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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写朱西甯:他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命数

2019-03-22 09: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今天是台湾作家朱西甯先生的 21 周年忌日,我们受权发表阿城为朱西甯先生的小说集《铁浆》在大陆出版所作的文章以缅怀。这本书收录了朱西甯先生的九部短篇小说,还原一百年前北方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阿城在文中评价道:“朱西甯先生的写作,早已是透明,而且是以没有包浆的状态来写包浆。”用最自然主义的状态去写作,是他的作品最宝贵的地方。

《铁浆》简体版跋

阿城

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铁浆》在此岸出版,是件不大不小的事。不大,是说纸版书的阅读者减量明显,可能阅读者少,所以不大。

但是不小。

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台湾的机会比较多,又因与天文、天心、材俊的关系,面见朱西甯先生的机会也就比较多。朱家一大家子人,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命数,我从中学到很多。

1959 年家庭合影,摄于凤山。后排左起刘慕沙、朱西甯;前排左起朱天心、朱天文

我记忆中与朱先生交流,不是很多。我很喜欢听朱先生讲话,希望他能一直讲下去,所以从不截断朱先生的话茬儿。

听说《铁浆》在台湾出版时还是之后,曾经与上世纪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有关联,但其情况我没有资格和能力介绍出来。但是,今天读《铁浆》,并不会因为不知道当年的情况而降低阅读中感受的力量感,这正是《铁浆》的深厚厉害之处。而且,可以看出今天这边的读者接触过的台湾类型小说,深深浅浅总有《铁浆》文字的影响,却不如《铁浆》的铮铮到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喷薄,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但是总结下来,还是有一层膜,几十年形成的膜,借用文物贩子的行话,有一层“包浆”。包浆也是种积累,积累的却是灰尘,痰涎,粘秽。以前过年之前,家家户户是要用热碱水将器物擦洗干净的,对包浆毫不痛惜。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能穿透包浆看到的透明。另一个奇迹是李娟的写作,没有包浆的写作。我要说的是,这之前,朱西甯先生的写作,早已是透明,而且是以没有包浆的状态来写包浆。再之前,是沈从文先生的写作。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的班上,写成习作《老鲁》,沈先生认可,推荐出去发表。现实是有包浆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自然是对包浆与透明的担当。

朱西甯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朱西甯1976年摄于台北景美家的后山

但是我接着要说的,可能是一个盲区,也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时时吸引我的写作现实:自然主义。

写作上提出自然主义的,当然是法国的左拉。他对自然主义写作是相当自觉的。影响所及,其实当时和以后,很多人的写作被自然主义解放出来,相当程度上看,例如后来的意识流的自然写作,例如英国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例如法国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例如罗伯格里耶等等。当然,没有人这么看,而且认为自然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在中文写作范围里,评价很不堪,甚至是“反动”的。但是,我们真的无时无刻把意义当眼镜,透过意义的眼镜看世界吗?这是最基础的一层意思。

人当然是探讨意义的动物。原始宗教,例如萨满,就是意义的开始,而且意义和现实互相等同。这个时期相当长,它的长,一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二是它直到现在还存在。但原始宗教算不得自然主义,它的自然,是有意义的自然,所以自然不太自然。

当人开始了有自我意识之后的书写,自然仍然是有意义的自然。但是,例如《诗》的“兴”,是与诗的意有区别的,它常常只是引起诗的韵,与意义无关,好像是开幕前的入座。如果把兴与意关联,就是喻了。所以中国诗或歌的兴,尤其是民歌,例如竹枝词,例如陕北民歌,已经成熟地运用到自然书写。

沉沉浮浮,中国书写中,自然主义的因子,总能找到痕迹。《金瓶梅词话》,则是我认为自然主义书写成为体例的经典。书中的性行为自不必说,当代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书中的服饰、首饰的细节,就是因为其中的书写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是强项。

至于当代的小说,我的阅读有限,除了前面提到的汪曾祺的《老鲁》,再举李劼人写于一九三五年的《死水微澜》这部我的父辈们经常谈论的小说。李劼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法国,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没有翻译过一九〇二年去世的左拉的小说。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和左拉对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有关,以至于他最初的长篇被评为“糜烂”、“堕落”。郭沫若评李劼人为左拉式的小说家,应该是指李劼人的小说与左拉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相类,是现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意思。批判现实主义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李劼人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劼人按要求改写《死水微澜》,改来改去,他的儿子还是提醒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这些改来改去改不掉的东西,其实正是李劼人宝贵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朱西甯先生的《铁浆》也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的是我阅读契诃夫的《草原》时引发的一种东西。《草原》是讲一个孩子随大人穿越了一个大草原,无穷的穿越细节,无穷的环境、气候细节,无穷的农人活动细节,之后,到了草原的另一边,小说随之结束。结束了?结束了。什么意义?不知道,好像没有,但是我被感动,而且直到现在,想起来就感动。

俄国的蒲宁、屠格涅夫是有这些东西的,托尔斯泰反而没有。托尔斯泰过于注意调整文本的意义,因此容易成为教科书。左拉是冷的,蒲宁、契诃夫是有温度的忧郁,我个人认为是有温度的自然书写吧。

《铁浆》中的《刽子手》有这样的段落:“师徒俩一走动,大伙儿就赶紧挤着让路,以至于一个孩子生着冻疮的脚后跟被谁给踩上了,要命地哭喊着,还带着骂。”

这个描写,与其在说明挤的程度,不如在说挤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与挤的目的没有关系,不合对现实主义的意义的要求,属可删的性质。但这个描写,是可删的吗?

如果可删,那就类似自然的一部分可删。创作是作者状态的文字构成,不是美容或减肥吧?

中国的修辞中有“刷色”。苏东坡在颂扬千古人物时,忽然说“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此横出的一笔,即是刷色:与主题无关,与意义无关,却突然有了温度。中国艺术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传统的。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画江中洲、舟上的劳作者,注目着此岸骑驴而行的华服者,眼中并没有羡慕嫉妒恨,就是一个自然的兴趣。我还记得当初上山下乡,村里的女子们,注视着刚进村的女知青,上上下下打量的眼神,饱含着兴趣。

《铁浆》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尤其其中的《铁浆》这一篇,当然有着很强烈的寓意,是读者都能解读出的,上世纪应该有不少评论揭示其意义。在此,只是提出我个人对《铁浆》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谱系中的一个冷门解读判断。是为跋。

二〇一八年十月于北京

来源:单读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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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22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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