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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与新的中国人形象

2019-03-22 09: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云雷 阅读

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趋向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思想框架始终构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思想视野下,“中国”(包括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是落后的,只有融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才是唯一的出路。

而在新世纪,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自觉与自信,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也彰显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便转换了坐标与视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历史,重新选择前进的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蔚的长篇小说《闯荡非洲》,描写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到西南非洲某国首都的创业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商人如何闯荡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中国人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内部的倾轧与矛盾,让我们对非洲可以有一个直观而具体的了解,也对“国民性”在国外的表现有更深刻的认识。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很少有表现非洲生活的作品,此部小说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小说中表现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中国人在创业中表现出来的优越者心态,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审视。泽津、李林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纪实》生动地展现中国农民走出国门到俄罗斯之后,打工谋生、开荒种地、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们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终集体致富,赢得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好评。

这部作品展示了主人公在俄罗斯艰难创业的经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的身影,在这里,“中国人”的形象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以往中国人主要以“落后者”的形象出现,那么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已经转化为精明强干的“创业者”。如何认识与适应这一形象的转换,并批判性地审视其中“殖民主义”的因素,将是中国知识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近,海外华人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与19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是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再持一种理想化的态度,不再无条件地认同与追求,而更注重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身份”。这一变化,可以说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袁劲梅的小说将中西文化冲突作为小说处理的主要题材,无论是《罗坎村》还是《老康的哲学》,其间都纠缠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老康的哲学》中,从“等级观念”、“大一统”、“人情和法理”等命题,我们可以看到老康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中国文化,老康哲学的主要对立面是他的儿子戴小观所受的美国教育,所谓中西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但是还有另一种冲突,那就是老康和他的妻子之间的矛盾,老康的妻子代表的是一种官本位思想与裙带或依附关系。

叙述者位置的选择,同时也是情感与思想倾向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立场并不清晰,她大体认同戴小观的美国文化,不过她又试图去理解老康,虽然叙述中不乏调侃与嘲讽的意味,但她却又认真地去追溯他的“哲学”的形成过程,表达了一种努力去了解的意愿。小说的叙述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历史地看,与198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至少不再被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矛盾。

加拿大华语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雪百合》,描述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寻找心灵归属感的历程。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一个小城,小说主人公百合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小说主要描写她面对现实和理想冲突时的困惑,以及对生活价值观的反思。

小说中对加拿大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种族矛盾,同时突显了以白求恩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对宗教的超越,这可以说是以理想的名义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对比。

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构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国际秩序重建的基础,在这一构架中,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也构成了世界的一极,而在现实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者”,这样双重的“他者”身份让中国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中国人已突破了传统的落后者形象,而在精神层面上显示了其现代价值。

如果说在国外,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国内也同样如此。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人的形象由哪个群体来代表的问题,以往中国人的形象主要是中国农民的形象,这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必然,但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变,伴随着乡土文学的衰落与都市文学的兴盛,中国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城市中的问题,中国人的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为都市中的中国人。

孟繁华指出,“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

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文学上,中国文学的重心正在由乡土文学转为都市文学,不仅消费主义的文学生产以都市中的青年为主人公与预期读者,严肃文学(纯文学)关注的中心也在由乡村转向城市,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不少杂志的文学奖评选中,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少见,更多的则是都市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故事的场景也正在由乡村向都市转移。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可以说是2013年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小说讲述的是出身农家的青年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城市奋斗的故事,这也可以看作是新世纪的“高加林的故事”。但是与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相比,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

在高加林的时代,个人可以凭借才能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但是在涂自强的时代,这一流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尽管涂自强吃苦耐劳,对社会的微小温暖抱有感恩之心,也不像高加林、拉斯蒂涅那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与宏伟的抱负,而只是想在城市里立足,但他的故事仍以悲剧结束——身患癌症的他,最后将母亲托付于寺院,自己走上了绝路。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断裂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如同天堑一样难以跨越,对于置身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他们的前景只能是一片黯淡。

石一枫的小说《红旗下的果儿》,以四个青年的成长为线索,描述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一代青年的困惑、孤独、迷茫,以及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小说中有悲欢离合的爱情,有共同成长的友情,也有对时代细致入微的捕捉与刻画,让我们看到了成长于北京大院的“80后”,怎样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有责任感的青年,小说将他们的变化置于整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一代青年独特的人生体验,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历史处境。在《红旗下的果儿》中,石一枫将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准确、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这个城市在十数年中的剧烈变化。

在《第八日》中,文珍描述了白领女青年顾采采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孤寂与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无法找到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难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说写出了当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

《第八日》的姊妹篇《录音笔记》,讲述的是一个都市中孤独的女孩曾小月的故事,她是一家礼品公司的接线员,除了一副好嗓子,她别无长处,既少有男性青睐,在公司的地位也很边缘。对于声音的敏感,让她总能听到同事之间勾心对角的对话,也时常淹没在电话铃声和顾客的扯皮中。

偶然之间,她发明了一个自己玩的小游戏——用录音笔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这让她与周围嘈杂的声音隔离开来,沉浸于自我的世界中。在她与自己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她在这个城市卑微的处境,错过的爱情,疏远的友人,以及无聊的工作,构成了她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她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安慰,只能自己与自己交流。这篇小说写出了当代都市白领的生活与内心困境,让我们看到了她们孤独、压抑乃至于自闭的心灵。

在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传统中国人形象的另一种中国人——都市里的中国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乡土中国或中国乡村并不重要了,而是在一种新的视野中重构了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也是如此,当我们以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与历史眼光重新认识中国人时,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因素与新的想象既是时代发展的反映,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世界图景与中国形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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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2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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