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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水平已经很好 被世界理解太难

2019-03-21 10:5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腾讯文化特约作者 唐山

“《速求共眠》是我这辈子写得文本最有趣、最自由的一本小说。”阎连科说。

在两部长篇小说之间,阎连科一般会写一本散文书,或是一本评论书。可在《日熄》和《心经》之间,却是《速求共眠》。作为一次放松、一次尝试,它与阎连科以往的小说迥然不同。

《速求共眠》由两个故事组成:

其一讲述了一名叫阎连科的作家,想要大红大紫挣大钱,就以拍电影的名誉成功地将顾长卫忽悠了进来(用50万元的预付去创作剧本),期间阎又想要自己当导演,因此裹挟着女作家蒋方舟去出演女一号。然而,在复杂博弈中,阎连科的剧本创作不断改变,最终变得不忍卒读。这是一个非常埃科式的故事。

其二是李撞的故事,他是阎连科的生活和剧本中的人物,他意外与一名毕业于北大的女生纠缠在一起,后者人生失意,花3万元请李撞去“教训”自己的领导,结果阴差阳错——二人产生了爱情。这是一个标准的写实主义故事,贫与富、乡村与城市、蓝领与白领……种种矛盾板结其中,最后成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荒诞故事。

作家阎连科

作家阎连科

《速求共眠》对读者的阅读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少见的轻松。这源于前者带有后现代风格,不做清晰的情节安排,契合生活的本然节奏,亦少人物塑造;后者则以情节突变取胜,人物个性鲜明。将两种不同的调子放进同一部小说,给读者造成了“不适的舒适”。

人们读阎连科,是为了读自己想读到的那个阎连科,可阎连科偏不入套。

也许,这正是阎连科最宝贵的地方,虽已61岁,他仍在不断突破自己,仍在不断在寻找新的讲述方式。

腾讯文化特约作者,日前就《速求共眠》专访了阎连科。

在小说中,真假的界限已被破坏

腾讯文化:好长时间没看到您的新书了,没想到出来的却是这本《速求共眠》,为什么?

阎连科:这些年我有六七本书没能出版,即使是这本《速求共眠》,也被多家退稿,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人家说:“阎老师,您一定能理解的。”我也就理解了。之所以要努力出版这本书,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和读者直接联系了,希望修复这种关系。

《速求共眠》首先产生的是电影剧本,如果直接将剧本改为小说,会比较容易操作,这是中国影视与文学最常见的“作品互动”。但这种偷懒的事我干不来,所以干脆以剧本为文本之源,重新写了这部小说。大多数情节没有完整而既定的构思,顺着思绪写下来了。所以它有趣、好读。《速求共眠》是我这辈子写得最有趣、最自由的一本小说。

当代文学不重视“碎片化写作”,中国很少有相关创作,对此读者也许不太适应,所以这算是我的一次写作实验吧。

腾讯文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这意味着书中您坑顾长卫那些都是真事吗?

阎连科:小说是不真实的,但它又呈现出巨大的真实。非虚构是真实的,但未必就是事实。

95%的读者关注阎连科“写了什么”,可真正吸引我的是“怎么写”。

如果我单写李撞,虽然有趣,但这太没有写作难度了。我希望文本是有创造性的,文体是有难度的。把阎连科拍电影的过程写入小说,这是趣味,也是文体。这本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李撞的命运虽然相对完整,但拍电影的过程——情节,则矛盾、凌乱、不完整,亦真亦假。那么,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读者可以去深入思考。

总会有人悟到:这本小说想说的,是真实与虚假之间界限已被破坏。对一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一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以小即可见大,以虚更可见实。

腾讯文化:在《速求共眠》中,您把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等人都写进去了,不怕他们跟您急眼吗?

阎连科:不仅是他们两人,书中还有别的朋友,用的都是真名。在写之前,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后来还把写出来的东西给他们看。出版时,出版社怕惹官司,希望他们都审阅签字,表示认可小说中的内容。对此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表示:阎老师怎么写都行,只要能出版,我们都没意见。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都希望这本书能早点面世。

我经常把阎连科写进小说

腾讯文化:读者好像一直比较关注您“写了什么”,而非“怎么写”,为什么?

阎连科:对于写什么,我想生活本身已帮作家完成了,对于有洞察力的读者,理解阎连科“写了什么”并不费力。但我更希望他们能关注我“怎么写”。比如《四书》,除了内容,怎样讲述是非常重要的,可读者却总是停留在故事本身。这让人非常无奈。再如《炸裂志》和《日熄》,我在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写作时非常讲究,可大家还是只讨论它们的内容。没办法,这就是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吧。

就小说而言,小说不光是语言的艺术,它还是结构的艺术、叙述的艺术,表达人的情感、精神的困境的艺术。在这诸多方面,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好,但他使出的力气一定是力求均衡的。在内容之外,他一定会重视语言、故事、结构、节奏等。有时候,后者的重要性可能还大于内容。比如《日光流年》,如果没有“怎么写”,那故事无非就生老病死,有什么意义呢?

腾讯文化:提起阎连科,读者还会给您一个名词,就是现实主义,您怎么看?

阎连科:这是很高的褒奖。不过我也很烦这种主义的分类。使用现实主义手法与关注现实是两回事,如同用很轻的东西也可以表现沉重和美。有时候,只有摆脱现实主义的方法,才可以更加真实地抵达现实。换言之,文学中往往真实比现实更重要。所以,对我来说,什么主义都无所谓,而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吧。

腾讯文化:在《速求共眠》中,您写了一个不断犯鸡贼的“阎连科”,把自己写进小说,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哪个才是您?

阎连科:在我的小说中,确实有几次把阎连科放在里边了。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元小说早就这样了,中国作家如马原也写过。但我不仅是为了文学的元小说,还是希望写出一个不同的“阎连科”。如《日熄》中江郎才尽、焦虑不安的“阎连科”;《速求共眠》中充满欲望的“阎连科”;《炸裂志》中力求个人真实的“阎连科”。

虽然写过很多“阎连科”,表面看他们都是一个人,而实际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阎连科”。

1/3买我书的人可能没读完我的书

腾讯文化:作为一本“信马由缰”的小说,《速求共眠》写了多长时间?

阎连科:3个月左右。

腾讯文化:也并不算太快啊?

阎连科:不快吗?

实在说我是个写作上非常有纪律的人,每天起床都写两千字,就算写兴奋了,也不过写上三千字。有时候需要上课,还要写教案。如果哪天写得非常快,我就会早点出去喝茶、看电视,如果写得非常慢,就是超时到写作三个小时,过了吃饭时间,我也一定会完成两千字。如果在家,我几乎天天如此。至于能不能出版,倒不是那么重要。但每天都写很重要。

腾讯文化:在您心中,《速求共眠》的读者群体是谁?

阎连科:我心中没有这样一个读者群。我的读者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是文学爱好者,还是大学生或者普通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我不知道。

我想,假如我的一本书能卖15万册,其中有5万人可能没有看完它。他们可能翻翻就放在书架上了,或者扔掉了。

我不可能走向世界

腾讯文化:《速求共眠》会马上翻译为外文吗?国外的评价会如何?

阎连科:我不关心这些。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就是出版方告诉我你的书有多少多少的书评。因为看不懂,所以这些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不是不在乎,是没有能力在乎。所以不关心,也就非常放松了。

一本书处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内,那一定会产生许多误读。不仅人家误读我,我们也在误读别人。谁也不比谁的误读少,谁也不比谁的误读多。我们这么关注西方文学,我们的理解就真和人家是一样的吗?我看不一定吧。

前些日子,西班牙驻华使馆教育参赞哈维尔o费尔南德兹在南宁国际诗歌节上,说阎连科对拉美文学的重视让他感到惊讶。可见,在人家眼中这是挺意外的事,为什么会这样?是误读,也可能是我在《发现小说》中,较多地论述了他们的小说吧。

总之,在文学上,误读是一种常态。没有误读就没有文学。没有误读就没有经典。所谓经典,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误读的文本。

腾讯文化:在很多读者眼中,阎连科是中国文学最有希望走向世界的作家,您怎么看?

阎连科:这怎么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什么叫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要对人家的文学产生影响,要对世界文学做出贡献。可我们连世界文学的样态是怎么发生、怎么结果,什么过程都不太知道,这不就是瞎猜嘛。

当然,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水平已经很好了,只是还有待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文学是一个太大的概念,我们与其高水准的作品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的一些经典文学,也有待他们的不断的发现和理解。

实在说,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彼此的理解实在太难了。

年轻作家应更有破坏性

腾讯文化:中国文学该如何走向世界呢?

阎连科:这太难说了。不过我想文学应该要有对现有文学秩序的“破坏性”。

相对过往的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破坏,福楼拜是一种破坏。于19世纪的文学言,卡夫卡是一种破坏,乔伊斯是一种破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他们都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破坏。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我想要写出与20世纪小说有巨大差别的作品吧,就像20世纪小说与19世纪小说之间差别那么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小说太注重“建设”而少了“破坏”。我们过分沉浸在现实主义之中不能自拔了。现实主义很伟大,但我们不能为了这一棵大树而忘记了整个森林的存在吧。

现在许多年轻作家好像特别喜欢沉浸在文学传统、文学惯性中,年经人应该多些破坏性。我们这一代大约已写不出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了,成了老作家,年轻作家应该和我们不一样。

腾讯文化:您从事写作教学工作多年,您会鼓励学员们怎么写?

阎连科:一定要关注个案。每个作家的写作,面对的都是同行的茫茫人海。这很可怕,很容易就被吞噬了。作家要逃离同行的大众,以最个人化的写作,逃离作家的人海。

写作中的个例、个案非常重要。可现实是,很少有人愿意当个案。我们在各方面都缺乏个案的准备和勇气,都愿意成为集体中的一员。

当然,这方面我们可能过度关注小说了。前段时间,我集中读了一些70后作家的一批散文,发现他们与大家的写作区别很大,语言、思维方式、知识体系、人生体验等,都不一样。而且,他们彼此的区别也天差地别。差异——这太了不起了!

至于教学,我希望我们那些同学朋友们,通过3年他们彼此的相互争论和学习——不是跟着老师学了什么,是他们之间争论了什么,从而会有所收获。三年不在于读了多少书,也不在于拿过什么奖,而是能忽然顿悟或渐渐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观,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以为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另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可能马上到来,也可能不会到来,但这和我这代作家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了。希望我的那些同学朋友们,千万别走我的这条路。一代人正在谢幕,文学的舞台已经靠他们来出演唱戏了。

来源:腾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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