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关于种族与差异的争论中，大众文化是公开宣称、并使下列观点永存的场所，即：承认和享受种族差异可以获得快乐。对他者性（otherness）的商品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被当作一种新的快乐，比日常所做和所感更强烈、更令人满意。在商业文化中，族裔给乏味的主流白人文化提味了调料、佐料。当媒体以这一新的差异文化轰炸人们时，性和欲望等方面的文化禁忌被打破且浮出地表。"白肤金发碧眼更有趣"这一白人至上的假设也不再是差异文化的基础了。那些深藏于白人至上的（实际上也不太）秘密社会结构深处的"真正乐趣"，即与他者相关的那些"污秽的"的、无意识的幻想与盼望都浮到了意识表面。在许多方面，这都是"原始风情"（primitive）在当代的复苏，并明显带着后现代的痕迹。正如玛丽安娜·托高威内克（Marianna Torgovnick）在《逝去的原始风情：原始智力与现代生活》（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所说，
"显然，西方现在对原始风情的着迷与它自身的身份危机有关，与它需要明确区分主客体有关，即使它正在与体验世界的其它方式调情。"
很明显，在信奉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男权制看来，人们对原始风情的渴望或对他者的幻想可以被继续加以利用。而且，这种对原始风情和他者的剥削可以铭刻到社会现状中，并巩固社会现状。这种因追求快乐而接触他者的渴望，能批判性干预、挑战和颠覆种族统治吗？能激起批判性的抵抗吗？这些还都是尚未实现的政治可能。差异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探讨那些面对差异的人如何表达对他者的欲望、如何操纵这种欲望并转化，可以说明上述那些具有革命潜力的渴望是否能得以实现。
当代英国工人阶级的俚语俏皮地集中在欲望、性和他者之上，并发明了一句短语——"来点他者"（a bit of the Other），来指代性对象。所以，对他们而言，操的就是他者（Fucking is the Other）。通过剔除他者性所包含的种族、族裔和肤色等意涵，身体成为竞争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性是他者的隐喻，他者面临着人们在感受快乐时被占有、被消费、被转化的危险。人们渴望着并探索着性快感如何改变那个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主体，并消解了性快感之中的强权、控制和高压统治。通过使下列观点"生效"——将人们划为他者的种族差异、在种族化了的性遭遇中表现出来的性主体会改变人们的经验，会改变人们在当代文化政治中的位置和参与方式——美国商业文化利用了人们在种族、社会性别和性欲望上的传统观点。这种性遭遇的诱人许诺是：它将帮助人们抗击现实社会的恐怖力量，这些恐怖力量使主体僵化、静止、受制和死亡。这种跨越性领域中种族壁垒的意愿，可以彻底消除人们为确保"安全"而不得不遵守规则的恐惧。差异之所以蛊惑人心，正是因为主流所强加的雷同（sameness）具有令人恐惧的煽动性。正如让·鲍德里纳德（Jean Baudrillard）在《致命的策略》（Fatal Strategies）中所说
"引诱，既可以让游戏开始，又可以显得秘密、双重（dual）且暖味。但煽动与引诱不同，它不允许你不做，它要你暴露自己。它一直都是对主体的勒索（既然你除了做它所要求做的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它是符号性的谋杀）。"
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差异的引诱，追求与他者的相遇，并不会要求他永远放弃自己的主流地位。当种族和族裔被商品化为快乐的源泉后，特定的文化群体和某些个人的身体被视为新奇的游乐场。在这个游乐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性行为可以在与他者的亲密关系中肯定他们的优势。当我在耶鲁教书时，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我步行前往市中心——新港（New Haven）。新港与校园很近，而且会遇到住在附近的许多穷黑人。我发现自己走在一群金发、白肤、运动员型的男孩后面。（人们常说，在这个市中心，黑人们经常在人行道上遇到白人的种族主义挑战。白人们，通常是男人们、运动员们，用身体将黑人们逼出人行道，或逼得我们（译者注：作者系黑人）侧身，但那些白人们甚至都不看我们一眼，也无视我们的存在。）仿佛没看到我一般，这些年轻男人讨论着他们的计划。他们打算在毕业前操遍每一个他们能"抓到"的其它种族或族裔的姑娘。他们"罗列"了计划：黑人姑娘位居前列，美国姑娘不容易到手，亚洲姑娘（所有被归入此列的亚洲姑娘）比较容易勾引，因此是"首要靶子"。我和学生们讨论了我所听到的话，发现，"选购"性对象和选购耶鲁的课程一样，种族和族裔都是选择时的重要分类。
对这些年轻男人与他们的密友来说，"操"是面对他者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改造自己、抛弃白人的"无知"（innocence）和进入"经验"世界的方式。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相信，就因为非白人与白人不同，所以非白人有更多的生活经验、更老练、更色情、更性感。与非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即："来点他者"被认为是一种超越的仪式，是一种进入带来转机的差异世界的运动，是一条可接受的通道。其直接目的并不仅仅是在性上占有他者，而是籍此带来某种变化。他者的出现和他者的身体"自然"都是为了满足白种男人的欲望。西方就是以此方式书写了差异。作为补偿，豪·福斯特（Hal Foster）在"白皮肤、黑面具或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无意识"中提醒读者，毕加索视他所得到的部落东西为"见证"，而不是"模特"。福斯特批判对他者的这种定位，强调指出，对他者的这种确认，是"工具主义的"，"就这样，通过吸附与使用，原始风情被提升到服务于西方传统的高度（所以西方传统被认为部分地生产了原始风情）"。在当代，类似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白人发动的跨种族的性欲望和性联系中。为了证明自己是具有超越能力的欲望主体，这些白人将有色人种的他者身体当作工具，当作未开发的地带，当作象征性的边疆。这个边疆是重建他们男子汉气概的肥沃土壤。在这一转变中，他们称他者既是证人，又是参与者。
在白人至上主义中，白人男孩对有色人种女孩的欲望只能是禁忌、秘密和耻辱。但那些公开讨论这种欲望的白人男孩宣布，他们已与往昔的白人至上决裂。他们认为，自己主动地公开说出自己对他者的欲望，是对文化多元性的肯定（这是文化多元性在性偏好与性选择上的影响）。在历史上，白人的种族主义分子们侵犯黑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的身体，以确定自己是殖民者/征服者。与这些种族分子不同，这些白人男孩认为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是在性领域内跨越种族界线，而不是统治他者，所以他们的行为应该被仿效，种族界线可以被彻底改变。他们认为他们性幻想的任何方面都不能与白人种族主义集团的统治相提并论；他们相信，在白人对非白人的态度上，他们与他者联系的愿望是一种进步。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将种族主义永久化。对他们而言，白人对非白人态度转变的一个最有力的标志就是，他们渴望的坦率表达、他们欲望的公开宣告，和他们对黑色他者亲密接触的需要。对快乐与他者性的关注，是变革所在。他们认为，敢想敢做地去探索差异世界和他者身体，将提供快乐。这种快乐，比他们熟悉的种族群体所能提供的任何快乐都更大、更强烈。即使他们在外部世界的冒险丝毫不能撼动他们所熟悉的白人世界，但他们仍存有希望：他们能让白人世界不再岿然不动。
当代文化计谋对一系列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不是哀叹，而是庆贺。而目前的"帝国主义乡愁"（瑞纳都·瑞少都（Renato Rosaldo）在《文化与真理》中将"帝国主义乡愁"定义为："乡愁，常见于帝国主义。指人们对他们亲手改变了的过去的哀叹；"或是"对已遭自己破坏了的事物的一种向往，是一种神秘主义。"）又使人看不清这一点。在大众文化中，帝国主义乡愁以不同方式再现或重新仪式化着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旅行，将其表现为是对权力与欲望的迷恋，是对他者引诱的迷恋（In mass culture, imperialist nostalgia takes the form of reenacting and reritualizing in different ways the imperialist, colonizing journey as narrative fantasy of power and desire, of seduction by the Other）。他们的这种渴望深植于他们卷土重来的信念中："原始主义"栖身于黑暗他者的身体之内，他者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可能已经被帝国主义、殖民和种族统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不统治他者的意愿，再加上这种与他者身体产生联系的渴望减轻了过去的罪行，甚至还展现出一种挑衅的姿态：我们没有解释的必要，也和过去的历史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这种欲望还构建了一种当代论调。这种论调强调他者的诱惑和帝国主义者与殖民主义者的渴望；认为二者的渴望不但没有炮制出二者想象中的他者，相反，二者的渴望还造就了他者。由此，统治结构所施加于臣服他者身上的痛苦被歪曲了。
过去，悲伤的帝国主义乡愁将其背弃的他者世界构建成匮乏和短缺的汇集地；但现在，充盈、慷慨和梦乡般地感觉被投射到他者身上，以此来表达当代对"原始主义"的渴望。在《对文化抵抗的阅读》中，豪·福斯特（Hal Foster）对这种策略的评论是："差异被有效地利用了；的确，在一个似乎不知有外界存在的社会秩序中（这一社会必须编造出种种越界之说，以便于重新定义它的边界），差异经常会根据社会控制和商业创新的需要而被杜撰出来。"大批年轻人不满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失业、匮乏的经济机会，他们还因后现代的异化而备受折磨，漂泊无根、不知道自己是谁。但通过将他者性当作乐子提供给年轻人，特别是供给他们商品化了的他者性，年轻人被文化操控了。当代西方，特别是白人青年所面临的身份危机，被"原始风情"所纾解和补偿，因为"原始风情"的变化与多元表明，他者可以提供标新立异的生存方式。现在，各种族裔/种族都向"特殊"张开怀抱，那些过去只会被厌恶的历史与经历现在都被人满怀敬畏之情地仰视着。
决定忠实于西方文明的激进白人青年们觉得有被剥夺感和匮乏感，但对他者的文化僭用则平息了他们的这些感觉。目前，那些被忽视、被视而不见的边缘群体和被注定充当他者的人们，被对他者性的强调和商业化而迷惑，因为它们承诺会给予承认和调解。当主导文化需要他者以作为政治进步的符号时，美国之梦就变得能够容纳他者，并呼唤本质化的文化民族主义（essentialist cultural nationalism）再次出现。被承认的他者必须以主流文化能接受的形式出现。因此，美国的非洲文化并不是在对当代形势的抵抗中形成的，而是产生于帝国主义乡愁对"光荣"往昔的召唤。即使这种乡愁的重点经常在于过去"优"于现在，但这种文化叙述仍建立在对"原始风情"的刻板印象之上。哪怕这种文化叙述回避了"原始风情"这个词汇，但它仍然幻想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黑人与自然、大家都和谐相处。这种叙述与西方白人对黑皮肤他者的看法相关，而不是对这些看法的质疑。
如果他者以外的任何肤色青年都不知道如何接近他者，如何与"原始风情"发生联系，那么，消费文化保证，它可以提出解决之道。正是在商业广告中，他者的戏剧得以上演。与他者相遇，被认为是更兴奋、更强烈，也更有冒险性的。因为诱惑正在于愉悦与危险之间。在文化市场中，他者被编造成更富有活力，并掌握着如何使勇于冒险、打破快感缺乏（cultural anhedonia）（萨姆·金（Sam Keen）在《激情生命》中，对快感缺乏作了定义：它是对愉悦的不敏感、无法体验快乐）的人们获得感觉和精神新生的秘密。米歇尔·福柯，这位西方典型的出轨思想家，去世得很不是时候。在他去世前，他承认，他的确很难感觉到快乐：
"我认为快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并不是像"让自己高兴"那么简单。我必须说出我的梦想：我希望我能死于任何一种的过度快乐。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体验不到快乐，那种完全的、整个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与死亡相关的。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快乐是那么深刻、那么强烈，那么压倒一切，所以我无法承受它。因此，我将会死去。"
尽管福柯上述的话源于个人经验，但他说出了许多西方人的困扰。正是出于对快乐的渴望，西方白人们对"原始风情"心存浪漫幻想，并具体地找寻着真正的原始天堂。不管这个天堂是在一个国家、一个身体、一个黑大陆，还是黑色的肉体之内，它们都被认为是天堂可能存在的完美证据。
在对他者的幻想中，对快乐的渴望成为打破和颠覆统治意志的力量。它既有协调作用，又有挑战性。在洛林·汉斯贝瑞（Lorraine Hansberry）的戏剧《》（Les Blancs）中，正是因为渴望体验亲近与一体感，美国白人记者查理斯与黑人革命家谢姆贝（Tshembe）取得联系，并努力与后者建立友谊。查理斯努力摆脱白人的优越感，回避殖民者的角色，并且拒绝对黑人进行种族主义式的异域化。然而他一直认为，他单方面就可以决定他与黑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查理斯谴责压迫者，宣称，"我是一个喜欢与人沟通的人"。谢贝姆被查理斯的话所吸引，认为后者是个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当谢贝姆拒绝与查理斯保持亲密关系时，拒绝满足查理斯所渴望的同志情与接触时，查理斯指责他说，他是在恨白人。在指出有的白人也在压迫其他白人后，谢贝姆向查理斯发出质疑，"种族是一种发明，不多也不少，它什么也没解释。"查理斯很满意谢贝姆否定了种族的重要性，宣称，"种族没有任何关系。"接下来，谢贝姆解构了"种族"这一范畴，既没有缩小也没有忽略种族主义的影响，说，
"我相信发明就是发明，但我也相信发明是现实的。在一个世纪之中，人们用宗教或种族来掩盖他们的征服。所以尽管你我都明白宗教和种族这两项发明是欺诈，但现实依然是：有人被剑刺穿身体，只因为他不愿成为一个穆斯林或基督徒；也有人在密西西比河或Zatembe被处以私刑，只因为他是黑人。发明征服了现实，于是人们就在这活生生的现实中受苦。所以仅仅因为发明是一个谎言，就假装它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一次又一次地，谢贝姆不得不让查理斯明白：如果白人与黑人之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表明，黑人与白人之间不存在统治关系，也不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主体对主体关系必须通过双方的选择与协商才能出现。仅仅表示渴望和黑人"亲密"接触，并不能消除种族主义政治。其实这正是种族主义在个人互动之间的表现。
种族间的相互承认，会影响到种族主义中的统治方与被统治方。它也是使不同种族不再相互否定与相互假想的唯一立场。所以，正是持续出现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使白人与他者接触的渴望出现问题。但当大众文化展现白人与非白人、白人与黑人的接触时，这一点被隐藏得最深。在所有的再表现中，多样性政治及对它的执着追求在广告领域影响最明显。当前，细致的市场调查已经表明了各种族/族裔的穷人和物质上处于劣境的人们的消费程度，有时候他们的消费还与其收入不相称。显然，是引人入胜的广告创造了这些市场。如：市场调查揭示，黑人买的百事可乐比其它软饮料多，于是突然间，更多的百事可乐广告中都出现了黑人。
流行世界已经逐渐明白，可以利用他者性来衬托产品。贝纳通（译者注：一个品牌名称）种族形象多样的广告已取得了成功。它已经成为众多广告战略所通用的模式，并且也是这种潮流的一个典型代表。许多聚焦于他者性的广告并不做明确评论，或仅仅是通过视觉信息来表达他者性。但近期《特威兹》（Tweeds）秋季号的目录却图文并茂地出色展现了当代文化是如何剥削他者性的。目录页展现了一幅埃及地图。可以说，一个怀抱埃及小孩的白种男人（一个不是非洲人的人）正插在这个国家的心脏上。在他们身后，不是埃及的现代城市，而是昏暗的类似小茅屋和棕榈树的剪影。目录页还引用了格斯塔思·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在《福楼拜在埃及》中的评论。这本七十五页的《埃及》卷成为一片梦幻之地：黑皮肤的人们作为背景，衬托着白人及其在他者世界中栖身的渴望，哪怕只能栖身片刻。封面宣布：
"我们不想让我们的旅途中充满古老大地的轻浮快照，相反，我们是想在陌生的文化中重新发现我们的外衣（clothing）。我们想知道，我们能以不熟悉的方式、在埃及人的包围下、在埃及环境中，甚至在古老埃及的阳光下，表达我们的风格吗？"
这种渴望"原始风情"的强烈告白，不是最充分的帝国主义的乡愁吗？它希冀通过"一点他者"来丰富白人世界的枯燥无味。文中根本没有提及埃及人，然而他们的形象却遍布各页。为了保证读者的注意力不被他者所占据，而是专注于白人，埃及人的脸有意被照相机模糊了。这种使之陌生化的照相策略的目的在于：将我们与白人拉开距离，以便于我们将更急切地回归白人世界。
大多数的所谓快照，都是仔细地摆过姿势、并精心挑选出来的，里面的人都不相互凝视。因为白人们既想保持种族界线完整，又想与他者接触。当身体相互接触时，除非他者是一个孩子，通常都是白人抚摸他者，或白人的手落在有色人们的身上。在一幅展现"亲密"接触的快照中，两个妇女就像两个密友那样臂挽着臂。一个是位埃及妇女，旁边的注释证实了她的身份，"阿密迪欧·阿贝丝（Ahmedio A"bass），22岁，与她的丈夫孩子一起过着流浪生活。"另一位妇女是白皮肤的模特。她们相挽的手暗示，她们俩仿佛分享着什么，而且二人也有着接触的基础。事实上，她们也的确有接触的基础，因为她俩彼此很像，彼此之间的相似多于彼此的不同。这幅照片再次传达了"原始主义"；而且，尽管他者中的原始主义更明显，但白人自身同样也流露着原始风情。这张快照展现的不是埃及世界，也不是流浪生活，而是证实白人有能力到他者世界中漫游，并与之接触。黑色"姐妹"穿着一条传统裙子；站在旁边的白人妇女则穿着长裤，显得很跨越性别（cross dressing）（这是《特威兹》一贯的主题）。所以，这幅照片给人的视觉印象是，白人模特和第一世界的妇女们都很解放，可以比过着流浪生活的黑色妇女更自由地去漫游世界。
令人深思的是，《特威兹》的目录页的下一个焦点是挪威。挪威人没有被着意表现，而是仅仅出现于背景当中。我们的疑问是：照片中的挪威人是呆在自己"家"里吗？这难道不需要说明和解释吗？在这张图片中，白（whiteness）具有普遍性，但文化没有。当然，对《特威兹》来说，既然它的对照意在强调"白"，所以当它在埃及剥削他者来渲染"白"时，它当然不能用黑皮肤的模特（来代表西方）。但刺激白人去消费他者的手段当然也不能雷同，所以《特威兹》挪威卷中使用了深色皮肤的挪威模特。但这些挪威模特同时也说明，西方并不是《特威兹》秋季号中所显示的那样："白"一统西方。所以，就根本而言，这两期的《特威兹》都幻想着：白人是同质的，而且都分享着"白面包文化"。
那些批判身份本质主义的进步白人知识分子们，在进行关于大众文化、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写作时，没有将批判集中于白人身份和本质主义再现"白"的方式。因为似乎总是非白人或非异性恋的他者才会犯下本质主义的罪过。现在，基于种族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再度出现，但几乎没有白人知识分子注意到这一点；同样，他们也没有发现：当代白人消费黑色他者的痴迷正是这些本质主义的结晶。黑人们认为，白人们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占有他者的渴望，正侵略着黑人生活，盗用和侵犯着黑人文化。所以，作为回应，黑人的民族主义，及其所强调的黑人分离主义再次出现了。黑人的文化产品和独特的黑人风格来自黑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当白人对黑人文化的盗窃威胁着要将黑人经验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并抹去黑人的知识时，作为生存策略的黑人民族主义就越发高涨。然而，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在批判黑人文化时，并没有看到黑人民族主义的建构性质，而是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天真的本质主义，并源于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类似的种族净化论。
在论文《臀，有色人种的漫长前线》（Hip, and the Long Front of Color）中，白人批评家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朗格斯·休斯（Langston Hughes）的声明（你拿走了我的布鲁斯/你在百老汇唱它们/你在好莱坞的舞会上唱它们/你把它们与交响乐混合/你把它们阉了（fix）/所以它们听起来不象我的/是的，你拿走了我的布鲁斯）解释为是一种"庆贺民间多元主义"的"抱怨"。然而，休斯的声明应被当成是对盗窃的批判（而不是抱怨）。在独特的黑人经验中，产生了富有创造力的美国非洲文化。长期以来，美国的黑人们都期待着对他们文化的承认。与此相对照，种族净化论是那种粗劣的黑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受到本质主义赞助的。必须区分美国黑人们的期待和本质主义赞助下的黑人民族主义。
当前，对差异的商品化刺激了消费范式的产生。通过交换，消费者不仅吃掉了他者，而且通过将他者的历史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而否定了他者历史的意义。就这样，他者所具有的差异被抹煞得干干净净。豪·福斯特指出，"部分通过吸附（affinity）这个概念，原始主义吸收了原始风情。"与此类似，当代的"跨"概念扩充了文化生产，使非白人的他者的声音能被更多的人听到。但代价是，它否定了这些声音的独特性，或剥削他者声音为己所用。
这一幕出现在电影《心脏病》（Heart Condition）中，白人警察穆尼（Mooney）移植了一个男黑人斯通（Stone）的心脏。而且因为斯通引诱了穆尼爱着的女招待克莉丝（Chris），穆尼正竭力打垮斯通。被这颗新的"黑心脏"所改变，穆尼学会了如何更招人喜欢，并改变了他的种族态度。最后，按照完美的好莱坞模式，他赢得这位姑娘。通过不知羞耻地上演"吃他者"（eating the Other）（在那些被称为"原始"人的宗教仪式上，为了拥有某人的精神或特点，这个人的心会被挖出来并吃掉），《心脏病》之类的电影表现了白人观众的白日梦。在影片的最后，穆尼和克莉丝结婚重聚了，斯通那些富于爱心的黑皮肤亲属们围绕在穆尼的身边。斯通与克莉丝有一个混血孩子，并且和爸爸一样，是黑皮肤的。穆尼成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原本缠绕着穆尼的斯通的鬼魂，突然间成为"历史"——逝去了。有趣的是，这些主流电影表明，对男权制"所有权"（即，对白人妇女身体的性占有）的争夺，是种族主义的关键。在共同占有和"欲求"克莉丝这一阳具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一旦穆尼接受了斯通，并与其亲密结合，他俩之间的共同社会纽带就使二人有可能结为兄弟，并抹去使二人分离的种族主义。令人深思的是，男权制纽带调解了二人的关系，并成为消除种族主义的基础。
部分而言，这部电影的确提供了多元种族主义，并对种族主义提出挑战：如果白人接受多元性，他的生活就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令人愉快。然而，这部电影也提供了白人种族主义的一种变体，既无须打扰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的男权制，又不再需要强行统治黑人。这部电影坚持认为，白人男人的欲望必须通过黑色他者的"劳动"（在这部电影中，劳动指的是斯通的心脏）来满足。当然，这种白日梦还认为，黑人再也不用被强制着劳动了，他们将会自愿提供。所以，为什么大多数黑人会认为这部电影是种族主义的，就不奇怪了。这个年轻迷人、英俊聪明的男黑人（我们被斯通的自述告知，他是一匹设德兰矮种马）必须死去，以便于那个上年纪的白男人能既恢复精力（当他从心脏移植手术中醒来后，他发现，一根仿制的、巨大的黑阴茎悬挂在他的两腿之间）又能更敏感、更可爱。在《逝去的原始风情》中，托高威内克提醒读者，在西方对原始主义的迷恋中，"克服身体的异己感，恢复身体、自我与大自然或宇宙之间完全且轻松和谐的关系"是焦点所在。电影《心脏病》所生动再现的，正是原始风情及其精萃——黑男人。托高威内克作品的一个缺点在于，她没有认识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原始风情"是多么根深蒂固。它既塑造了当代种族主义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又将种族主义永久化了。所以当她宣称，"总体而言，我们自己的文化拒绝将黑人与淫荡成性、无理性、堕落、腐化、疾病、死亡相联系"时，人们只能纳闷，她所宣称的"我们自己文化"到底是哪种文化。
《心脏病》等电影使黑人文化与黑人生命成为白人叙事的背景与风景。黑人民族主义者批判这种跨文化和它对黑人经验的去中心化；同样，黑人民族主义者也批判这种电影的坚决主张：只要探索黑人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鉴，那么白人就可以去探索黑人世界。黑人民族主义者批判白人盗窃黑人经验、并将其重新刻录到"酷酷的"（cool）的白人至上叙事中。这些批判不能被斥为幼稚。但是他们的建议——白人的文化帝国主义最好是用黑人的分离主义来批判和抵制——是错误的。有时，黑人民族主义者还用过时的种族净化论来反对白人的文化帝国主义。但种族净化论不承认黑人的确是生活于西方、不承认黑人是西方人，也不承认黑人也会时而被白人文化所正面影响。所以，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上述两种策略都是错误的。
斯蒂文·皮瑞（Steve Perry）的文章《"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rossover）通过描述黑人音乐家与白人音乐家之间的多种文化内部交换，解构了种族净化论。然而，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下列情形：白人帝国主义对黑人文化的盗窃维护了白人的至高无上，并且还持续威胁着黑人的解放。尽管皮瑞称赞那些成功地跨越种族壁垒的黑人艺术家，如皮瑞斯（Prince）等人，带着""跨"的冲动"来到"否定黑人的最初处"；但他未能发现："跨"威胁着在日常生活中抵抗着种族主义、提倡持续地去殖民化、需要有效解放斗争的黑人们。
潜伏于皮瑞的屈尊俯就和对黑人民族主义的不时鄙视之下的是：左派们历来坚持，跨越种族界线是最重要的。皮瑞的这一立场使他可以理解本质主义的黑人分离主义者的特殊政治需要，尽管他的理解并不确切。正如霍华德·威纳特（Howard Winant）在《美国的后现代种族政治：差异与不平等》（Postmodern Raci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ence and inequality）中所阐明的：要理解阶级，首先必须理解种族，因为"在当代美国的后现代政治框架中，霸权是由种族与阶级的相互勾结来决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对目前保守的霸权而言，有能力、有权利以种族术语表达阶级问题是关键所在。"显然，充斥着众多种族刻板印象、且将这些印象永久化的本质主义的黑人民族主义是不够的，也是无效的。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更新过的、可行的、革命的黑人解放斗争。这种斗争以黑人的激进政治化（radical politicization）、去殖民、批判资本主义和持续抵抗种族统治为中心目标。
黑人渴望抗拒白人的文化剥削，其标志之一就是黑人民族主义的复活。这也证明对"黑"（blackness）的商业化是多么严重（包括黑人民族主义者对"黑"的商业化），并且已经被再度刻写到、市场化到卷土重来的话语和对他者的狂想中。这既诱发了对把他者当成景观的抗议，又引发了对"原始风情"的更大渴望。在此语境中，黑人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激烈抵抗，不如说是虚弱无力的表现。"公共敌人"这个组织宣称：被统治的黑人们和他们这个组织要联合起来"向强权抗争"；但他们的声明却与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斗争毫无瓜葛，那又有谁会把他们的声明当回事呢？当年轻黑人们操着六十年代民族主义者的论调，穿着肯特布（Kente cloth），戴着金质奖章，忧虑着自己的（黑人）头发，三三两两地与白人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毫无意义的商品化，并消解着政治团结与政治意义，从而使他们不可能催生出有实质意义的政治行动。如上述迹象所示，当黑人们被商品化后，他们的反抗意识消散了。抵抗的共同体被消费的共同体所取代。正当斯图尔特（Stuart）和伊丽莎白·伊万（Elizabeth Ewen）在《欲望的轨道》（Channels of Desire）中所说，
"消费政治绝不能仅被理解为买什么或抵制着不买什么。消费是一种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它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联合起来，越来越难以创建共同体。所以，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我们似乎无力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变革。这是关于社会和政治权力分布的重大问题。要想建设大众的主动性，就必须超越消费主义。尽管对于追求更好生活的人们而言，这很困难，但非常重要。"
一些黑人艺术家的作品明显具有政治和激进色彩，所以这些作品很少与它们所反对的政治文化发生联系。但在被商业化后，消费者会很容易忽略这些作品的政治意涵。即使是像说唱乐那样具有批判政治意识的产品，也会利用人们对"黑"的刻板印象和本质主义观念（比如说黑人天生就很有节奏感，也更性感）。电视节目《活色》（In Living Color）的歌词告诉人们，"做你想做的事"。积极地说，这档节目鼓励人们去超越条条框框；然而它也消极地强化了种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性别歧视主义和同性恋憎恶。黑人青年文化代表着"外"（outness）的外线。勾结在一起的商业利用了文化欲望（这些欲望被二分为白人欲望与黑人欲望），并将"黑"刻录为"原始风情"和狂野的标记；而且还暗示：黑人们掌握着获得强烈快乐、特别是强烈的身体快乐的秘笈。青年男黑人的身体成为狂野、体能无限、色情和狂放不羁的象征。在奴隶制时代，因为黑人身体中蕴含的劳动力，黑人身体"最抢手"；在当代流行文化中，黑人身体又被再现为被观看的、被接近、被欲求和被拥有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年轻男黑人的身体是愉悦的符号；但在消费世界之外，最真实的年轻男黑人的身体却是身受痛苦的身体。
青年文化对年轻男黑人进行着心理——性方面的种族主义式的拜物教想象，但真实的年轻黑人身体却每天遭受着恶意的白人种族分子的暴力、黑人对黑人的暴力、工作过度的暴力、（毒）瘾缠身的暴力和疾病缠身的暴力。在《苦痛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的引言中，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指出："一般来说，没有表达疼痛的言语，"所以"疼痛难以表达；而且，这种无法表达有着政治意义。"男黑人的疼痛尤其如此。男黑人无法完全说出和确认他们生活中的痛苦。在种族主义社会中，他们没有公共话语或听众供他们表达痛苦。令人悲伤的是，为了努力让他人承认自己正蒙受痛苦，男黑人们经常采用种族主义字眼（这些字眼认为男黑人是野兽），说自己是"危险的物种"、是"原始的"。
正如说唱乐爆炸所经历的那样，通过文化产品在公众中发出有力声音和展现形象，并不意味着年轻黑人就能说出他们的苦痛。说唱乐所提供的话语主要是关于权力与愉悦的，虽然这一话语也赞成黑人们抵抗种族主义，但它却支持着阳具中心主义，所以说唱乐依然不能说出痛苦。边缘群体的特征是贫困、剥夺与匮乏，也正是在忍受这些痛苦并勉强生存下来中，霹雳舞与说唱乐产生了。在贫困的非白人社区中，当霹雳舞与说唱乐刚开始出现时，参与者们称其为两种仪式。这两种仪式使得黑人们得以获得公众认可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白人至上的社会中，黑人们日常所经历的大多数心理痛苦都是由扼杀人性的压迫造成的；这种压迫使我们消失无无形，并拒不承认我们。迈克尔（Michael H）（在评论斯图亚特·伊万的书《被消费的一切形象》中的款式时）也讨论了这种被关注的渴望，指出，霹雳舞与说唱乐都是表达"听我的故事、我、生活和浪漫"的方式。年轻黑人们通常都被噤声和被忽视，但说唱乐为他们提供了公共声音。贫穷决定了蜗居，有限的空间又束缚和控制了年轻男人的身体，所以说唱乐就出现于蜗居和狭小空间之外的街道中。
刚开始，说唱乐是"男人的事情"。年轻的黑人男子与棕肤男子无法在狭仄的空间内跳霹雳舞与说唱。因为男人们在跳舞和说唱上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要求宽敞的空间；象征性的疆域，在这片疆域中，身体能行动（do its things）、扩展、成长、移动；还要求有观众围绕。户内空间被等同于压迫、限制和"女人气"。他们抵抗和拒绝这样的空间，以便于展示竞争性的男性气质、身体的力量和斩钉截铁的男权制模式。因此，许多说唱乐都充斥着性别歧视和厌女主义。说唱乐描述出了黑人男子们的共同生活故事，并直指着和反对着白人种族者们的统治，但说唱乐只是间接地触及到黑人男子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因为说唱歌舞将黑人男子的身体构建成一个快乐和权力的场所；而且这些身体、说唱与舞蹈共同虚构出黑人生活的活跃、热烈和难以匹敌的快乐。也许这是因为，生活于社会边缘、随时都可能"被灭掉"的处境（这一点正是许多年轻黑人男子所感受到的）会增强人们冒险和让快乐更强烈的能力。在述及与死亡相关的"纯粹快乐"时，福柯幻想了这种快乐与危险、死亡与欲望所产生的电流。尽管这只是福柯个人的声音，但他的话却在患有快感缺乏症（没有感受快乐的能力）的文化中得到响应。在美国，我们的知觉已被日日的攻击和轰炸弄得麻木不仁，所以可能只有"处于边缘"才能让人们有所感觉。于是，美国文化的总体趋势是将黑人男子视为危险的和可欲的。
电影《厨师、贼、妻子、妻子的情人》探讨了快乐与死亡中所经验的他者化。这部电影批判了男性的帝国主义统治，但当美国社会讨论这部电影时，这些批判显然很少被提及。影评家们不会讨论电影中的黑人角色，这可从影评者都是白人和英国人这一点中推断出。然而黑人男子是白人统治下的被统治群。这个黑皮肤的厨师显然代表着非白人移民，当他杀了妻子的情人后，他的金发白人妻子向他讲述了死亡与快乐之间的关系。但他向她解释了白人是如何想象黑人的。他告诉她，黑人食物之所以令人垂涎，正是因为它们使食客们联想起了死亡，所以它们才如此高价。这位黑人厨师揭露道，吃黑人食物（在这部电影中，总是白人在吃它们）是白人逗弄死亡和炫耀权力的方式。他说，吃黑人食物，是一种宣告"死亡，我正在吃你"的方式，并由此克服了恐惧、确立了权力。通过这些勇敢的消费，白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统治得以流行。正是通过饕餮他者（在这部电影中，他者代表着死亡），人们确立了权力与特权。
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当白人青年努力与黑色他者相联系时，可能会产生上述情形。他们可能希望克服自己对黑暗和死亡的恐惧。对于那些反动的青年白人右派来说，他们之所以炫耀自己已与他者建立联系，可能只是纯粹为了确立"白人权力"。然而，也有许多白人青年渴望突破"白"的限制。通过批判白人帝国主义和"进入"差异，他们渴望超越藩篱，创造文化空间，以便于产生新的、可供选择的关系。约翰·华特斯（John Waters）的电影《头发定型剂》（Hairspray），和较近期的吉姆·杰姆士（Jim Jarmusch）的电影《神奇列车》（Mystery Train）生动地再现了这种愿望。在《头发定型剂》中，很"酷"的白人工人阶级女青年翠西（Traci）和她的中产阶级男朋友冲破了阶级与种族的界线，去和黑人们一起跳舞。站在老鼠横行、酒鬼们不时走过的小巷里，她对他说，"我希望我是黑皮肤"。他则说，"翠西，虽然我们的皮肤是白的，但我们的灵魂是黑的。"黑色的文化、黑色的音乐和黑色的人们再一次地和快乐、死亡、堕落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俩对黑人悲喜的认同并没有导致他们盗用黑人文化，而是使他们产生了政治意识——翠西敢于支持种族融合了。在这部电影中，白人与黑人发生联系的渴求、愿望，和白人对黑人文化价值的承认联系在一起。白人无须突破界线就可以变得与黑人一样，就可以再次确认白人统治。《头发定型剂》努力想构建一个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不受欢迎的白人工人阶级与黑人团结一致。在这一点上，《头发定型剂》可能是唯一的一部电影。当翠西说她想做黑人时，黑色成为取消边界、获得自由的象征。黑色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原始风情"，而且因为它呼唤着使人勇敢挑战和打破现状的革命情操。白人说唱乐手"ＭＣ寻找"（MC Search）和"彼得·耐思首相"（Prime Minister Pete Nice）宣布"要带给黑人们一些积极的讯息：我们这里以外的白人们明白所有的这一切，知道我们必须抛弃仇恨。"于是，翠西转变了立场，坚定地与黑人站在了一起。她确信自己已获得了自由，而且相信认为自己的解放与黑人的解放联在一起，并努力结束种族统治。
在桑德拉·伯纳德（Sandra Bernhard）的新电影《没有你，我一无所有》中，她表达了类似的团结一致感：解放包含着超越的自由，白人的解放与黑人的解放一致，而且，"黑"与斗争是相联的。在《访问》（Interview）的三月号中，她说，这部电影"完全以黑人为主题，是对外部世界的拟人化（which is like a personal metaphor for being on the outside）。"这番话表明，伯纳德对"黑"的认识既存在问题，又很复杂。电影一开始，她就将自己假扮作黑人。她身上的非洲服装将种族和身份认同问题化了，因为她的这种再表现表明：虽然文化盗用总是不到家，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模仿、一种伪造，但种族身份还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在她的电影中，她试图装扮成一位总被拖后腿（in drag）的黑人妇女，而另一位黑人妇女则试着扮成白人妇女的模样。然后，她将这两种模仿对照表现。伯纳德的电影表明，白人新文化源自白人立场，动力则来自黑人文化。与边缘化他者的认同、犹太血统和含混的性方式，使得伯纳德置身于主流之外。然而，这部电影并没有阐明她与黑人文化认同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在整部电影中，她都在与黑人妇女比较、竞争着。她似乎是在表现白人妇女对黑人妇女的嫉妒，和她们"成为"黑人妇女的渴望。但同时，她也拿黑人妇女打趣。在电影中，那个如同幻影一般，总在打量镜中自己的那个模模糊糊的黑人妇女，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声音。然而，这个黑人妇女一直在与伯纳德本人做着对比。她是伯纳德渴望成为的那个他者吗？她是伯纳德渴望的那个他者吗？电影的最后一幕似乎证实，那个黑人妇女是伯纳德评判自己的尺度。在电影中，她开玩笑地说，黑人女歌手尼娜·西蒙（Nina Simone）和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的作品是她本人作品的衍生物，是对她作品的"偷窃"。讽剌的是，她这种对事实的颠倒黑白正好提醒人们注意，白人妇女"借用"了黑人妇女，但却又不承认她们欠后者的债。在许多方面，这部电影批判了白人对"黑"文化不留痕迹地盗用。事实上，伯纳德承认，她是在黑人俱乐部和黑人中间开始她的艺术生涯的。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电影表明，伯纳德认为：只有像她一样的白人妇女才能拥有艺术舞台。没有观众愿意花钱看黑人诙谐地模仿白人姑娘。的确，除了在完全是黑人的情况下，黑人妇女没有任何机会象伯纳德嘲笑黑人妇女那样，用喜剧来批判和讽刺白人妇女。
在电影中，伯纳德用类似美国国旗的斗蓬将自己裹了起来。这一幕快结束时，她又将自己差不多剥得一丝不挂。在电影的结尾，那个因为是黑人而只能呆在背景之中的黑人妇女非常显眼，她作为唯一的观众注视着这场诱惑表演。尽管伯纳德正在寻求别人认可自己的身份和权力，但伯纳德还是瞪着这位黑人妇女，后者则还了前者一个轻蔑的凝视。似乎这一表示没兴趣和厌恶的目光并不足以表达后者对前者的漠视，后者又从钱包中拿出一支红色唇膏，在桌子上写下"操桑德拉·伯纳德"。这话似乎是表明，"既然如果没有我们，你将一无所有，所以你可能需要黑人文化，但黑人妇女却不需要你。"在电影中，所有的白人妇女都脱个精光，都炫耀着性，好象都在关注着黑人男性的凝视。可能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立场，使得这些白人妇女忽视黑人妇女，而且只有当白人妇女"骑在黑人妇女的脖子"上时，她们才会注意黑人妇女怎么看她们。
伯纳德的电影是在走钢丝。一方面，它嘲弄了白人对黑人文化的盗用和白人对黑人的渴望（在一个镜头中，伯纳德和另一个金发的白人姑娘好象正在被一个黑人男子直勾勾地盯着（boned）。但在后来，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其实是在操心自己的头发——即，操心他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伯纳德聪明地"利用"了黑人文化，和人们的种族刻板印象。既然在表现黑人时，电影里有那么多的刻板形象，所以它并没有真正反对好莱坞的镜头特色。与伯纳德在《访问》中的话和《特威兹》关于埃及的目录一样，黑人最终都被压缩为"拟人"。"黑"是他者的背景，她利用这一点来坚持、宣布自己的他者身份，她的酷、她的紧跟潮流和她的违法乱纪。尽管她使观众们看到她只是一个影视"新手"，但她同时也表现出：她的影视生涯一开始，她就与黑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向大家展示：尽管她不过刚刚开始，但她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到达目的地"时，当她能够以大手笔剥削他者时，那些黑人合作者却没有与她同行。他们只是风景、背景和后台。但电影结局却使告别成为了一个问题。是伯纳德离开了黑人呢？还是黑人们拒绝和抛弃了伯纳德呢？也许两者兼有。和她的同行——麦当娜一样，伯纳德离开了黑人们，但她的他者性比她刚开始时丰富了。我们不知道他者如何能够离开伯纳德。
当我开始为这篇文章思考和研究时，我与各种背景的人们讨论，了解他们是否认为，大众文化对种族和他者性的关注正在挑战着种族主义。总的来说，人们都同意，确认和开发种族差异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突破，是对白人至上的挑战，是对各种统治制度的挑战。但也存在着过度的担心，担心文化、民族和种族方面的差异会持续地商品化，并给白人餐桌增加一道新鲜菜，由此，而导致他者被吃掉、被消费、被遗忘。读我黑人文学导论课的学生们在就文化盗用和文化欣赏争论了数星期之后，学生们确信，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些事情正在"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种情境下，渴望与不同的人或被认为是他者的人接触，并不是坏事，也不是政治不正确或坏心眼。欲望形成了我们的政治选择和联盟，我们可以着手把这些形成方式概念化，并予确定。在确认我们对快乐的渴望，包括我们对情欲的渴望是如何形成我们的政治、我们对差异的理解时，我们就可能更好地理解欲望是如何发挥破坏作用、如何发挥颠覆作用，并如何使抵抗成为可能的。然而，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新概念。
本文译自bell hooks: Eating the Other, Feminist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Methodology, edited by Sharlene Hesse-Bib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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