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与中国新诗的“诗本身”
王学东①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一
“口语”是黄遵宪、胡适等现代诗歌先驱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的一把利刃，这不但奠定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呈现出较为宽广的拓展空间。到了当下，由于“口语”自身的“低难度”，以及网络的广泛普及，“口语写作”成为当下诗歌写作中诸种诗歌形态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而问题在于，“口语”成为了一些诗人，特别是网络诗人写作、运思，以至于一些当代诗歌批评、审美的“唯一律令”。这就使得中国新诗的“口语”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众所周知，“口语”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从初期的白话诗、二三十年代的普罗诗歌、四十年代的朗诵诗、民歌体到新中国的新民歌运动，“口语”已成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第三代诗歌是“口语”在当代诗坛高歌猛进的一种重要的转折点。“第三代”诗歌群体打着“语言本体”旗号，开始多样的“口语写作”探索。以四川当代的先锋诗歌为例，“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等，在消解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的时候，“口语”是他们诗歌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随意地使用口语，特别是四川方言的运用，更进一步显示了他们对于理性、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能力。因此，鉴于“口语”的独特性和意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围绕“口语”问题引起过诗界同仁多次讨论和论争。
然而，中国新诗的“口语”理论，并非就仅仅在“口语”这一领域的单向突围与延伸。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口语”仅仅是一个切入点、一种思路、一个路径而已，当然也极为重要。但是，“口语”运用，其最终的落脚点是“诗”，她最终的归宿地是诗歌自身。在“口语”的基础上，对于“口语写作”的探讨，更应该指向“诗”，具体来说，是指向“新诗”、“现代新诗”、“中国现代新诗”。海德格尔说，“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 ②也就是说，中国新诗的“口语写作”，除了对于“口语写作”的理论、运用进行探讨之外，更应涉及中国新诗本质属性，中国新诗“诗本身”问题的探讨。所以，除了现有的大多数批评家已做出的对于“口语”理论的重要探讨之外，在“口语写作”提出和实践的背后，我们还应该关注“诗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新诗”“诗本身”属性的探析。
饶有兴趣的是，“口语”与中国现代新诗丰富的“诗本身”特质密切相关，也在具体的“口语”写作中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清醒地认知“口语”背后的中国现代新诗“诗本身”属性，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运用“口语”，更好地理解“口语”。最终，当代新诗的写作，不再陷入无聊的“口语”与“非口语”之争，而致力于从“根”上推进和完善中国现代新诗的当代建构。
二
首先，从“口语”来看，中国现代新诗的“诗本身”的第一个属性以“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中国”为根基。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口语”是等同的。“白话”包含着这样的含义，“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③所以，以胡适的理论来看，“白话”是可以与“口语”相提并论的。当然此二者之间复杂的异同，这里我们不予考虑，而是着重于“白话”的“口语”维度。
在现代社会中，用“口语”或者说“白话”进行表达，这一语言变革的历史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三千年的发展速度。”④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口语”的预言变革背后的支撑是“现代社会”。“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而且是一个创造新的语义系统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适应变迁了的现代社会心态以及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⑤ 因此，从“口语”变革和广泛使用来看，“新诗”“诗本身”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她所要穿透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在“口语”和现代“白话”的基础上，新诗的出现和发展，所面对的最大背景是当下社会。由此，中国现代新诗就是作为适应现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反应现代中国人精神思想的诗歌形式。只有“当下社会生活”才是“新诗”的总主题，才是新诗自身的基础。
于是，只有从中国“当下社会”中具体的问题意识中挺进，新诗的“口语写作”才有突破的可能。艾青说，“从语言上说，我喜欢采用现代口语写的诗”⑥。这是因为，在新诗的“口语写作”过程中，新诗“诗本身”所需逼视的，是中国现代社会，是我们所无法绕过和避开的现代中国人自身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在新诗的“口语写作”中，“当下社会”这一新诗生长的枢纽和机制，这不是古代社会，也不是西方社会。“新诗本身”，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是与“当下社会”这一具体的生存与发展真实背景的摩擦。所以，认识到“新诗本身”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认识到新诗是现代中国人在“当下社会”生存状态的刻写，是“口语写作”的一个基础。
由此，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的新诗“诗本身”，“口语写作”就必须与“现代社会”真实的摩擦，呈现以呈现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感受”。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尽管没有西方的文化背景，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深深地遭遇到现代文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并且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复杂的呈现。如科技统治、理性主宰、商业文明的冲击，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世界冲突，使得传统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在新诗诗人的内心中也感受到了“现代”的信仰危机、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特别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持续的战争，给人和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和严重的伤害，这不但有现实秩序的破坏，经济文化的失序，生灵涂炭，更有心灵的创伤和痛苦。就在这样非理性、非道德的战争之下，所有的价值和意义均失重、坍塌，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荒凉、孤独、绝望等末日情绪弥漫在这片土地上。人是孤独的，人没有自由，人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存在者等现代感受，成为中国新诗的一大主题。而同时，在当下的“物质文明”的冲击中，物质又异化我们，我们又再一次深刻地遭遇了“现代”。在现代物质社会里，处于现代化世界的这一背景之下，人在现代理性之中，在现代物质文明、工业文明里，人自己也成为了一种“物”。在某种程度上，人已经沦落为一种“物”。所以，呈现当下社会中的物质世界、肉体世界，这也成为“口语写作”乃至于整个现代新诗的独特的主题。
总之，中国现代新诗，其“诗本身”的第一个属性是作为一种“现代”价值的反应，以呈现的是现代人在“现代中国”中的现代感受。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现代感”、“现代中国”，是中国现代新诗“诗本身”的核心，也是“口语写作”的核心。
三
其次，中国现代新诗中“口语”的运用，就是要以“口语”的通俗、大众等取向，创作出最适宜于中国当代人生存的诗，“为了当代人”、“为了人”的诗。
李怡认为，“为人生，鲁迅道出了我们文学活动与人类自身的现实联系，道出了所有文学活动的‘原点’，特别道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的生命问题，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生命的问题决定了现代中国人的其他所有问题，人生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众多命题中的‘原命题’。”⑦中国现代新诗，在“现代社会”这一核心基础上，是为了现代人，为了现代人的生存是新诗“诗本身”的价值属性。可以说，“为人生”，也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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