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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

2018-12-06 09: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列耀 池雷鸣 阅读

  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

  王列耀 池雷鸣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中国文学应当自觉承载其历史使命。但百年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对挑战,不可盲目,需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从现有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书写来看,何为本土(中国)?何为海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以“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认知与实践中,时间意义的探寻可谓是其核心主旨,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历史性地要求百年中国文学需要空间转向,在“时间的中国”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空间的中国”。在这个新的认知体系的建构中,“华侨华人文学”将为此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将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一旦“中国文学”的空间内涵有所规定,“华侨华人文学”与之的关系有所厘清,那么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五个方面(5W),就将比原有的仅仅是时间内涵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更多的可能性。

  关 键 词:百年中国文学  华侨华人文学  海外传播

  
  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主题,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最强音。如今,全球化依旧如火如荼,无论是主动融入,还是被动防御,每个人都将“被全球化”。刚刚去世的齐格蒙特·鲍曼对世界的这一洞察,值得深思。

  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时代主题,同时也是一个空间主轴,既离不开中国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也离不开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理解与承认。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召唤,也是其规定。

  所谓“复兴”,并不是回到“封闭”的伟大,而是传承中新造一种“开放”的文明,因而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中华文化,希冀在求同存异中,与其他文化“美美与共”,合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共赢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无论是从全球化的召唤,还是中华文化的自身特性;无论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还是其他国家民众的交流愿景而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换言之,只有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复兴,才能够共享共赢,惠及全球文明。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文学当然要探究其在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角色、作用、价值与意义。只有自觉承载历史的重任,文学就不会在历史中消亡,反而将以其特有的位置与魅力,再造出久远的图景。

  
  一、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

  目前,关于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多受学界关注,如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健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等,也取得了相应的硕果,令人鼓舞。但是,就现状而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需求、重任、紧迫,与严峻的现实、实际的挑战之间的矛盾。

  比如全球化。当我们认识到全球化之于今日中国的必要性时,也要警惕其构建过程中的西方霸权性,特别是萨义德所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一些学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中,已经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比如:西方出版市场、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性”“政治”题材与主题的偏爱;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如阴魂不散的冷战思维,依旧试图形塑丑恶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用西方性衡量民族性,导致中国文学价值的贬损等。对此,学者王侃总结道:“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时时面临三个层面的阻力:它可能来自某种制度化的语言过滤,也可能来自‘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选择,也可能来自文学本身的价值偏见。”①实际上,这是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全球化以来,一直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但本质上依旧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这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最大的全球化挑战。

  面对挑战,中国文学不是应不应对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的问题。百年中国文学史表明,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学一直主动吸收、接受西方文学,在某一时期,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根,全盘西化,即便是到了当下,依旧存有很大的传播“逆差”。向西方学习,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点,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时,应有的姿态,但在学习的同时,一味吸收而不辨别,一味接受而不输出,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前者,我们做得还比较好,鲁迅早就提醒过要“拿来主义”,而对于后者,虽然政府层面有意识地组织过大规模地输出活动,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开始的“熊猫丛书”等,但至少在知识阶层中,还未形成自觉输出与传播的意识,导致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严重失衡。对此,张清华曾注意到:“在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只重视对外来文学的借鉴,而很少、也很羞于向别人介绍和推销我们自己。”②或许这也是面对西方时,文化自卑的一种表现。

  到了新世纪,这一情形已有很大的改观,愈来愈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开始关注、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事业。但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而言,对此的认知似乎还有待提升。对此,学者黄立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聚焦“译”,却忽视“介”,特别是缺乏中国学者的位置,于是呼吁建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体系,敦促中国学者承载其应尽的时代重任。③传播体系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亟需的,没有体系,就无法传达出整体与持续的影响力。但体系的建构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


  二、文学史书写中的“中国”认知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势在必行,也就内在地规定了百年中国文学必须解决如何面向海外的历史问题。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不得不处理好本土与海外这一全球化矛盾。

  何为本土?何为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一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

  何为本土?实际上关乎“中国”概念的建构。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可知,中国,首先是政治的“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政治命运不同时期的表征,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有一个以大陆为中心,不断辐射到台、港、澳的变迁轨迹。但这个“中国”是版图的中国,地理的中国。杨义在新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提出“全史意识”,认识到:“文化中国是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把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的‘分界’从血脉的深层加以‘打通’,自然就形成了‘大中国文学’的精神网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和内在历史联系上,建立起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文学一脉相贯、四地互渗的精神网络,乃是几代仁人志士的一个‘勿忘我’的精神情结所在。”④从中可看出,杨义以“全史意识”,打破地理阈限,建构“文化中国”以替代“政治中国”的意图。这种认知,当然值得赞赏,可惜的是,在具体书写实践中,依旧将“台湾、香港及澳门独立成卷,由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窥探它们的文学地理”⑤,而没有如他所言的那样,真正建构起一个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一个用文化“打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全史。

  “独立成卷”,这种叙述形式与策略的考量,显然是一种权宜性与便利性的做法,同时也揭示了台湾、香港及澳门与大陆之间因历史而产生的显著差异。这种区域的差异,有着其无法割舍,不可或缺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台湾、香港及澳门文学一再被“对立成卷”“独立成篇”的原因所在,但这种形式上的简单关联,终究无法实现“文化中国”式的血脉相通,而对这种相通性的发掘与探究,才是真正的历史应有的态度。对此,陈思和新近的探索,颇有启迪。

  陈思和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中,引入“殖民地文学”的概念,特别地以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文学表征作为其依据。在这个补充后的“新”的中国现代体系中,他发现,原有以大陆区域为主体的“现代”“封建性批判”“语言”等问题、现象都有了新的挑战,都需要新的思索。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现代”来源于西方先进国家,是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于是由此而生的新文学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但是对于国破家亡的被殖民的台湾而言,反帝反殖才是文学首要的使命。日据台湾的“现代”一方面直接来自于西方,但更多的时候来自日本的殖民制度和殖民政策。在日据时期台湾主流文学中,这两个“现代”是被区别看待的:对前者,呈现出如同大陆那样的拥抱姿态,而对后者则是抗拒与批判的,流露出殖民地色彩的痛苦复杂心态。

  大陆的新文学以其无所畏惧的先锋姿态,与旧文学等封建文化、思想势不两立,但同时期台湾文学的古体诗词,甚至具有迷信色彩的文化风俗等旧文学、旧文化,在殖民当局侵略政策的利用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反而成为保存民族文化记忆的抵抗形式,这样一来,旧文学、旧文化不仅不能简单地被“现代”批判,还具有了大陆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

  大陆新文化运动的语言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欧化,通过引入大量生词和陌生语法,形成了一种读者陌生、难懂的欧化白话,以改造国民旧思维。而台湾文学语言,由于殖民地当局的“同化”政策,出现了汉语文言和白话、台湾话文、日语三者互相交杂、逐步交替的复杂现象,形成了杂糅的日据台湾殖民地文学的语言特征。

  综上,陈思和总结道,“二者的结合(笔者按:‘二者’指两岸文学),使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体现得更加完整。如果将两岸文学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系统里加以比较的话,可以看到文学史呈现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超出了单一社会形态下的文学状态。”⑥上述的“结合”,就不再是简单的形式关联,而是历史与血脉的“相通”。只有如此才能够展现出一个“结合”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即由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两种不同文化、文学思潮构成的双重变奏的文学形态、时期。

  杨义、陈思和等学者的认知和实践,已然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是指“文学史权力”,而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权威”。伽达默尔认为,“人的权威归根到底并不是以屈从和放弃理性为基础,而是以认识和承认的行动为基础,也就是说,认识到别人的判断和见识比自己更高明,因此,他的判断应该占据优先的地位,即比自己的判断更优先。”⑦简而言之,伽达默尔所指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真确的认知。

  自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陈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在不断地书写中,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种文学史现象之所以可能,持续而且仍将发酵,与其是说是缘于“权力”,不如说是得益于认知。陈思和在一次访谈中坦言:“‘重写文学史’只能是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良知和道义的问题。我们要有良知,我们要说出真话。文学史就是这样,不能指鹿为马,明明是不好的你说成是好的。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要从史料出发,一切都要从材料出发,从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出发。这两点后来我也一直坚持下来了。”⑧“良知”“道义”“真话”“史料”等“重写”标准诸多关键词,其实质就是要坚守和更新历史认知,还原历史面貌;或者用陈思和的话来说,就是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因为“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文学史理论来支撑的,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范畴的现代文学史理论,则无法把台湾文学完整纳入现代文学史体系和框架,只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视域下,研究者才有可能梳理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⑨,于是,他提出了“殖民地文学”这一理论视角,以更新原有的文学史认知。可见,“重写文学史”、文学史体系的建构,其关键在于文学视域的不断发现、文学视角的不断引入、文学认知的不断更新。


  三、“百年中国文学”的空间转向

  在以“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认知与书写实践中,时间意义的探求可谓是其核心主旨。陈思和在谈到“20世纪中国文学”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被赋予一种常态的时间意义,从而能够包容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复杂的文学形态。”⑩又通过“殖民地文学”的理论视角,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追溯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乙未割台事件。(11)于是,在时间性上延伸了对于“20世纪”的理解,也由此为实现近代、现代、当代的“打通”提供了概念性前提。杨义的“全史意识”也是如此。

  只有完成了时间性的认知,才能将由于种种缘故(割让、租借、殖民、制度等)所造成的“中国”概念的分崩离析重新统合起来,将昔日分期(近代、现代、当代)、阶级(左翼文学、自由文学)、地域(殖民地、半殖民地、沦陷区、解放区、租界等)、新旧(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新旧体诗与戏剧)、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认知不足或遮蔽,在整体的历史视野考量中,重新发掘与补充,以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个中国是一个时间的“中国”、历史的“中国”,等同于版图与疆界的“中国”。1925年3月闻一多在美国纽约艺术学院留学期间,感愤故土破碎,发愤而作组诗《七子之歌》,于1925年7月4日发表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七子”是指从中国疆域被列强侵占的七块土地,即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大连)。组诗的“引言”道:“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国疆奔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默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Alsace-Lorraine,即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普法战争中割让于德国,《凡尔赛和约》后归还。闻一多有感于此国际案例,致哀思于“国疆奔丧”,祈求“七子”回归,并通过每首诗尾句“母亲!我要回来,母亲!”的反复渲染,将“七子”回归的愿景,连缀为中华民族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最大最深的痛楚。这深久的痛楚,警醒着中华儿女,勿忘中国支离破碎历史;激励着炎黄子孙,为实现中国统一而奋斗。这“七子归来”的文学主题,以其极强的感染力深入人心,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文学史的不断“重写”,“20世纪”的不断延展,与“七子归来”,中国完整如初的民族愿景不无关联,其表征便是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学地理逐渐统合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的中国”。

  可以说,“文学中国”如何完整再现,成为文学史不断书写的历史轨迹。无论是杨义的“全史意识”、还是陈思和的“殖民地文学”,都是为了以文学的载体与形式再现完整如初的历史中国图景的努力。“文学中国”,实际上是历史的中国、是版图与疆界的中国,准确地说,是时间性地理的中国。但问题是,目前文学史所建构的这个“中国”,是否能够满足全球性语境下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伟大的空间性使命呢?

  从现有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外传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既面临着诸如语言、制度、意识形态、异国情调、文化霸权等较为客观性的阻碍因素的挑战,又存在着不少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前者,很多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需要很长时间去克服,不能急于一时,欲速则不达,但后者,是通过我们主观的努力,就有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传播学中有一个经典的“5W”模式,即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1.谁传播(who),2.传播什么(what),3.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4.向谁传播(whom),5.传播的效果如何(whateffect)。在“5W”中,可能只有“whom”是明确而且是必然的,即向海外,特别是西方传播;至于其他四项,可能仍需要在现有的传播体系中商榷与探讨。

  首先,谁传播,即传播主体是谁,或谁是传播者。姜智芹认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两个主体,一是中方,表现为主动地“送”,而另个一是外方,表现为有目的地“拿”。“拿”与“送”的区别在于:“‘拿’是外方基于自身的欲望、需求、好恶和价值观,塑造的多少带有某种偏见的‘他者’形象;‘送’是中国政府基于外宣需求传播的具有正向价值的‘自我’形象,是对西方塑造的定型化中国形象的矫正和消解。”(12)这种二分式的见解,确实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目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其“自我”和“他者”的划分标准,显然是基于现有的地理疆界,而且其“中国政府”的强调,因现在政治地理的现实,应涵盖不了历史中国所期待的完整性。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地理疆界的二分法,很容易将“送”与“拿”的所指,限定在一定的地理阈限之内,仿若只有在疆界内的,在政府管辖内的“中国”,才有资格“送”,才能称之为“送”。那么存不存在民间层面的“送”,有没有超越疆域边界、政治地理之外的“送”?这依然涉及到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是谁的问题。

  前文已述,“文学中国”是文学史不断书写的内在心理动机,一直谋求以文学为载体的完整中国的再现,因此至少在“送”的主体方面,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政治地理现实,而是要涵盖台港澳,寻求地理版图的文学统一,以此为基点,建构一个主权统一的整体传播体系。但面对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以及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的挑战,仅仅安于本土,而不考虑海外,不能不说是一件掩耳盗铃的事业。

  中国文学要实现海外传播,首先就要在内部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勇于面向海外。面向海外,对文学史的重写,或者是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时间性统合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性。也就是说,在何为“中国”(“本土”)的文学史重写中,时间性认知是其关键,那么,在面向“海外”的文学史体系建构中,涵盖时间性的空间性将成为新的主题。因此,中国文学,特别是百年中国文学需要寻求空间转向。

  何为“空间”?在Edward W.Soja看来,社会、历史和空间具有日益显著的共时性,三者之间具有“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和“难舍难分的相互依赖性”。因此,“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是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改”。(13)这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认知的更新,是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于是,他坚持说:“我们首先并始终是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存在,单个或集体地主动参与到历史、地理、社会的建构或生产——‘形成’——中去。”(14)可见,Edward W.Soja的“空间”,应该包含三个构成性要素,即社会性、历史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地理性),而且三者之间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人在当下的存在。

  由此看来,我们在考虑中国文学面向海外时,也应需从三个方面,即全球化语境、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文学海外传播等(社会性),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时间性),走向海外(地理性)上进行整体系统观照。也就是说,在文学史重写中建构的“中国”必然要超越时间性的藩篱,进入到更广阔更复杂的空间之中。因而为了面向海外,文学史的书写在“时间的中国”之上,还需要建构一个“空间的中国”,以更新版图与疆界的“中国”。对此,我们受“殖民地文学”的启发,现引入“华侨华人文学”的理论视角,以尝试建构文学史体系中的“空间的中国”。

  
  四、“华侨华人文学”的文学史视角

  “空间的中国”所内蕴的观照视点,将不再是地理疆界的本土视点,而是一个全球性视点:在全球视野中观照“中国”如何面对、走向、融通海外。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在全球化时代,视点已变得极其重要和珍贵。他通过开掘西方美术透视画法所蕴含的现代空间意义,提出“空间的组织重点已从‘谁’这个问题转向从‘空间的什么点’这个问题”,并认为:“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15)因而,用何种视点观照中国,将变得颇有意味,特别是在中国正在以文化、文学海外传播的形式,正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的时刻。

  在齐格蒙特·鲍曼的“空间视点”的层面上,重新观照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仅仅以本土的视点显然已无法承受之重,必须拥有海外的视点,并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视角,来建构中国自己的全球视点。在这个意义上,华侨华人文学以其既在本土又在海外“间性”特征,能够同时拥有本土视点和海外视点,并且具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离散潜质,对中国文学全球视点的设置乃至建立,将有着其他文学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也就意味着,百年中国文学要面向海外,首先应该正视“华侨华人文学”的客观存在,认真思索这一介乎本土与海外之间而存在的文学形态的意义与价值:如若将其定位于“本土”,对其进行时间性的考量,那么将对现有的文学史体系有何影响?如若将其定位于“海外”,对其进行空间性追问,那么将赋予其在“空间的中国”中怎样的位置?

  在2016年第3期的《中国比较文学》上,陈思和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华人学者徐学清有一组“商榷”对话。从中可以见出,不同视点对于“中国”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影响。陈思和认为:“中国大陆或台港地区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旅外文学,他们的写作还没有融入在地国的文学体系,他们用华语写作,创作内涵是从母国带来的生活经验,发表作品的媒介基本上是在海峡两岸的范围,主要的读者群也是来自两岸。”而在对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中,陈思和设定有三条内在标准:“首先就是语言(中文),其次是审美情感(民族性),最后是所表述的内涵。……同时还有三条外在标准,即这些创作是在什么地方发表、哪些人群阅读,以及影响所及的主要地区。”(16)徐学清的商榷文章目的比较明确,即(强烈)反对陈思和将第一代移民作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旅外文学的说法,而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因其特殊而具备独特性以至独立性,并以此与中国文学相对话和互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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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06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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