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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访谈录:我的人物是划船的奴隶

2018-10-25 09:4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佚名 译 阅读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访谈录:我的人物是划船的奴隶

“许多为人所认可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空洞洞的坟墓之上。他们的书是木乃伊,就我的阅读口味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对我来说绝无任何意义。”

纳博科夫访谈录

[美]纳博科夫

佚名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同妻子维拉住在瑞士蒙特勒城的蒙特勒宫饭店。蒙特勒城位于日内瓦湖畔,是上个世纪俄国贵族最喜欢去的疗养胜地。纳博科夫夫妇住在一套相连的房间里。像他们在美国的那些住宅或公寓一样,这套房间似乎是用作逃亡时的暂且栖身之地。其中一间是为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的来访准备的,还有一间是杂物室,存放着许多东西——土耳其语和日语版的《洛丽塔》及其它种类的图书,运动器械和一面美国国旗。

纳博科夫起得很早,然后开始工作。他在索引卡片上写作,逐步誊抄,扩充,重新组织直至成书。在蒙特勒温暖的季节里,他喜欢日光浴并在饭店附近的一个花园游泳池里游泳。68岁的纳博科夫显得笨重,迟缓,很有威势。他很容易高兴或生气。但前者居多。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合作者,密切注视着他的一切,替他写信,照料他的业务,当她感到纳博科夫讲了错话的时候甚至还会打断他。维拉异常漂亮、整洁,有一双沉静的眼睛。纳博科夫夫妇依然经常外出旅行去捕捉蝴蝶,但他们走的路程有限,因为他们不喜欢坐飞机。

本采访人事先给纳博科夫寄去了一些问题。到达蒙特勒宫饭店时,采访人发现有一封信在等他——这些问题已经被组织成了一次采访记。其中的几个问答是后来在 1967年夏秋季号的《巴黎评论》登载这篇访问记之前加上的。根据纳博科夫的愿望,所有的回答都是按照他的书面回答刊出的。他声称他需要写出他的回答,因为他的英语不大熟练。他总是开这种严肃喜剧式的玩笑。他说一口惹人注意的剑桥口音的英语,仅偶尔带很少一点儿俄语口音。事实上,说英语对他来讲一点不成问题,然而他的话被人错引倒是一种威胁。毫无疑问,纳博科夫认为历史的阴谋给他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他失去了祖国,而且使他直到中年才开始用那并非当初梦想的语言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不断推托自己英语掌握得不好,这显然是与纳博科夫特有的那种令人悲伤的玩笑有关:他讲的是那种意思,但又不是那种意思;他对他的损失感到伤心,但是如果有人批评他的文体,他会很恼怒;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外国人,其实他就跟“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

纳博科夫现在正在写作一本探索时代的神秘性及复杂性的长篇小说。一谈起这本书,他便露出只有一个既高兴又茫然的年青诗人在急着要去工作时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声音和神情。

——赫伯特·戈尔德(以下简称记者),1967年

纳博科夫登上《时代》封面

纳博科夫登上《时代》封面

记者:早上好,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四十几个问题。

纳博科夫:早上好,您开始吧。

记者:您深感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是不道德的,但在好莱坞和纽约,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同比洛丽塔岁数稍大一点的女孩子有这种关系是常见的。他们的结合仅会引起人们几句轻轻的议论,而不会是什么公愤。

纳博科夫:深感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亨伯特自己。他关心这点,而我不。我丝毫不在乎美国或其它什么地方的公共道德,况且那些有关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同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结婚的事情同洛丽塔没有任何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姑娘”——这不单单是指“年轻的姑娘”。漂亮的小姑娘是指孩子式的姑娘而不是小明星式的“性感的年轻女人”。当亨伯特遇到洛丽塔时,洛丽塔是十二岁而不是十八岁。您也许记得,到她十四岁时,亨伯特就称洛丽塔是他的“衰老的情妇”了。

记者:一个批评家(普瑞斯-琼斯)在谈到您时曾经讲过“他的感觉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您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感觉?或者这是指您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现自己?或仅仅是您的经历是独特的?

纳博科夫:我不记得那篇文章。但是如果一个批评家作出这样的论述,那就一定意味着这位批评家在作出结论之前,至少研究了三个国家的几百万人的感觉。如果是这样,我确实是一个稀有动物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仅仅研究了他家里或他的俱乐部的几个人之后就作出这样的结论,他的这一论点就不好认真地讨论了。

记者:另外一个批评家曾经写道,您笔下的“生活是静止的,它们可能因无法摆脱的情感而变得紧张,但却不像日常现实中的生活那样四分五裂”。您同意吗?您对事物的见解是否具有一种静态的成分呢?

纳博科夫:谁的“现实”?哪里的“日常”?让我来说,“日常现实”这一概念才是完全静态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个永远可供观察、基本客观并且众所周知的环境,我怀疑那个论“日常现实”的专家是你编造出来的。两者都不存在。

记者:确有此人(说出他的名字)。还有一位批评家曾讲您将您书中的人物“降格”称“一出宇宙闹剧中的小人物”。我不同意。亨伯特虽滑稽可笑,但同时他身上仍旧保留了在一个被宠坏了的艺术家身上所能发现的那种感人而固执的特性。

纳博科夫:我愿意换种不同的说法。亨伯特·亨伯特是一个虚伪、残暴的卑鄙之徒,他竭力摆出一副“动人的”面孔。这个标签,从其真正的、催人泪下的意义上来说,只能适用于我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此外,我怎能将我自己创造的人物“降格”到微不足道或其它类似的地位呢?一个人能使一个传记人物“降格”但却不能使一个不存在的人“降格”。

记者:E·M·福斯特说,有时他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能掌握并支配他的小说的进程,您有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许您只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小说吧?

纳博科夫:我对福斯特先生的作品的了解仅限于一本小说,而且是一本我不喜欢的小说。不管怎样,关于控制不住小说人物的怪念头并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这种说法已经老掉牙了。尽管当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愿受作家的指使而要竭力逃离作家要他们去的印度或其它什么地方旅行时,作家当然会同情他们。我的人物是划船的奴隶。

记者:普林斯顿的克拉伦斯·布朗曾指出您的作品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称您“重复到家了”,并说你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述说着实质上相同的事。他说命运是“纳博科夫的缪斯”。您是否意识到您在“重复您自己”,或者,换句话说,您力争使您所有的书成为一个自觉的整体?

纳博科夫:我想我没有见到过克拉伦斯·布朗的文章,但也许他有些道理。模仿别人的作家们看上去似乎多才多艺,因为他们仿效了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作家。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

记者:从一般意义来讲,或特别是针对您自己的著作来说,您认为文学批评说到底是有意义的吗?它有过什么指导作用吗?

纳博科夫:批评的目的是就批评家看过或没有看过的一本书发表一些看法。它提供给读者,包括书的作者,一些有关批评家的智力或诚实这两方面都在内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是有指导作用的。

记者:编辑的作用呢?他们有谁提出过文学方面的建议吗?

纳博科夫:说到“编辑”,我猜想您是指校稿人吧。在我认识的这些人中确有一些明察秋毫,既有耐心又会见机行事的精细的家伙。这些人会同我讨论一个分号,似乎它关系到荣誉。确实,它经常同艺术有关。但我也碰到过几个妄自尊大,以长辈自居的蛮子,他们总是试图“提些建议”,对此,我总是大声回敬一句:“毋须删改,仍用原文!”

记者:您是一位常常潜进您的猎物的蝴蝶收集者吗?如果是这样,您的笑声不会惊吓它们吗?

纳博科夫:恰恰相反,这会诱使它们进入一种麻木的安全感状态,如同一只昆虫把自己装扮成一片枯叶的感觉。虽然我对评论我的东西的文章毫无兴趣,我却碰巧记得一个年轻女士的一篇文章。这位女士试图在我的小说中寻找昆虫的象征。如果她真的懂一些鳞翅目昆虫学的话,这篇文章也许还有趣,可她却透露出完全的无知,她所使用的术语的混乱只能说明这篇文章是粗糙而荒唐的。

记者:您怎样解释您同所谓的白俄难民的疏远呢?

纳博科夫:嗯,从历史上看我自己也是个“白俄”。像离开俄国的一切俄国人,从广义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白俄。这些难民已分裂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或政治派别。我既不和“黑色百人团”白俄混同,也不和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公民派”即“粉红色分子”混同。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在那些拥护君主立宪制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朋友。我父亲是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如果别人这样称我,我也不会介意。

记者:您现在对那些在您离开俄国以前就从事写作的诗人勃洛克和曼杰利什塔姆以及其他作家怎么看?

纳博科夫:我在童年时代读过他们的作品,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从那时起,我对勃洛克的抒情诗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他的长诗却没有生命力,那篇著名的《十二个》则糟糕透顶。它故意采用一种假的“原始”语调,结尾又附上一个有进步倾向的耶稣基督做装饰。至于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我同样也能背诵,但他没能激发起我太高的热情。今天,经过一个悲惨命运的转折之后,他的诗歌倒显得比实际的伟大程度更伟大了。我偶然注意到文学教授们仍将他们两个诗人分成不同的流派,我认为仅有一个流派,那就是天才的流派。

记者:我知道您的作品在苏联一直拥有读者,但也受到了攻击。如果您的著作在苏联出版,您会有何感受?

纳博科夫:噢,我不反对他们这样做。事实上维克多出版社正在再版我的一九三五年俄文原著《斩首的邀请》。一个纽约出版商(费得拉)正在印刷我的《洛丽塔》的俄译本。我敢肯定,苏维埃政府将会高兴地正式承认一本看起来是预言了希特勒政权的小说和一本严厉地谴责美国的汽车旅店制度的小说。

记者:您接触过苏联公民呀?他们是哪类人?

纳博科夫:我同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尽管出于好奇心,我在三十年代初和二十年代末的确曾与一位从布尔什维克俄国来的代表会面。他竭力要把流亡在外的作家及艺术家劝回国去。他有个复姓,叫列别捷夫什么的曾写过一本题为《巧克力》的中篇小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同他开开玩笑。我问他是否允许我自由写作,如果我不喜欢俄国是否还可以离开。他说我将会喜欢得无暇再去梦想出国的事,还说我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苏维埃俄国允许作家涉及的众多题目中挑选任何一个,如农庄啦,工厂啦,法基斯坦森林啦——噢,还真有许多迷人的题目呐!我跟他说农庄之类的题目使我厌烦。那人很快就把我放弃了。在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那里,他运气不错。

记者:您认为您是一个美国人吗?

纳博科夫:是的,我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西部地区的植物、动物及空气是联结我同亚洲及北极地区的俄国的纽带。当然,俄罗斯的语言与风土对我影响之大使我无法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完全溶合到像美国的地方文学、印第安舞蹈及南瓜馅饼之类的事物中去。但是,当我在欧洲边境出示我的绿皮美国护照时,我的心里的确会涌起一股令人轻松愉快的自豪感的暖流。对美国事物的无情批评会使我感到愤慨和苦恼。在国际政治方面,我是一个激烈的反种族隔离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我绝对站在政府一边。当我产生疑问时,我总是遵循一个简单的作法,即选择使苏维埃人感到不快的方式去行动。

记者:可以讲讲您的工作习惯吗?您是否按预定方案写作?写作时是否从一部分跳到另一部分,或是从头一直写到尾。

纳博科夫:小说的构架先于小说,然后就是替这张填字迷图标上的人寻一个空白填充。我把这些零散的东西写在索引卡片上,直到小说最后完成。我的日程表是灵活的,但我对写作用具则相当苛求,要有优质纸板做的条格卡片及削好的、不太硬的、带橡皮头的铅笔。

记者:关于世界您是否有一副您希望它发展成什么样子的特殊图画?过去在您看来就是现在,这一点甚至表现在您描述“将来”的小说中,如《从左边佩戴的勋带》。您是一位“怀旧主义者”吗?您喜欢生活在什么时代?

纳博科夫:我愿生活在将来有无声飞机、优雅的空中飞车及无云的银白色天空的时代,那时,在地下则有一个带软垫的宇宙公路网,在这个公路网里,卡车像莫洛克一样被取缔。至于过去,我会不介意从不同的宇宙时间的角落里找回一些失落的使人感到舒适的东西,如宽松的裤子,又长又深的澡盆。

记者:除了写小说,您最喜欢,或您最愿意干什么?

纳博科夫:噢,当然是捕蝴蝶,并对它们进行研究。同在显微镜下发现蝴蝶身上的新器官或在伊朗、秘鲁的山坡上发现一种尚未被描述过得新种类所带来的狂喜相比,艺术灵感带来的喜悦和奖赏就什么也算不上了。如果苏联没有发生革命的话,我会完全献身于研究飞蛾与蝴蝶的昆虫学,而根本不会写什么小说,这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记者: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高雅欲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这种高雅欲对您有诱惑力吗?您是否曾被诱惑过呢?

纳博科夫:“高雅欲”或最好称之为“高雅迷”,有许多内涵。如果您认为可以问某人是否曾被其诱惑过,那我显然没有在我那本关于果戈理的小册子中把这个词解释清楚。迂腐的劣等作品,粗俗的陈词滥调,绝对的低级趣味,模仿的模仿,假冒才学的深度以及粗俗的,低能的不诚实的伪文学——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这样,如果我们想约束住当代作品中的高雅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些东西里去找它,弗洛伊德式的象征主义,老掉牙的神话,社会评论,人文主义的训诫,政治讽喻,对阶级或种族的过分关心以及众所周知的新闻概念。“高雅迷”惯用这样的概念,如“美国并不比俄国好到哪儿去”,或“德国的罪恶我们都有份儿”、“存在主义的”(严肃加以运用的)、“对话”(用于国家之间的政治会谈)、“词汇”(用于某个拙劣的画家)等这样的短语或词汇之中。一口气列出奥斯维辛,广岛,越南,是煽动性的高雅迷。参加某个选择会员极为严格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炫耀某一位犹太人的姓名——富翁的名字)是附庸风雅的高雅迷。雇佣书评往往都是高雅迷,但它有时也潜藏在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论文中。高雅迷称“空洞先生”为大诗人,称“唬人先生”为大作家。艺术展览会一直是最适于高雅迷滋生地之一。那是由那些手持破坏分子的工具的所谓雕塑家制造的,他们在那儿制造了不锈钢的曲轴白痴,禅宗立体照片,聚苯乙烯材料制作的臭鸟,公厕里“发现的”东西,炮弹,罐装的球。我们在那儿欣赏一些所谓的抽象派艺术家的实验室的墙面装饰图形,弗洛伊德的超现实主义,露水般模糊不清的一堆污迹,罗尔沙赫的墨迹——所有这一切就其本质来说都同半个世纪前那些学究气的“九月的黎明”及“佛罗伦萨卖花女郎”是一样的陈词滥调。当然这张表很长,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bete noire(法文:最讨厌的东西)。我最讨厌的东西是那种航空广告:一个谄媚的少妇服侍一对青年男女吃快餐——女的欣喜若狂地盯着炸面包片加黄瓜而男的则以亲切的眼神爱慕地望着女服务员。当然,还有《死于威尼斯》,您知道这个范围了吧。

记者:在当代作家中有您特别欣赏、他的每部作品您必读的作家吗?

纳博科夫:有几个这样的作家,但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不说出名字谁也伤害不了。

记者:有您不喜欢而又不得不看其作品的作家吗?

纳博科夫:没有。许多为人所认可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空洞洞的坟墓之上。他们的书是木乃伊,就我的阅读口味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对我来说绝无任何意义,而且,当我看到批评家和作家朋友们把恰特莱夫人的爱的描写或庞德先生的那些全都是装模作样的造作的胡言乱语乏味地看成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后,我不得不去努力排除对一场弄混我的头脑这样一个阴谋的疑心。我注意到庞德在一些家里已取代了施韦第博士的位置。

记者:作为博尔赫斯与乔伊斯的崇拜者,您似乎像他们一样喜欢用一些小计谋、双关语以及难题戏弄读者。您认为读者与作家之间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纳博科夫:我想不起来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有什么双关语,当然,我仅读过他的作品的译本而已。不论怎样,他那些精美的短篇以及小型的弥诺陶洛斯与乔伊斯宏大的布局毫无共同之处。我也没在那本最明了的小说《尤利西斯》中发现任何难题,另一方面,我讨厌《为芬尼根守灵》,在这部小说中,癌变般的花哨词汇组织的增长也不能挽救这一民间传说的过分浅薄以及简单的、过分简单的寓言。

记者:您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些什么?

纳博科夫:什么也没学到。

记者:噢,还是谈谈吧。

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不曾以任何方式对我产生过任何影响。我最初短暂地接触到《尤利西斯》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位朋友彼得·莫洛佐夫斯基从巴黎带回一本《尤利西斯》。他在我的住处上上下下跳着顿足爵士舞时偶尔给我念了一两段莫莉的猥亵独白,这是这本书写的最差的一章,当然,这话也就是在你我之间说说而已。但在过了仅仅十五年之后,在我已经成了一名有地位的作家而不愿学或不学什么的时候,我看了《尤利西斯》并且非常喜欢它。我对《为芬尼根守灵》像对所有一切用方言写成的地方文学作品一样持无所谓的态度——即使它是天才的方言。

记者:您是否在写一本论述詹姆斯·乔伊斯的书?

纳博科夫:是,但那不仅仅是论述他一个人。我的计划是发表数篇长短约十二页的论文,论述几部作品——《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堂吉诃德》等等——这些都以我在康奈尔和哈佛的授课题材料为基础。我高兴地记得在纪念堂里,面对六百位学生,我撕毁了《堂吉诃德》这本残酷、粗俗的书,这使我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同事感到吃惊和窘迫。

记者:其它影响呢?如普希金?

纳博科夫:有那么一些,但不必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他们那样受普希金艺术的精华及纯洁的影响更大。

记者:果戈理呢?

纳博科夫:我特别注意不向他学任何东西。作为师长,他既可疑又危险。他最糟的时候,如关于乌克兰的那些玩意儿里所表现出来的,他是一位一钱不值的作家,而他在发挥最好的时候又是无可比拟,无法模仿的。

记者:还有其他人吗?

纳博科夫:赫·乔·威尔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是我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亲密的朋友》《安·维罗妮卡》《时间机器》《盲人国》这些故事比本涅特、康拉德或者说实际上比任何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写的东西都要好得多。当然可以完全不理会他的社会思想,但他那浪漫与幻想纯属上乘。有天晚上在我们圣彼得堡的房子里举行的晚宴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时辰:威尔斯作品的译者齐娜依达·万吉洛夫把头一摇,告诉威尔斯说:“您知道吗,在您的作品中我最喜欢《失败的星球》。”我父亲赶紧说:“她是指火星人被打败的那场战争。”

记者:您从康奈尔大学的学生那里学到过什么吗?这次任教经历仅是为挣钱吗?教书是否也教给了您有价值的东西呢?

纳博科夫:我的教学方法阻碍了我与学生的真正接触,他们充其量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点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我的每一份讲义都是课前经过认真仔细,充满爱心地书写并打印出来的,课上我慢慢地将它读一遍,有时停下来重写一个句子,有时重复一个段落——这是一种促进记忆的方式,但这却极少能使那些做笔记的手腕的节奏产生任何变化。我对听我讲课的一些速记专家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能将贮存起来的信息传给他们那些不太幸运的同学。我曾试着在学院广播站里用录音重现我在讲桌前的形象,但这仅是徒劳。另一方面,我在讲课中听到从教室的这个或那个地方传来对讲课中的这点或那点表示赞许的欢笑声时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得到的最好的奖励是以前那些学生在过了十年或十五年后给我来信说,他们现在明白了我当时要他们想象爱玛·包法利被译错的发式,或者萨姆沙的格局,或者《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同性恋者时,是要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曾从教学中学到过什么,但我知道,通过为我的学生分析十几部小说之后,我积累了大量极其珍贵的令人兴奋的信息。正像您恰好知道的那样,我的工资收入并非十分可观。

记者:关于您夫人为您提供的合作,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纳博科夫:在二十年代初,她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创作的建议者与鉴定者。我把我所有的故事或小说至少给她读两遍。经过打字,删改校样,校读好几种语言的翻译后,她就又把我的作品全都重读了一遍。一九五〇年有一天在纽约州的伊萨卡,我在写作《洛丽塔》头几章时遇到了种种技巧性的麻烦,产生了各种疑虑,正准备把它们投进花园里的烧纸炉,这时候,是她阻止了我,要我先别放弃,再好好想想。

记者:您怎样对待您的作品的译本?

纳博科夫:在我妻子和我掌握的,或可以阅读的语言中,如英语、俄语、法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德语和意大利语,我们的程序是严格校对每一个句子。至于日语或土耳其语版本,我则设法不去想每一页都可能布满的灾难性的错误。

记者:您对将来创作有何计划?

纳博科夫:我正在写另一部小说,但关于这部书我不想多谈。另一项计划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我想把我为库勃里克写的《洛丽塔》剧本全文发表。虽然电影改写本从中采用的材料刚够证实我这个电影脚本作者的合法身份,但这部影片只是我想象中的那部奇妙电影的模糊而又短暂的一瞥,它是我在洛杉矶的一个别墅中工作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一幕一幕想象并写下的。我并不想影射库勃里克的电影平庸。电影本身是一流的,但却与我写的不同。电影往往会通过它那可以使事物扭曲的镜片使小说变得畸形并粗略,给这部小说带来一股高雅迷的味道。我认为库勃里克在他的改写本中避免了这种错误,但我永远也弄不懂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指使与愿望行事。这非常令人遗憾;但我至少应该让人们读到我的《洛丽塔》剧本的原作。

记者:如果让您选择一本,只选择一本使您留名后世的书,那将是哪一本呢?

纳博科夫:我正写一本或不如说正在梦想着要写这么一本书。实际上,使我留名后世的书是《洛丽塔》与我论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品。

记者:作为作家,您是否感到您有什么明显的或隐秘的缺陷吗?

纳博科夫:缺乏自然的词汇。承认这一点令人很奇怪,但这却是真的。在我所掌握的两种工具中,一种——我的母语——我已经再也不能使用了。这不仅是因为我缺少俄语读者,而且还因为以俄语为媒介的语言探险所能带来的兴奋自从我在一九四〇年转向用英语写作之后已经渐渐消失。英语,这个我一直拥有的第二种工具却是个生硬人为的东西,用它来描述日落或昆虫可能还行,但一旦我需要在货栈与商店之间找到一条最近的途径时,就无法掩藏句式的贫乏与地道的英语词藻的欠缺。一辆破旧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并不总是比一辆普普通通的吉普车好。

记者:您对当代作家带有竞争性的排列顺序是如何看的?

纳博科夫: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专业书评家看成是名副其实的造书者。谁上来,谁下去,去年的名人如今在哪儿。这一切都挺有趣。我对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有些惋惜。谁也不能断定我究竟算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一位老年俄国作家——或者是一个没有年龄的国际怪物。

记者:您生涯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纳博科夫:是我没有早点到美国来。我希望我曾在三十年代的纽约生活。如果我的俄语小说那时就被翻译过来,它们会给那些热情的苏联拥护者一次冲击和教训。

记者:您眼下的名望是否给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纳博科夫:有名的是《洛丽塔》,不是我。我是一个无名的,双料无名的,有着一个无法让人读出的姓名的小说家。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20世纪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翻译家、诗人、教授以及鳞翅昆虫学家。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他在流亡时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俄语小说,包括最伟大的俄语文学《天赋》,但真正使他成为享有世界级声誉伟大作家的是他用英语完成的《洛丽塔》。他同样也在昆虫学、国际象棋等领域有所贡献。

来源:未来文学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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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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