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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艺术家,你为什么不生气

2012-09-10 09:02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苏坚 阅读
  上海美术馆搬迁三议
  
  苏坚
  
  美术馆“唯硬”硬不起来
  
  2011年12月16日,因参加同事的画展开幕式,聚餐间有珠三角地市的数间美术馆馆长同席,我从馆长口中得知即使是这些低于大都市级别的“官办”美术馆,每年公共拨款也有数百万、千万、几千万不等之数。这事让我想起自己曾撰文反驳过一家美术馆艺术总监公开“喊穷”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情况是拍卖行与画廊主导着艺术市场,而学术却显得苍白无力……现在各级美术馆严重缺乏收藏资金”,所以“学术”不能“通过各级美术馆的收藏”来提升,呼吁国家加大拨款。当然,千万、几千万比较于炒市里奔亿的明星作品而言,确实不够购藏画作一角,而且,三角地区财粗才这么投点文化的,内地美术馆未必这么富。
  
  但是,我的逻辑主要在于,不能总是以类似那样砸钱“赌硬件”的思维、思路看待美术馆建设问题。说实话,市场化以来,我认为就对艺术事业、学术的贡献来看,画廊、拍卖行等做得远远比美术馆好,相比之下我甚至难于明确“美术馆是干什么的”:说它服务于学术吗,又看到它谁给钱租地给谁办展览,绝少(全国范围考量)见到它有信服力地从社会、市场里面集中而推出学术成果;说它服务于民众吗,它又才刚刚免费,在地域、社区的艺术教育、推广和民众素质提升上乏善可陈。可以说,美术馆这些问题,基本上也是社会特定问题的缩影,这就像美协、全国美展跟画廊、画廊里的艺术展的本质区别,人家都放下身段跟民众、买家(消费者)贴身服务亲密往来了,它还是一副养尊处优的“官样”。可以预见,如果美术馆不能正视自身本质问题,不能改革转身,待艺术买卖普及不再“天价”或社会中产阶层增加之后,市场里的画廊、民间公益艺术机构还将进一步把“官样”的美术馆远远抛在后头。
  
  遗憾的是,“唯硬”思维似乎仍是目前“美术馆建设”的势头,活像这些年的拆迁、挪地、壮盘的城市化运动,眼里尽是硬邦邦的房子、地产。我才批评过泉州当代艺术馆豪言要做成“标志房产”的,各地国家级的、省地市级的,已兴土木或图纸计划中的,凡都力奔“标志”,非像CCTV那一裤裆不算“硬”。我们的文化建设为什么也是只知“拆”和“搬”,而不懂得“稳”和“慢”?这不,连上海美术馆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宝地,也要搬迁了,而且据称标起“中华艺术宫”这样“大而无性”之馆名,完全是一种“文化跃进”式举动,跟当年形肿质杂的“大学合拼”潮流无别。显然,理由应该有“硬件不足”的原因(比如空间小等),可是,解决问题,并非没有保全、成全的方案可选,比如仓库搬迁、像卢浮宫那样向地下扩建、外联等都是可想之计;更关键的是,大家算过个数没有:新址再大再硬,旧址历史之渊源、人文之积淀、周围环境协调之人性这些“软能(量)”损耗怎么补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在公众、市民心中形成“文化地标”,难道比硬邦邦的“建筑地标”更无意义吗?你能想象卢浮宫不在旧城那条街、不是与那些皇相关吗?
  
  所以,我较关注、留意美术馆建设的“软能”问题,这个问题,形象点说,就像我批评泉州当代艺术馆时提出的:既然是进行文化艺术公共投入,从效益上讲,多达“13亿”的资金,到底是要一个盖里的“标志盒子”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公益,还是另有更好的能让民众受益的其他方案?如果这样的问题想不好,建好的“标志盒子”再眩目,意义何显?比较一个数字,2012年为推动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力争到位”要设立的“国家艺术基金”也不过2亿而已。美术馆的“软件”问题,制度、组织、人员聘配等管理、经营中的精神、理念、观念问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细究、精补、完善,其所积聚的能量更能促进美术馆的生产力发展。比如,我前面撰文与那位美术馆艺术总监讨论问题时,我就特别提出制度建设中的“民主精神”问题。记得我当时立即上该美术馆官网查证该馆制度建设问题,发现与该艺术总监提出的“美术馆收藏”问题相关的馆藏制度建设,该馆竟然一片空白;我再上一家国家级美术馆查看,发现其亦仅在“典藏部”和“学术部”项列有“承担美术作品的收藏、捐赠工作,负责编制收藏计划及收藏经费预算”等简单、笼统的责任细则。大家想一想,既然呼吁多多“国家拨款”搞收藏,美术馆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藏委员会”、谁说了算、收藏谁的作品这些问题如何交待才对得起公众的税钱?难道美术馆长、艺术总监等自己馆里的人说怎么藏、多少钱藏就怎么藏吗?不妨想一想我们建国后各级美术馆因为此类“软因素”造成仓库里堆积的“浪费收藏”问题吧!
  
  当然,要改变美术馆的“官样”,让它的馆长、总监、职员去除“官本位”意识,不再是只会往上看而是学会向民众、观众负责和服务的人,“软能”挖掘问题还涉及到上级文化管理部门。所以,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级级向上关联着的“顶层设计”势而必然。具体说,美术馆相关从业人员的任命、选拔的制度设计精神、理念问题,如何民主、合理、成效地在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将社会人士、社区人员、行业专家等的权力和权利融合进去的问题,“软能”大有可为。
  
  如此扩展开来考察,比较一下国外先进的美术馆,应可明白,除了羡慕别人的“漂亮盒子”(并非全是),在现代、当代化上,国中美术馆不足的地方实在还远待努力,尽管制度改革的整体社会背景尚欠有力支持,期待钱多、地大、楼高亦可理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人”才是美术馆问题的“本”。
  
  上海艺术家,你为什么不生气
  
  年初收到《画刊》的专题约谈,希望“以上海美术馆移址为引谈国内美术馆现状和问题”,我谈了不认同以砸钱、搬迁、扩盘、拼楼等“硬件”为美术馆建设思路的观点。文章刊出后细看同期行内人的发言,多跟我一样对搬迁多持批评态度。于是明白:垃圾也好,垃圾措施也好,我及一些人再有意见,或如废话。上海美术馆搬迁干住广州的我何事?的确,我平生只到过该馆两次,且非专门而去,只是不多几次上海之行的顺道拜访,连看了什么展览都忘了,只记得在该馆第一次看了“写生好手”刘小东原作,此缘造就另一个“第一次”,是出馆后移步参观同地段的上海大剧院,发现有多明戈的演出排期,因为喜欢声乐,我购票听了多明戈的演唱,这是我唯一现场听三大男高音之一的经历。即使如此鲜有亲临,上海美术馆仍然给我留下很好印象。之所以如此,或正跟美术馆所处的核心地带、市民中心综合出来的“文化形象”有很大关系——包括它的“旧上海建筑”姿色,就如我方便地欣赏了一次男高音也为它加了印象分一样。
  
  据称,此次搬迁之后,旧址将或转为商用,真如此,将证明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商业设施被认为优先于、高于文化设施。美术馆显然主要靠财政拨款而生存,一定角度上算是政府的“负担”,在相关行政领导的算盘上,起码跟同等的商业设施相比,“价钱”是没法比的,搬了,既闹大一项政绩,更多出一堆钱绩,何乐不搬乎?但是,文化设施不仅仅是个“价钱”问题,还是个“价值”问题,它还有艺术熏陶、文化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承续的公益功能,对外来访客、本埠市民起着极其重要的精神生活作用,这正是政府职能不可或缺的,既关乎市民的权利、福利,亦关乎城市的活力、魅力。
  
  既然如此,不关我事,总该有相关的权利主人。于此,我也许可以问:上海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不想如此扩大化,而要特别点名“上海艺术家”:第一,艺术家是美术馆这种专业文化设施最直接的关系人;第二,天生是表达狂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我注意到上海美术馆馆长们没有公开表达过什么反对意见,谁让他们是行政任命的!我再查证年初上海两会报道,美术专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是有的吧,为什么没有反对意见或是否有相关提案?在这些行政体制范围内的权利主人之外,还有广大的上海美术家,他们是否通过什么合适的方式表达了意见?……此皆不得而知。记得,去年《时代》人物是“抗议的人们”,他们让我们见识了“抗议改变乃至改善生活”。虽然“民主程序”还没被很好地“搬迁”到我们这个国家,“抗议”还不能成为我们有效的“民主生活”,但艺术家应该已经见识过国外同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你再一无所能,生气总是可以的,生气的方式总会有的,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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