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前面提到，沈从文的作品曾经遭受“没有思想”的批评。讲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不可以这么说了。前面讲的，难道不包含重要的思想因素、思想方式和思想感受吗？不过我们也要理解为什么会有那种批评，而且不回避这个问题。这些年我碰到不少喜欢沈从文的朋友，读沈从文的作品觉得很美，辩驳说这就够了，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思想呢？可是，我觉得这样说还不行，这等于是把问题取消了。沈从文的作品确实是有思想的，而且，不理解这些思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沈从文。
什么是思想呢？我们通常把思想当作名词，而在20世纪中国，和这个名词搭配的动词，特别常用的一个，是“接受”，“接受”什么什么思想。这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思想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身的种种经验和认识里产生的。你接受了，你就有了。思想这个东西，在20世纪中国显得特别重要，它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需求，更是集体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所以你有了还不够，还要看看别人有没有，别人有的是什么，和你有的一样不一样。
沈从文不会把现成的什么东西拿来套到作品里头，所以他的作品经不起有现成思想的眼光打量。就说《边城》吧，它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吗？和现实的社会、和迫切的时代，有多大关系？
我想借助鲁迅来谈这个问题。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做过非常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坏了，而且越到后来越坏，传统是个大染缸，经过这个染缸一染，本来是好的东西也变脏污了。现在就是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变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那希望在哪里？按照这个思路，希望所在，是没有经过传统污染的东西，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我们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我们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很早以前我读《边城》，还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这样看把这个作品看小了。你看作品是怎么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有路，就不是封闭的了。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你看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纯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和鲁迅对于传统的看法非常不同，“过去伟大处”的“过去”是包含着悠久的传统在内的；“目前堕落处”的“目前”，指的是他所置身其中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本根剥丧，神气旁皇”是“堕落”的原因，也是“堕落”的表现。沈从文喜欢用“常”与“变”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时代，有“本根”就有“常”，有“常”就不怕“变”，怕就怕没有了“常”，那就只能在不断的“变”中，仓皇失措，“神气旁皇”。《长河》集中处理“常”与“变”的问题，表达了沈从文非常深重的忧思。很遗憾，这部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长河》写的是现代“来了”之后的种种情形。在20世纪中国，现代是“时代大力”，而且似乎是“神圣”的“大力”，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有所疑惑就往往被视为落后、守旧、固执，甚至是倒退和反动。但问题是，现代到底是什么？现在究竟怎么样？沈从文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一个特点是不相信理论，而相信实际，相信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东西，也就是“亲证”。现代不是不可以分析，不可以具体化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辰州府地方要成立一个新式油业公司，用机器榨油，取代原有的几十处手工作坊式的油坊。这两种作业方式之间的冲突，似乎是“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冲突，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在这样的关键地方，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官与民争利。新式油业公司实行股份制，持有股份的是省里委员，军长，局长。买进桐子他们可以自己定价，卖出桐油也是他们自己定价。资本、权力、利益结合了“新式文明”，巧取豪夺，长驱直入。这分明是野蛮，现代的野蛮。这样的例子不需要多举，今天一个多少有点儿现实经验和感受的中国人，都会有体会。
沈从文忧心忡忡的是，在现代的“大力”下，原本素朴的性格灵魂会不会被压扁扭曲，“白心”会不会被浸染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的完整性会不会遭到破坏。“变”是无可避免的，但“变”是不是一定要取消“常”，现代是不是一定要把“本根”也消除掉？这个思想不应该被套进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里去，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
五、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上最为痛苦的时期，和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厉害，和时代的剧烈变化越来越不合拍，到1949年，神经所能承受的压力达到最高点，以致一度精神失常，以自杀求解脱。恢复后改行做文物研究，成就了后半生的事业。
沈从文改行，是时代压力和自主选择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如果可以分开来说，放弃文学，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做文物研究，则是自主选择。有人说，沈从文胆小，离开了意识形态关注的领域，躲进了文物里面；也有人说，沈从文聪明，离开了是是非非的漩涡，明哲保身。这恐怕多是不了解沈从文的人，以己度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前面提到过沈从文1949年精神极端紧张的时候写自传，其中一章是《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描述和分析美术、特别是工艺美术与自己的深切关系。从少年时代起，这种关系不断深化，由爱好和兴趣，发展到对世界、生命、自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逐渐内化为自我生命的滋养成分，促成自我生命的兴发变化。也就是说，到后来，文物对于沈从文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对象”了。沈从文在这个时候梳理出自己生命的这么一条线索，显然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如果你还记得《从文自传》的倒数第二章《学历史的地方》，写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日常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你一定会惊叹生命的密码早已暗示了未来的信息。不过，沈从文三十岁时候的叙述是兴之所至地触碰了一下这个密码，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1949年再来重新发掘这条埋藏的线索，就是非常自觉的了。所以你看，沈从文的文学是从自己生命的来路而产生出来的，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一样，也有这么一条生命的来路和自我的根据。
不仅有自我的根据，而且还要自我在这个领域里安顿、扩展、充实、成就；不是到这里遮风避雨、苟且偷生的，而是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创造另一番事业。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中，选择这样一个偏于一隅的角落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
我讲三个场景，请大家体会。
第一个，是沈从文1949年12月一篇文稿里描述的“家庭剧”：两个初中生的儿子，晚上做爸爸的思想工作——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
……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政治无所不在》）
第二个场景，在济南。1956年10月10日，沈从文到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千百个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也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
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致张兆和》）
第三个，在上海。195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沈从文从外滩边上的饭店窗口看外白渡桥和黄浦江，画了三幅速写，同时又用文字做了描述。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致张兆和》）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翻检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对这样的奇迹更加惊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我们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杂文物。
我想不必再描述更多的场景了。此后的岁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沈从文只能是越来越艰难，境况越来越恶劣，下放到湖北之后连最起码的研究条件都丧失了，还念念不忘他的杂文物，带着一身病，凭着记忆写文章。
我们后知后觉，站在今天回望，能够知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时代潮流做了什么，时代潮流之外的沈从文做了什么。而且我们还应该反思，潮流是由多数人造成的，潮流里的人，经过了那些年代，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0世纪以来的多数中国人，争先恐后，生怕落伍，生怕离群。其中的知识分子，本该是比较有理性的，有独立精神的，有自主能力的，但多数却只养成了与时俱进的意识和本领。落潮之后，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多数人又把一切责任推给时代，不去追问自己在时代里选择了什么位置，做了什么事情。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有一点要指出来，就是他关注的种类繁多的杂文物，大多是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中的工艺器物，不但与庙堂里的东西不同，与文人雅士兴趣集中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大多不登大雅之堂。他自己更喜欢把他的研究叫做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了强调他的物质文化史所关注的东西与一般文物研究不同，他关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个关注点，和他的文学的关注点是一样的，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正是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的世界？但是，这不是文物研究的主流，不被认同，甚至被排斥，以至于被认为是“外行”。50年代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用意当然是给他难堪。沈从文1978年调到社科院历史所，此前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说，沈从文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你看，沈从文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不仅他这个人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他的研究观念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
做文物研究，已经是偏离时代潮流了；做的又是“算不上文物”的杂文物研究，连文物研究的主流也偏离了。可谓偏之又偏；但是呢，偏之又偏，实得其正。当然，换个角度，不从时代和潮流的立场来看，也许沈从文从来就没有偏过，始之于正，也终得其正。
六、题目下面的题目
自我、文学、思想、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选择和实践，这些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用他的生命贯通起来了。这个生命有很强的连续性，有迹可循，不会今天这样明天忽然那样；这个生命又很倔强，如同“无从驯服的斑马”。生命方方面面的展开和实践，不可能封闭在生命的内部完成，总是和置身其中的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却也不只是社会、时代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虽然在20世纪中国，这个方面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沈从文如果活到现在，2012年，就一百一十岁了。今天讲他和20世纪中国，好像都是讲过去的人事。其实很难说我们已经可以把20世纪历史化了。我的本意，也不是来讲无关于当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知识。这个演讲的题目，召唤着你、我、我们的某些意识和思考，如果有人隐约感受到这个题目下面还有题目，譬如类似于“我们与21世纪中国”、“沈从文与我们”这样的，我会觉得，这个题目讲对了。
2012年9月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