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口语”的运用，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上，围绕“现代人”而展开，是以“现代人生”为最终目。鲁迅曾说，“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⑧ 由此，现代白话、现代口语的运用，正是对于“古意思”、“过去的”古代人生的一种反驳，为了现代人的生存，为了我们的“现代人生”。同样，朱光潜也认为，“诗既以传达为要务，就不能不顾到群众了解的便利。还有一层，即从作者的观点看，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情思，现代语言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思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承认，古文仍可用时，我们主张做诗文仍以用流行语言为亲切。”⑨ 朱光潜所主张的“流行语言”，主要指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指向现代人的特殊情思。所以，“口语”，更能集中展现中国现代新诗对于“为人生”、“为了现代的人生”的价值属性。
在价值尺度上，“为人生”，“为了现代的人生”，其核心是指向对于“个人感受”的刻画。在“现代”的历程中，尼采震耳欲聋的一声“上帝死了”，让在现代理性时代、科技文明生存之下的人突然发现，信仰、价值在一夜之间已经灰飞烟灭。人不再受上帝保护，人就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已。此时，经受“现代”碰撞的中国人也一样，我们唯一的真实也是个体存在。
由此，个体价值，人的价值，才是中国现代新诗“口语”表达“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指向。对于直面“当下社会”的诗人来说，他们不再传统文化中宏大的江山、社稷、天下、国家、民族等主题，而是进驻到中国人“个人”的精神和心灵之中，追求个人的自由。“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⑩于是，在现代新诗中，重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个性意识和个人价值从个人的空缺的文化出发，突进个人的、主体的感受，形成现代的个性意识。这个具有强烈个性的我，成为中国新诗的核心基因，也成为中国新诗生长的最好酵素。所以，“口语写作”，是围绕“人”，是以“人的价值”为目的。彰显个体的绝对意义和价值，是新诗的“诗本身”，也是“口语写作”的终极目的。
“人的价值”的肯定，是鲁迅所说的“立人”，也是康德说的“人的启蒙”：“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1所以，“口语”中所蕴涵的现代新诗“人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人写作”，更是一种“为人生”的写作，一种“为了现代人生”的写作，一种“人的启蒙”的写作。
四
最后，“口语”，使得中国现代新诗在审美取向上，对抒情实施了放逐。放逐抒情，是中国现代新诗“诗本身”的审美属性。
“抒情——意境”是中国传统诗学，以及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性概念，乃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审美的决定性因素。本来，“抒情”在中国传统中是一个有着丰富涵义的美学概念，而且包含着较为多元的艺术精神。但是，在传统的中国语境之下，“抒情”的阐释、认知、接受最终变得极为窄化，甚至成为单一思考的美学思想。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中，在传统哲学的“中庸”、“天人合一”、“修心”、“轮回”等思想，以及传统的文人政治等的种种合力之下，“抒情”这一概念固化，传统多维的“抒情之思”，最后仅仅坐实为对“意境”的追求与迷恋。意境是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理想的核心，这体现了一种对待生命的独特意识：顺应宇宙万物变化，遵从天命，与天地万物合一而并生，形成一种宁静的生命形态，达到生命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无间和谐共一。在传统的“抒情”中，追求意境，就成为了适应中国古代人生存状态的诗歌表达，并由此形成“审美——抒情——意境”这样一种美学模式。这样，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出了独特韵味的“意境”诗歌旨趣，他们陶醉于这种人与自然的“共在”关系，不以主体的世界主宰世界万物，也没有征服和去改造世界的愿望，不去打破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任其自在自为地演化生命。所以，“抒情——意境”，在中国诗学中广泛传播，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本质、理由、根据和目标。而且“抒情——意境”成为我们言说新诗的唯一标杆，甚至成为我们反对新诗的一把利剑。
而中国现代新诗中白话以及“口语”的运用，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以“人的启蒙”为价值属性，由此建立了一套新的诗歌体系，构建出与“抒情——意境”不同的现代新精神，即对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追求。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中国现代工商业文化发展成为了主流，中国“抒情文化”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失去了生成意境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古典诗歌的“抒情”、“意境追求”等美学规范基本失效了。在穆旦的诗歌写作中，“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12进而言之，中国现代新诗中“口语”的广泛使用，就不在是古代中国乡村农业文明的简单再现，而是突破中国传统的封闭状态下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等等文明的新型复杂社会样式的体现。而这些新型文明之下的现代感受是“抒情——意境”审美范式之下很少涉及的，也是难以容纳的诗歌新质。
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口语”上，形成了一种“口语——去抒情”式的审美属性，也就是胡适所说的“高深的思想和复杂的情感”。一、“高深的思想”。新诗的“口语”从“我之思”出发，在日常生活中，通达对人、生命、时空、宇宙、存在等问题，关于价值、体验、哲理、终极等的体验都被整合在了“高深的思想”之中。这不只是对爱情、亲情、友情等人事道理的简单感悟，而更是对人、生命、时空、宇宙、存在等问题的思考和清理。他们甚至直接从思想自身呈现开始，敏感和自觉地让诗歌直接进入到“思”本身，也就是说，在现代新诗中“思想”本身成为了现代新诗的一个命题和抒写对象。“以智慧为主脑”即“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13，“让思入诗”，这是新诗“去抒情”之后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审美属性。二、“复杂的情感”。新诗在“去抒情”之后留下的是“个人性的现代情绪”。这种复杂的情感呈现为一种极端的趋势，可以说达到了“极情”的样态。“抒情”的传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显得含蓄、优雅，而有韵味。而现代的情绪，不是在“规范”中行进，也不是处于“常态”之下的感受，而是在摆脱了一切自然规范的内心的最原初的冲动和体验，展现为情绪的自由奔跑。这是解除了束缚、获得自由、畅快的自我，一个充满了力量和充满自信感的自我。如郭沫若说的，“我即是神，一起而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14最终，极端和绝对的自我，带出了繁复和多样的现代情绪，特别是生命本身深层的欲望、本能、潜意识、冲动、梦幻等等复杂的个人情绪。三、“综合美学”。“口语写作”，并不是简单的口语的罗列，口语的肆意泛滥，而是一种对于文字特有的膜拜，以及对现代汉语进行的种种诗歌试验。这不但有各种语言的交错运用，而且也是多样手法的复合呈现。这需要口语诗人复杂的个人修辞能力，以及 成熟的、开阔的写作境界。而且，“去抒情”的审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的技艺探索，需要一种综合式的美学，“艺术的一个最高理想是凝合一切对应因素，如声音、色彩与意义，形象与思想，形式与内容，韵律与意境，现实与联想为一个和谐的生命，按着生命的内在旋律相互抗持又相互激动地进展前去。”15也就是说，“他们绝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但绝对否定上述诸对称模型中人和一种或几种质素独占独裁，放逐全体。”16这样一种审美观，不在仅仅是对“意境”的沉迷，对自然的回归，而是将我、人、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甚至是对立的因子融合在一起，以呈现出现代人对于生命的完整的、全盘式的思考。高深的思想、复杂的情感、综合美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新诗“诗本身”的审美属性，也成为“口语”写作的美学要求。
尽管在审美属性上放逐了“抒情”，但其实这一“口语——去抒情”或者“口语——放逐抒情”呈现出了比“抒情——意境”更丰富的现代审美经验。也就是说，“口语”，绽放了“口语——去抒请——综合”这样一种审美范式，这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更新敞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
“口语”运用，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语写作”与“白话写作”一样，“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 17中国现代新诗的“诗本身”，即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以“人生”、“现代人生”为价值属性，以“去抒情”为审美属性这样的文化特征，也成为中国当代新诗“口语”写作以及所有新诗写作必要维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诗本身”的思考，不仅是厘清“口语写作”理论，以矫正当下问题突出的“口语写作”。而且，从中国新诗的“口语”探析中国新诗“诗本身”的属性，也是关涉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新诗构建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对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这一宏大工程也有启示意义。
《诗探索 理论卷》，2012年第2辑
① 王学东（1979—），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新诗。
② （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19页。
③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④ 王力：《汉语浅谈》，《王力文集》， 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680页。
⑤ 毛丹：《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 270页。
⑥ 艾青：《我对诗的要求》，《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 15页。
⑦ 李怡：《引子》，《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⑧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⑨ 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⑩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11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
12 穆旦：《致郭保卫二十六封·1975年9月19日》，《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13 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936年，第4期。
14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15 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9页。
16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6页。
17 胡适：《答朱经农》，《胡适文集》，第 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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