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回望纯真年代

　　谁都有过只属于自己的“青葱”岁月，在那些欢乐和忧愁总是莫名交替的日子里，享受着那个年龄才有的冲动感觉。陈凯歌，这位总是站在“风口浪尖”的中国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他有过怎样的青春往事？他又是怎样评价“青春期”？
　　
　　罗雪莹：一个人的青春实在短暂，转眼间你已进入不惑之年。82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举行十年首聚时，大家从“陈凯歌白了头发”，生发出许多关于十年来艺术艰辛的感慨。
　　
　　陈凯歌：我的家族并无早生华发的遗传史，我的白发是我对电影用了许多心力的证明。这些年我走的路很艰难，想了许多问题，有许多的自我斗争，总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更好。而你想把电影做得好一些，肯定要付出许多代价。但电影是值得用生命去搏的一件事。用我一位台湾朋友的话来说：“电影这事多好，能够无中生有。”这正是它激动人心的地方。
　　
　　罗雪莹：回首走过的创作历程，你对你自己以及你的同代人有些什么新的认识?
　　
　　陈凯歌：尽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第五代”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但它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的符号，已经不可否认地留在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回顾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艺术道路，我感到我们其实是有许多不利条件和先天弱点的。就拿我们自身和美国导演相比较，我感到美国导演是站在非常厚实的电影文化基础之上的，或者说，他们是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之上的。没有当年的大卫·格里菲斯，就没有今天的斯皮尔伯格。格里菲斯在影片《党同伐异》中的四个短故事里所用的“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成为好莱坞的经典，它是被后来的无数创作所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创作规律。而我们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阿城所讲的：“咱们是厨师，是炒菜的。但咱们炒菜得从种菜园子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回头一看，那园地很荒凉。我们对传统否定得太多，剩下的能够让我们师承的东西很少，而且拒绝师承。于是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起步时生机勃勃、才华横溢，但容易喧嚣一时，旋即消失，富于创造性的艺术生命非常短。这叫做基础不厚——三板斧，您就这两下子。而不是广采博收，源远流长，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下去。比如对中国30年代电影，我们这一代谁下大功夫去研究过?再比如50年代电影，那是新中国电影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我父亲就是那个时期的导演。我看了他和崔嵬共同执导的《青春之歌》，感到在叙事的流畅方面有许多可取的东西。即便有些方面今天看来很幼稚，但总体来讲还是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可说来惭愧，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这部影片。对于电影传统，我们往往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们都是这么个劲儿。我现在感觉这个不好，成不了大气候。除了对传统否定太多之外，我们对外国电影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够全面的。比如对好莱坞电影的过分贬低，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谈过。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我们早期的电影一般是思维大于艺术，冲动大于方法。这样的情形，无法长久维持。
　　
　　罗雪莹：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尤其是《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获大奖，进一步确立了你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对于今后，你有什么想法?
　　
　　陈凯歌：我看了高阳写的《张大千传》，对其中的一句话深表叹服：“艺术家不求名是自欺欺人，但求名又要不为名所累。”求名本身不是艺术家的目的，而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如以功名为目的，待功成名就后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就像下棋，你不走完全过程，是看不到那个目标的。对我来讲，永远是过程大于结果。我希望自己能在功名上有所收获，但它不会成为我的包袱，因为我更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进取之心。
　　
　　罗雪莹：为使创作迈上一个新高度，你认为目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凯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作心态问题。这也是我近一年来思考最多的一件事。许多中外记者在采访时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是你最好的作品?”我总是想到《黄土地》。它不一定是我最成熟、最完美的影片，却是我最真诚、最富于想象力的创作。那时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成了名人。名人创作和刚毕业的学生创作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我关切的事物可能更多了，思考的问题可能更深了，拍的题材可能更大了，但在心理上，应彻底去掉那种“名人感觉”，因为怀着这种心态是很难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的。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是真的有目标的，真是“十足狂妄”!大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现在我们就要问自己：这种动力还在不在?如果在，和当年的动力是不是一个东西?当年，我们在影坛脱颖而出时，面貌是那样清新鲜艳；而今，我们是依然保持童颜呢，还是已经满面灰尘?我常想，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现在有没有可能已经成为有待于后来者攻破的堡垒，而我们还在这堡垒里欢天喜地，自我陶醉?我们实际上应该提着枪走出堡垒去看看，自己现在究竟在哪里?然后奋力冲出去。就像拳击一样，我们过去是有信心有力量一拳把人家打倒的；而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准备被人打倒的位置上。我觉得，自己必须有这样的自觉和清醒的头脑。我觉得台湾作家张爱玲讲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她说：“年轻人的生命三五年就是一生，可老人的生命十年八年只是一瞬。”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在于质量。年轻人活得轰轰烈烈，即便短短几年，却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而老人往往失去了创造的活力，活上十年八年，也只是昨天的重复。我觉得人生应该像燃放的烟火，呈现灿烂的喷射状态。我提出在创作上回到“学生状态”，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充满创造活力和进取之心的人生。
　　
　　以上文字摘自罗雪莹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回望纯真年代——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访谈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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