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家，你为什么不生气(2)

　　
　　上海美术馆：搬迁的政治
　　
　　诚如公共政治学专家所言，任何一项公共事件，都需要放置到充分的公共空间里，对其“公共问题定性”进行拷问：是不是公共问题？多大程度上是？紧迫性如何？怎么解决？
　　
　　自从上海美术馆搬迁消息见诸媒体到现在，以上问题基本上处在一种暧昧状态，有问避答甚或有问无答，正好都在常见的、现实政治和行政所喜闻乐见的套路里，乃至于让我错觉美术馆搬迁“不是一个公共问题”、“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造成这个状态，有本埠民众的责任，但更主要是本市行政部门的责任。
　　
　　上海美术馆搬迁、更名，涉及公众文化生产需求、精神生活风险，是个不言自明却又相当复杂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严格的公共评估、咨询程序，并在过程公开的情况下，政府和公众都可借此进行有效互动，作出客观判断。但是，这么关涉民众公共福利的问题，却在去年7月突然消息出街，没有任何铺垫，亦似不想留给公众讨论余地。政府暗箱行政痕迹非常明显，这是套路一。
　　
　　我在网上看到，消息出街约一个月后，2011年8月26日，有一位自称“美术爱好者”、名叫张唯的“上海公民”去信上海市长韩正，建议政府慎重再思美术馆搬迁至世博会中国馆、更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策，提醒市长勿因为“个人政绩”等冲动，犯“历史倒退的错误”，留“后世之笑柄”。张唯以自己的市民身份道出了“已经拥有近百年历史”、“著名美术文化圣地”、“早已深入民心的上海美术馆”，“才是我们上海百姓的心声”，并“望市府领导们在后世博工作中能够更多的采纳多方意见，采纳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市民们内心的呼声”。
　　
　　早在消息传出的第二日（2011年7月22日），本市主管的文广局相关领导答复记者问询，口气就很耍太极：“从未听说此事，请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传言。”事隔市民张唯去信两个月之长的2011年10月18日，文广局才在市府官网公开回复张唯，在如此“能拖”之余，口气还是：“目前并未接到将上海美术馆迁至中国馆，并改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定。”诡异的是，在回复中，却有这样很“官样”但埋有伏笔的说辞：“特别是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为上海美术馆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全市美术事业的创新发展，成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所”，“经了解，根据世博场馆后续发展规划，世博会中国馆将被赋予新的功能。”人们对这种答非所问、耍太极的行政套路并不陌生。
　　
　　其实，公众、市民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认为美术馆搬迁是个“公共问题”？政府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遵循怎样的公正程序？其中，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决策是否、如何进行有效的民意征集和沟通，进行公开的咨询、评估、听证？
　　
　　据上海本地媒体消息，上海美术馆“相关人士”证实“市里曾做过这方面（迁址）调研。”确实，美术馆官网也曾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2011年4月15日上午，韩正和市领导殷一璀、屠光绍、杨振武一行前往文化馆场考察、调研，“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美术馆，市领导详细了解公益性文化设施的运行情况，并与前来借阅书籍和参观美术展览的市民交流。韩正说，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如果“调研”情况属实，为什么不公开调研报告并接受公开评议？调研是否是市政府单方面行为？就美术馆迁址这件事，何以体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行政当局是不是想保持那种“常态”——没有信息公开，民众就不可能资之发起社会辩论、审视，判断不了自身立场的合法性，故而无法形成公共态度施压于行政政策？
　　
　　在这件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中，美术馆方的角色站位颇含玩味。去年7月21日坊间爆出搬迁消息之时，执行馆长李磊在接受采访时先“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地否定说“没有的事，微博消息不作数”，8月31日接受采访又改口“坦言（原来否定说法）并不准确”，“馆方目前并没有收到正式文件，有消息一定会向社会公布”，“55年间，我们经历了3次搬家，每一次的搬家都很好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相关消息和惯常的“行事逻辑”判断，美术馆方显然有较早知道搬迁信息可能的，但却同样采取了消极回避、不正面回答公众质疑、提问的态度，甚至馆长还一厢情愿地“拥护”，好像那些反对的声音是假的。广州三年展发生的馆方干涉艺术家创作的事，说明现在的美术馆如何成为了资本的传声筒；上海美术馆馆方在此事中的表现，说明美术馆如何又是行政的传声筒。在目前的“政治”制约之下，无法想象“被行政任命”的美术馆馆长能够真正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上，与公众同声去跟本为“服务民众”角色的政府商讨公共利益最大化问题，更难想象他会抵抗、抗议不合理的行政政策和意识形态。
　　
　　我不否认上海美术馆已显露自身问题，毕竟它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馆，所有老馆都会面临新时代需求的问题，否则卢浮宫就没必要请贝聿铭去张罗一个金字塔、地下馆了。但在任何解决方案之中，无论像梁林故居那样明目张胆地拆迁，或像上海美术馆这样名义地、“灭名”地进行“隐性拆除”，都不是最佳方案。现在的命名为“中华艺术宫”的方案，跟中华世纪坛这种说不清到底是纪念建筑、博物馆还是文化艺术展览场所的建筑一样，更像是“政绩工程”——我称之为“无性场馆”。美术馆以前曾原样不动“向东搬迁200米”，以现在的技术，大可不必立诸如“维修性拆除”之类的名义，也可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也是2011年，1月份的上海市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撰写提案，建议把行将卸任作为23年两会会址的上海展览中心改造成为上海美术馆新馆。上海展览中心与旧美术馆相隔不远，如果辟为新馆，一馆两地，新旧相应，会是相当不错的方案。但是，也许行政思维里根本就不可能有“商业搭配文化”这根平衡弦，展览中心、美术馆同处交通便利的市中心繁华商业地段，搬迁美术馆可闹成“政绩”，留出俩地开发商用可赢得“钱绩”，岂是只知道烧“行政拨款”的美术馆可比的？
　　
　　到现为止，我还做着美术馆搬迁决策推倒从来的假想，或者起码等来那个“形式程序”。“艺术生长在政治里”，上海美术馆搬迁事件乃及其以后的建设过程是一种政治，这证明：既艺术事件、实务过程本身就涉政治，亦其本身也可能作为艺术创作涉及的政治主题、内容。上海美术馆去年才庆祝55周年，下回“中华艺术宫”是庆祝1周年、2周年还是56周年、57周年？1956年8月10日，上海市长陈毅为上海美术馆开幕展览剪彩，陈市长在开幕式上对美术家讲话，鼓励“要自由创作，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不懂得守护文化的社会，难有真正“自由”。文化、历史一经“拆除”、“灭名”，往往是很难复生的，这样不道德、非文化的“自由”，越少越好；今日，在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里，我相信持张唯那种意见的市民和美术专业人士很多，但像他那样以实际行动上书市长，热情地“讲政治”，懂得如何“讲政治”，如此难得的“特例市民”，应为数不多的吧？我们也缺乏产生这种市民的“自由政治”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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