应该吸收和继承的人类普遍的哲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作为“西方的”排斥在外。
现代中国哲学家若想产生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对西方哲学有相当的了解，原因有三：
一是西方哲学的成就和对哲学本身的贡献举世公认，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甚至基本不知，其创新可资借鉴和启发的哲学资源就相当有限，产生出来的东西不太可能得到现代哲学世界的承认。
二是西方哲学对全世界的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传统（概念、问题、方式）程度不同地被非西方世界的哲学家所接受，成为人类共同的传统。
三是西方哲学悠久而广阔的传统对人类的许多基本哲学问题（如绝对和自我、道德的根据、经验、作为整体的存在或世界、主体、超越，等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批判，厘清了这些基本问题的复杂结构和内涵，使得后来者可以在这些问题上避免误入歧途或重复前人的错误。
可以说，今天要从事哲学，不受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完全无视西方哲学的思想贡献，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哲学思想的。无视西方哲学，只能产生伪原创哲学，超越西方哲学，才能产生真正原创的哲学。这就要求我们如日本哲学家下村寅太郎所说的那样，不是只去吸收西方思考，也不是去强调东西方的差异，或去混淆两者，而是要以一个真正的普遍哲学家而彻底拓深其哲学意识来思考。
二
被人们认为是具有原创性的现代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建构体系。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黑格尔在 《小逻辑》中写道：“这门科学（指哲学）本质上是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只是在自身展开自身，联合和保持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体，即总体。”作为追寻世界的整体性或作为整体的存在之真理的科学的哲学，它应该本身是一个体系，或至少有体系的特征。
因此，哲学的体系性绝不等于哲学家可以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出一个体系来。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而问题总是在传统的对话中，在对时代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真实问题为核心而构建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沦为思想史上陈旧的资料，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更不可能成为催生新的哲学体系的强大动力。
从孔夫子到马克思，一切伟大的哲学家，无论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有多遥远，可是他们永远是一切时代人们的同时代人，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个有智慧的哲学家，一定会把他们当作自己最好的哲学引路人和对话者。
他们可能会暂时遭到冷遇和抛弃，可总会像神话中的不死鸟那样，一次一次地重新回到人们对时代和世界鲜活的思考中。黑格尔死后，德国知识界很快把他当成“死狗”抛弃，可马克思却“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真正的哲学体系绝不是哲学家孤明先发的产物，而总是在以前产生的伟大哲学基础上的批判性创造。
然而，热衷于创造一个哲学体系的那些中国哲学家，常常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哲学成就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往往略知一二就自以为是，自我作古，什么都是自己的原创，却不知有关想法前人早已说过，而且要说得好得多。例如，被人认为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最有影响、最受关注的哲学家”的李泽厚，自信满满地提出所谓的“情本体”论，以为只有他，只有中国哲学才讲情感，“西方哲学的确不讲情感。”这种轻率的断言迹近无知。
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中，情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在他的 《修辞学》中专门讨论了人的种种情感，认为情感足以使人改变，以至于影响他的判断，情感总是伴随着痛苦或快乐。情感有愤怒、怜悯、恐惧等等，以及它们的对立面。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心理学和人性理论都把情感作为研究重点。
如果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思想中情感的地位还低于理性的话，那么到了近代，这种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可以说，从17世纪开始，西方哲学重估了情感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早期现代欧洲文化中，充满了各种激情概念……当时对激情的描述简直成为老生常谈，例如将激情描述成把我们推得团团转的海浪、狂风或共振。……在早期现代作者看来，激情至少是和感官知觉一样基本的东西，甚至是更基本的东西。
今天，分析哲学派倾向于突出感官知觉，相反，十七世纪的作者们是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未在知觉与激情之间划出如此泾渭分明的界线，它只是认为人类的日常体验是被情感所引导的。在十七世纪的作者们看来，我们对他人、对周遭事物、对我们自身所处形势所产生的日常观念，似乎渗透着激情。为了从哲学上理解人类的体验是怎么回事、符合何种模式、对人类的认知有什么影响、给人类提供哪些道德可能性，研究者必须超越感官知觉，将激情纳入考虑。
虽然17世纪的主要西方哲学家都对情感意义和作用有远过于古代哲学家的认识，彻底改变情感在哲学中的地位的当数18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情感理论构成了他的代表作 《人性论》的理论基石。在此之前，西方哲学家总是将理性置于情感之上，因为理性为人特有，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休谟却颠覆了这一统治西方哲学千余年的看法。他认为，动物也有理性，就像动物也有情感。
单是理性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也不能引起意志作用，只有情感才是我们行为的原动力，因为“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感情之外，再不能有其他职务。”这段话真可谓石破天惊，它把情感从九天之下提高到了九天之上，成为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此后，即使是像康德、黑格尔这样的理性至上者，同样不仅不敢小觑情感，相反，黑格尔甚至说：“没有激情，世上任何伟业都不可能完成。”康德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第二批判中提到的“敬重”概念和人的尊严；第三批判讨论审美判断时起关键作用的“共通感”概念，都属于情感的范畴，足见他对情感的重视。
尼采更是高度评价情感的作用，他反对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互补和混合的。情感决定道德价值和主人与奴隶，高贵与低贱。但情感不是同样有价值的，有的情感使我们堕落，而有的情感提升我们的人生。
到了20世纪，许多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如舍勒、海德格尔和利科，都给予情感在人类生存中以核心的地位。在后现代哲学中，情感更是一个被人经常讨论的主题。西方哲学对情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罕见其匹。李泽厚自己也承认：“没有海德格尔……也不会有情本体。”情本体的提出，显然是受了海德格尔的启发。对西方深厚的情感哲学传统几无所知，仅仅根据海德格尔的只言片语、又没有自己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述的情本体理论，要让别人承认和重视，恐怕不太容易。
只顾自己构建体系，不管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从李泽厚开始。郑昕当年就针对他那个时代一些人的类似做法，委婉提出忠告：“士生今日，固然有权利广立新论，以博众誉，却也不妨从好学深思的 ‘古人’得到许多教诲。”但现今的体系建构者，似乎不屑从“古人”那里得到教诲。
然而，正因为如此，使得李泽厚的情本论，在理论上异常单薄，既没有对情感本身的分析和规定，也没有对情感作为一切之“最后的实体”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而只是流于“意见”。并且，是包含明显错误的意见。
例如，他“三句教”的第一句“经验变先验”就不通，因为李泽厚并不明白康德先验概念提出的哲学史背景。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家早已发现，经验不等于知识，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是通过具有先天必然性的普遍观念连结组织推理而成。但这些观念从何而来？ 理性主义者主张天赋观念，而经验论从一开始就批判天赋观念论，但也无法很好解释这些理性的观念从何而来。
休谟雄辩地证明了我们无法通过经验得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观念，如因果性、同一性等。后天经验中只能得到或然性的东西，而非具有必然性的观念。像因果性这样的观念只是我们心理习惯的产物，只有或然性，没有普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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