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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2)

2018-12-06 09: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列耀 池雷鸣 阅读

  关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关系的争论,早已有之。只不过大多是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之间的“小圈子”讨论,很少会有这个圈子之外的大陆学者参与和关注。这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境遇(即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最边缘的位置)颇为相符。在这样的情景中,陈思和却是较为特殊的一位。在其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将严歌苓的《少女小渔》纳入其文学史体系之中。这对于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可以说,陈思和是大陆学界少有的一直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并取得不少成果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因此,他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其“殖民地文学”之后,引入“华侨华人文学”概念,有着代表性的参考意义。

  仔细比较陈徐二人的商榷文章可发现,二人在研究对象和有关“中国”的理解上,实际上存有相当大的偏差。陈思和的研究对象十分明确,将仍坚持华语写作的东南亚华人作家排除在外,而只谈第一代移民作家。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语境下去探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是在本土的层面上把第一代移民文学归属于中国文学之中,而且还带有十分现实的考量:“我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立场上,之所以强调旅外作家的创作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只是为了更加有利于旅外作家在中国的发展。”(18)可以说,陈思和是在本土视点上观照移民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徐学清恰恰规避了本土视点,而将世界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纳入到了海外视点之中进行考量,具体说,就是北美视点(加拿大和美国)。需要指出的是,陈思和与徐学清并不是没有考量过对方所采用的视点,而可能是为了论点和商榷的策论而暂时回避掉了,也就是说为了叙事效果,暂时搁置了,而不是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海外视点和本土视点。对此,有无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对“中国”的理解上,陈思和所谈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指杨义所使用的将“两岸四地”融通的“文化中国”,而不是如徐学清那样要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体系之中,要将海外华文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所使用的政治中国的意思。所以他才在所设定的标准中,刻意强调民族性的审美情感,而这一点不会因为移民作家的生活空间的海外转移而改变,更不会因为他们国籍的变更而失去,所以他所指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之‘中国’,不是具体的国家政权的意义,它更是象征了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传播与延续,国籍只是一种人为的标签,在文化解读上并不重要,对于文化传统还是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的理解。”(19)可见,在“文化中国”这一点上,他反而采取了海外视角,将本土以外的移民文学统合到一个“中国”之中。所以,陈徐二者的观点并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徐学清所反对的恰是固守本土的“中国”概念,而之所以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有其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其对于“文化中国”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的中国要与“本土”的中国对话与互动。实际上,陈思和也承认此点,才多次在文中承认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对旅外文学的关注不够,才呼吁研究者要加大重视。

  二人虽然在论战的主题上分歧不大,但是在其各自所叙述的场域中却不乏对立处,比如语言。陈思和明确指出,中文以外的语言写作,不在“中国文学”之内。因此他将同样是旅外作家的哈金、程抱一、盛澄、黎锦扬等“在国外用外文发表文学创作”的作家统统排除在“中国文学”之外,而理由仅是“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外语创作是属于中国文学的部分”(20)。徐学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这一个观点,而且也在建构“华文”“华语”的文学体系,但还是觉察到了陈思和理路中的自相矛盾。首先,在列举美国华裔英语作家黎锦扬用受到痖弦的鼓励用中文创作小说集《旗袍姑娘》的例子时,提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黎锦扬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归类于美国华裔文学,而用中文创作的作品归属于中国文学?”(21)之后,她通过黄万华的文章,赞同旅法学者、作家程抱一的脱胎于道家的“第三元”的观念,感同身受地希望建构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多姿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景观。

  徐学清的第一点,实际上暗示出陈思和对旅外作家双语写作现象的忽视。其实,严歌苓自己就用英语创作过,又如何区分严歌苓呢?还有一种译写现象,加拿大移民作家李彦,先用英文创作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Lily in the Snow并在加拿大出版,曾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度加拿大滑铁卢“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之后又自己翻译成《红浮萍》《海底》,先后在大陆出版。诸如此类的作家,又如何用语言及创作地、发行地、影响圈等划分呢?徐学清的第二点,实际上暗指对民族性审美情感的异议。当陈思和用文化的中国替代政治的、国籍的中国,却又用语言排除非华语写作,用代际排除东南亚华文文学时,实际上是在窄化“文化中国”的象征意义,有条件地使用海外视点。更为有意思的是,当他在文学史重写中引入“殖民地文学”时,又呼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体系中面对日语创作的文学现象。(22)显然他此刻“本土的中国”是跨越了语言的鸿沟的。在一个纯粹的中国那里,陈思和可以选择接纳一个异族的语言,而在文化的中国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里,却无法接纳外语。这种相悖处,反而愈加将“审美情感(民族性)”这一标准的意味凸显出来。这与“文化中国”的概念理解有关联。

  杨义所使用的“文化中国”的概念,首先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由于去不了大陆转而赴台的马来西亚“华侨生”,其中包括以武侠小说流行于世的温瑞安。这批“华侨生”带有十分浓厚的中国文化乡愁,效仿陈独秀的《新青年》而创办《青年中国杂志》。其第三号以“文化中国”为专题,主要栏目有“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神州文化推广专文”“光辉十月专辑”,该号封面上还配有木兰从军、民族英雄岳飞的图片。(23)后经台湾学者傅伟勋、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等人的积极宣扬,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世界影响深远。沈庆利认为,虽然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海内外华人“文化中国”的心理情怀却可以追溯到1949年台港与中国大陆的长期隔绝。(24)最为典型的事件是,1958年元旦,流落到香港“一隅”的唐君毅、牟宗三联合徐复观、张君劢共同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详读宣言可以见出其世界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观:“如果中国文化不被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将来,则这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将得不到正当的寄托和安顿;此不仅将招来全人类在现实上的共同祸害,而且全人类之共同良心的负担,将永远无法解除。”(25)显然将中国文化的命运,上升到全球人类的高度去理解与看待,自然对“中国”理解,不会拘泥于一隅,而是强调“花果飘零”状态下的世界性“灵根自植”,在全球语境中赓续一个统合的“文化中国”。可见“文化中国”情怀、精神实质自带涵盖本土与海外的空间视点,其“中国”也理应是“空间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强调民族文化的同源与飘零“自植”时,应是可以超越语言的藩篱的。徐学清所引出的程抱一的“第三元”观念,不正是道家传统在法国的赓续吗?文化传统的传承,语言固然重要,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替代的,毕竟文化精神的守固与俱进,才是根本。所以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应当超越语言的鸿沟,将那些保有中华文化精神的,或者如陈思和所言的“审美情感(民族性)”的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外语文学,如美国李清福、容闳、林语堂、黎锦扬、哈金等,英国蒋彝、熊式一等,加拿大李彦等的英语文学;法国陈季同、程抱一、山飒等法语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而不能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

  至于华裔文学,即移民后代的文学,由于其“本土中国”“本土视点”的缺失,即便是如东南亚华人作家那样用华语写作,也不应当归属于“中国文学”之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华语写作、外语写作中不会包含中华文化的精神、民族性的审美情感。“中国文学”应当与之保有文化上的或隐或现的关联(如马来西亚黄锦树、黎紫书等的华语创作,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谭恩美、赵建秀等的英语创作,虽然展现的是一个故事的中国,而非经验的中国,但“空间的中国”依旧是其民族身份与精神的来源),更应自觉在全球语境中与之对话,激励其扮演纯粹“海外中国”的角色,承认其作为“文化中国”的一种空间存在,认识到其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中的意义与价值。至少,华裔文学与汉学家的华语文学应该有所区分,不能简单地以语言作为是否“中国”的标准。既便如此,也必须认识到世界华文/华人文学整体性之中的差异与多元,但如何区分,如何归属本土与海外,着实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或许,以后会有更睿智的认知,可以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

  
  五、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传播的五个方面

  一旦“中国文学”的空间内涵有所规定,“华侨华人文学”与之的关系有所厘清,那么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五个方面(5W),就将比原有的仅仅是时间内涵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也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性。

  传播主体方面。应当明确“华侨华人”,尤其是第一代旅外/移民作家的空间优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潘凯雄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国内最需要的不是翻译人才,最需要的是人才“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什么状态,首先应介绍给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读者,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还要了解不同国家读者的文学需求”(26)。华侨华人作家,特别是华侨华人学者,往来于本土与所在国之间,对两地都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正是潘凯雄所期待的传播人才。他们在所在国会选择什么样的百年中国文学作品,会介绍给什么样的读者,自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而且,一些作家如蒋彝、程抱一、林语堂等,一些学者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往往学贯中西,融通中西,自然可以成为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可见,他们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者,还是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传播者。

  传播内容方面。一方面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构成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在区域上,不仅包含大陆、台港澳的本土文学,还应该涵盖移民各国的旅外文学;在语言上,不仅应包含华语文学,还应该包含旅外作家的所在国语言文学;在文化精神上,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具有民族审美情感的,彰显文化中国的文学。比如蒋彝的画记文学,虽然是用英语写作,却将中国文化中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诗画传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容闳的英文自传,虽然受到了西方自传传统的影响,但中国自传文学传统也保留其中。

  传播渠道方面。无论是“送”,还是“拿”,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传播的实现都是通过翻译而完成的。一些华侨华人作家相对本土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们精通所在国语言,可以自由地用外语创作,像蒋彝、熊式一、林语堂等的英语创作,因语言的自如表达,而被当地的出版商、作家、学者所称赞,为读者所喜欢;相对于汉学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理解更为“本土”、原汁原味,这是汉学家们所不具备的。然而,他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可能真实地本原地传递中国文化。为此,很多作家不得不使用“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却别于Chinese English和Chink English),比如林语堂将“生辰八字”译为eight characters。这一英语词汇只有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才有其独特的意义,而英语读者在阅读中自然会受到陌生化的文化挑战,不得不仔细咀嚼文本中对此的文化解释,以建构“生辰八字”的文化意境。除了自己用外语创作之外,一些华侨华人作家或学者还是重要的百年中国文学的翻译者、编选者,如聂华苓的《“百花”时期的文学》卷2《诗歌与小说》收入了张贤亮的《大风歌》、王若望的《见大人》、李国文的《改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27)。而当下的一些学者,由于认知的阈限,将华侨翻译者、编选者与汉学家等而视之,不加辨别地批判其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这是有欠考量的做法。

  传播效果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现状,特别是在欧美市场,的确不容乐观。对此,一些学者作了定量的描述,就不必赘述了。关键的思考在于如何破局?很多学者专注于内外因的思索,找出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因素,当然有着重要的反思与教训价值,但是否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存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呢?无论是熊式一的戏剧,蒋彝的游记,还是林语堂的小说,都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美世界引起过轰动。熊式一的《王宝钏》在伦敦连演不辍,后又在欧美等地巡演多场,是第一个作品在纽约百老汇演出的中国人,还曾在30年代的上海上演,其时的学者文人还在英文月刊《天下》上发表论见。蒋彝的“哑行者”系列游记,在英国多次出版,深受读者喜爱。林语堂的传播力更是引人关注,其小说《京华烟云》还让其提名诺贝尔奖。至于当代华侨华人作家的外语写作,确有些作品颇有争议,值得商榷,但在批判的同时是否也应到考虑其文学传播的价值呢?教训的总结固然重要,而成功经验的借鉴,也同样不可偏废。

  受众方面。这需要考量“华侨华人”与“海外”之间的关联。现有的文学传播研究,多数将“海外”直接等同于所在国的主流社会,而以西方世界居多,却未曾注意到作为边缘存在的“华侨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华侨华人文学”的引入,不仅要将传播主体和内容引向“海外”,而且要将传播受众引向“本土”,这是由华侨华人处于本土与海外之间的空间特性所规定的。考虑到华侨华人的这一空间特性,就要认识到“海外”的结构,即由主流社会与华侨华人社会构成。有了这样的空间认知,就不能盲目地以主流社会的传播作为完全的之标的,而全然不顾6000万华侨华人所构成的另一种“海外”。华侨华人,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当在传播的任务中居于优先的位置,至少不应该与主流社会的传播相差甚远。试想中华文化、中国文学尚不能在华侨华人社会中充足的传播,又何谈其全球影响力。

  经典传播学的过程已经表明,华侨华人不仅是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生产者、传播者,还是不可或缺的接受者,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因此,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时代召唤中,我们引入“华侨华人文学”的视角重新考量文学史的书写,对于认识百年中国文学及其时代使命将会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王侃:《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的译介与批评》,《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②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③黄立:《今日东学如何西渐: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体系的建构》,《当代文坛》2016年第2期。

  ④杨义:《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⑤同上。

  ⑥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上述相关阐述也多参考此文。

  ⑦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2ndrev.ed.,English trans.Revis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 arshall,New York:Crossroad,1989,p279.

  ⑧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⑨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⑩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11)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12)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塑造》,《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

  (13)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4)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5)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页。

  (16)陈思和:《旅外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17)徐学清:《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18)陈思和:《旅外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19)陈思和:《旅外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20)陈思和:《旅外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21)徐学清:《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的杂糅——与陈思和商榷》,《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22)如若陈思和的“殖民地文学”得以成立的话,那么除了台湾籍的日语文学,中国文学还必须面对澳门籍的葡语文学、香港籍的英语文学。这样在“地理的中国”之内就已经出现了文学语言的混杂现象了。

  (23)张宏敏:《“文化中国”概念溯源》,《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

  (24)沈庆利:《论两岸文学“文化中国”的互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5)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20页。

  (26)舒晋瑜:《走出国门,中国作家还需努力》,《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5日。

  (27)Hieh,Hua-ling ed.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Period.Vol.1 Criticism and Polemics; Vol.2Poetry and Fi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文章来源: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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