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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奈斯库:日子因平凡而短促,因熟悉而无足轻重

2018-07-20 09:5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胡桑 译 阅读

  “事实上,两天的旅行,一个陌生城市的发现让急进的事件减速。在一个新国度两天,相当于在我们习惯的空间里三十天,日子因平凡而短促,因熟悉而无足轻重。熟悉让时间变得光滑,因此你会在上面滑倒,就像在磨光的地板上。这个世界是新的,永远是新的,永远年轻,就像天堂。时间不是唯一可怕的东西,还有地狱,加速的堕落。”

  日记碎片

  [法国]尤奈斯库

  胡桑

 

尤奈斯库

  尤奈斯库(Eugene Ionesco,1909—1994):法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1909年生于罗马尼亚。出生后第二年,随父母移居巴黎。1925年,随父迁回罗马尼亚,进入国立圣萨瓦学院。1928年到1933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并获得法语教师的资格。1938年入法国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滞留马赛,1944年巴黎解放,迁居巴黎。1948年后才创作戏剧。著有戏剧《秃头歌女》(1950)、《椅子》(1952)、《杰克或屈服》(1955)、《杀手》(1959)、《犀牛》(1960)、《空中漫步》(1963)、《饥饿与渴望》(1966)、《杀人游戏》(1970)、《死亡旅行》(1980)等;散文与理论著作有《语言的灾难》(1958)、《体验戏剧》(1958)、《先锋派长论》(1959)等;小说有《空中漫步》(1961)、《隐居者》(1973)等。

  童年散记

  我从没有去过波桑(Beauchamps)。找不到去那里的路。它只是个小村庄,消失在草地里,离茶贝—安特纳斯(La Chapelle-Anthenaise)有几公里远。沿着古老的小径可以到达那里。“在那条路的尽头,”玛丽用手指着,告诉我。“但现在是秋天,路泥泞不堪,在春天到来之前,我们无法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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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顶,我可以望见磨坊,它古老的屋顶隐藏在薄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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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发奖品的日子。我们全都坐在椅子上,不带课本、练习簿或书包,这是我们快乐的星期天。老师的桌子旁,是一整捆书,包成红色或蓝色。茹内先生大约取出十本,递给一年级小学生。然后又拿了一摞,让他们传给我们。我的书是红色的。我打开:地理故事、狩猎小说。我很失望。我想拥有一本好看的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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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来接我。此时是秋天。“你该回巴黎了,”她告诉我,“现在我们已经不住旅馆。我们有了一幢小楼,将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亚威街(rue de l’Avre)。和萨宾娜阿姨家很近。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必须去接受教育。”“我可以待在这里,”我对她说,“茹内先生向我保证过,我今年将在拉瓦尔(Laval)拿到证书。”“这不一样,”她答道,“这不一样。”我想起巴黎那些高大的楼房。我怎么能忍受离开田野?“你知道的,”她说,“巴黎变了。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了。每天都有游园会,有趣极了:旋转木马、表演、灯,很多很多灯。整夜亮着。萨宾娜有一间漂亮的客厅。她款待上流人士。她开宴会。”

  我们去见老茹内,向他道别……我不太记得清楚是在哪里:在他的市政厅办公室?不对,我确信是在楼上,在他家里。旁边还有人,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不是他老婆,他是光棍。是他的仆人?他有仆人吗?一定是给市政厅和小学打杂的。茹内先生站在那里。“这真可惜,”他说,“他即将进入一年级,今年就要拿到证书了。让我亲你一下。”他弯腰亲我,我感觉到了他的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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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出发。我感到愉快一些了。我盼望着巴黎的游园会。巴黎从没有这个样子过。我想象旋转木马、全部点亮的华丽灯盏、身穿华服的女人、满大街唱歌的人们、豪华的客厅。

  皮埃尔·巴蒂斯站在他的蓝色烟雾里,鞭子围在脖子上。母马被套到马车上。我拥抱莫里斯,整个冬天他要独自一人待在磨坊。我拥抱米儿·让内特,她已经泪水盈眶。她快速跑回房子:“他就像小阿曼德一样。”她说。我们冒着雨来到火车站。我们趴出窗口。皮埃尔·巴蒂斯吻了我,用拇指跟抹去眼泪,迅速转身。

  我再也没有见过皮埃尔·巴蒂斯和米儿·让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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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课上,在教练来到之前,我们锻炼身体的形式只有绕着学校的操场一圈一圈地走,并唱着歌。我必须使尽全身力气喊叫:“国旗万岁,光荣的法国国旗万岁!”“不够响,尤奈斯库,”茹内先生用最大的声音打断我,“不够响,你唱走调了。听其他人唱,他们唱得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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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葬礼的丧钟敲响,我被神秘的魔力般的痛苦俘获。我们全都熟悉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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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感到厌倦了。我在巴黎常常感到厌倦。而在磨坊我从不厌倦,即使下雨,除非我没有东西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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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了利波的小妹妹。虽然波普莱的妹妹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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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尔·巴蒂斯从没去过巴黎。他曾到过芒斯(Le Mans),那时他还年轻,是去从军。入伍典礼上,他的手枪走火,打掉了拇指。“枪被手帕缠住了,”他说,“我不是故意的。”因此军事法庭宣告他无罪。但没人敢确信他是否故意这样做。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了记数字,他常常在木片上用小刀刻东西(这是个复杂的体系:小刻痕代表单数,大一点的代表十和百,另外的形状代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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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美国士兵驻扎在村上的农民家里,等着回美国。数目有一百五到两百的样子。一到周末,他们就戴上宽边帽子,就像如今的童子军穿的。他们隶属于一个医务部队。他们在这里停留了整整一个冬天;成为村里人关注的焦点!来自阿金特莱(Argentré)的一位军官不时地视察他们。茶贝—安特纳斯只有一位中士兼镇长,一个红脸男人,据说脾气很差。他的袖子上有许多巨大的长条。晚上,他总在教堂广场上点名。其余时间,对他们不闻不问。中士镇长住在哪里呢?我确信,他住在皮埃尔·格鲁德的房子里。皮埃尔·格鲁德是前任镇长、食品杂货商、马鞍制造商、小路上的客栈老板;他有一些提供给旅行者的房间,却总是空着。一个美国人住在磨坊楼上的房间,中间的那间: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舞蹈教练。他常常和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个是歌手,住在阿金特莱。他们聚在篝火旁,四个或五个。米儿·让内特喜欢听其中一个歌手唱歌,他通常随身携带一把吉他或曼陀林。尽管,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厌倦。有一天,下了很多雨,河水上涨,水流变得浑浊。庭院被洪水淹没。洪水上升到农场的门口。“还好,门挡住了水,”米儿·让内特说。不过,它没有挡住水,他们发现水从后门进来。他们其中一个是厨师,或者说叫面包师,给我们做了一只蛋糕,上面填满巧克力奶油。我们吃了一顿真正的盛宴——米儿·让内特、玛丽、皮埃尔·巴蒂斯和那些美国人。皮埃尔·巴蒂斯很喜欢这些人。舞蹈家的法语很糟,歌手的要好些;他在巴黎住过。听到他说法语,米儿·让内特很吃惊。“这是因为战前他住在巴黎,”玛丽说。“可是,”米儿·让内特答道,“他依然是美国人。”晚上,他们在点名前吃饭。他们在村子里造了间厨房,吃过之后,就把剩余的饭菜分发给当地居民。但他们很狡猾,从不给肉菜:只有糖果、蛋糕或巧克力奶冻。我被派去用盘子拿些回来。一位美国士兵把长柄勺子浸到锅里,在我盘子里舀了些奶冻。一天深夜,他们收拾行李,全部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开走了。至此以后,村子显得异常空荡。舞蹈教练给希梦寄过一两张明信片和一封信,让她长大后去美国学习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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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最初,对时间的知觉与死亡的观念并没有牵扯在一起。当然,四五岁的时候,我意识到会慢慢长大,会死。七八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有一天妈妈会死去,这个念头吓到了我。我知道她会先于我死去。我把它当作是“现在”的真正终止,虽然曾经一切都处在“现在”。一天、一小时,对我来说太漫长,永无止境;我看不到尽头。当别人和我说起明年,我觉得明年根本不会来临。在茶贝—安特纳斯时,我感觉处于时间之外,像在天堂。最迟到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直觉地感到事物都会消失。我曾经与爷爷、奶奶、妈妈和萨宾娜阿姨去一家位于苏弗伦大道(avenue de Suffren)的小电影院。我对它充满好奇。大家盼望着这件快乐的事;我也盼望着。我们出发,推着爷爷,他是残疾人,坐在轮椅里,我们从亚威街走到苏弗伦大道,我的喜悦被另一种想法笼罩,我想我们的快乐不会长久,电影会结束,我们总得回家。电影会持续很久很久,两三个小时,可时间再长也有终点。期待让我意识到时间:有盼望,我才会那么快乐:假日、圣诞节、星期四、去郊外看望妈妈的一些朋友的星期天;当我八九岁的时候,当我住在磨坊的时候,一切那么愉快,一切都在当下。季节似乎在空间之外延伸。世界是一个装饰的布景,它的色彩忽明忽暗,它的花草时隐时现,向我们走来,又离我们而去,它在我们眼前展开,而我们停留在同一个地方,眺望时间流逝,自己却处在时间之外。为此,毫无疑问,任何人的死亡都显得神秘、反常、恐怖:“现在”变得空洞。此时,刹那间,一切颠倒过来;就像一股离心力把我从一尘不变抛向事物中央,这些事物来来往往,然后永远离开。更糟的是,我突然感觉到事物静静伫立,而我在远离它们。十五六岁的时候,这一切又完全变了,我处在时间之中、在飞翔中、在无限中。“现在”消失了,什么也没给我留下,除了过去和未来,我感到未来和过去又是一样的。

  自此以后,我每天努力去抓住稳固的事物,拼命挽回“现在”,建设它、扩展它。我开始了寻找完整世界的旅行,那里时间将无能为力。事实上,两天的旅行,一个陌生城市的发现让急进的事件减速。在一个新国度两天,相当于在我们习惯的空间里三十天,日子因平凡而短促,因熟悉而无足轻重。熟悉让时间变得光滑,因此你会在上面滑倒,就像在磨光的地板上。这个世界是新的,永远是新的,永远年轻,就像天堂。时间不是唯一可怕的东西,还有地狱,加速的堕落。“现在”与时间都荡然无存。急剧的堕落将我们抛入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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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时我五岁;儿童养育所,与巴黎不远,由当局开办。它在哪里?龙竹穆(Longjumeau。译按:巴黎南郊一个县市。)附近?去那里,要从一个地下车站坐火车:那是从荣军院(Invalides。译按:1670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兴建的一座用来安置伤残军人的建筑,1677年竣工。内有拿破仑墓。)或卢森堡火车站(Gare du Luxembourg)到索欧(Sceaux。译按:地名,在巴黎南部,现为著名风景区)的火车线?我在这个养育所待了好几个月。与父母分开,我整天闷闷不乐,我从来不习惯独居,也不习惯公共宿舍和食堂,以及难以忍受的举目皆是的陌生人的存在。五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妈妈每两星期来看我一次:她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来去匆匆,时间总是不确定。星期天晚上她离开,永远这样,两个星期那么漫长。“现在”变得空洞。那些地方我记忆模糊,或者记得异常清晰:宿舍、高墙以及游乐场的围栏,我们住在围栏里面,对我来说,简直是监狱的围栏。集体进餐:锡制的勺子、刀叉和盘子、锡铜合金杯子、厕所和冲洗得发白的过道的消毒剂气味。(二十岁时,我服兵役,再一次遭遇了这一切:宿舍、冲洗得发白的墙、宽阔的监狱操场、消毒剂恐怖的气味。我变得像五岁时一样可怜兮兮,又成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我记得一个“大男孩”,他肯定有十二岁左右了,试图翻越围栏,弄伤了睾丸,被抬到医院,鲜血淋漓;我的一个小伙伴生病了,被送进医院,死在那里;我记得撕心裂肺的一幕:我紧紧抓住妈妈,叫喊着,不让她走,女舍监十分费劲地说服妈妈别把我带走。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在游乐场的草地上捡栗子,当父母来看望我们,这块草地是公园里唯一允许我们一起去的地方。我还记得,在那里看到了第一出戏剧,一个大厅里,里面放着长凳。一些穿蓝色罩衫的农民在舞台上玩牌。其中一个生气了,站起来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这些郊区演员是谁?那个生气的农民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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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男孩在宿舍里玩牌。他们被允许这么做。我偷了他们的牌。记不清藏在哪里了。他们向女监舍告发,怀疑每一个人,除了我。当宿舍里没人,我成功地把牌放回桌子,他们那么吃惊竟然找到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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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妈妈和年轻的阿姨叔叔一起来看我。他们把我带到外面,穿过铁围栏,来到附近一家饭店;我们喝柠檬水,他们跟随着自动钢琴的琴声跳舞。然后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散步;只有几百码远,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大门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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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记起来夏日星期天阳光中的村子。它一直是个神圣的地方,现在依然是;一个小村子;可我已经离开了。待在最快乐的星期天的男孩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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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罗伯特离开了磨坊。他之前从玛丽手里租了磨坊,价格很不公道,罗伯特在这片土地上工作,应该有优先购买权,而这之前玛丽却把农场卖给了一位大地主。他们诉诸法律。一位看门人住在磨坊。今天是星期日,他不在,去做弥撒了。透过敞开的窗子,我们往宽敞的房间里望去。很空。只有陈旧的钟还在角落里;箱子和桌子不见了。炉子被封起,屋子里装上了电。花园废弃了,杂草和荆丛长得过高。成了荒地。野花。红醋栗灌木依旧还在。对面,皮埃尔·达利巴的土地周围的树篱,向着布罗茶迪尔(La Brochardière)倾斜。磨坊所矗立的地方如从前一样松软、平缓,像一只天然的巢。池塘上的桥塌掉了。冬天,当池塘再度变成湍流,人们是如何渡过的?

  如今,玛丽住在圣—让(Saint-Jean)一套舒适的房子里。她七十六岁,却似乎越活越年青了。她依然度日艰难,易于激动。一些当作礼物的钱让她哭了。她还是很喜欢我们。当她见到我们,眼里充满泪水,西蒙常去看她。莫里斯已多年不去。他在村里买了套房子。雷蒙德也已经和她断绝关系。我一直乐于拥有这所磨坊。石板瓦屋顶依然完好无损,墙很坚固。我从没问她要这所磨坊。“我乐于为你看管它,”她告诉我。她和西蒙说过同样的话。她又和雷蒙德说过。莫里斯和雷蒙德曾经想把磨坊从她那里买过来,并付给她养老金。她不同意。所以他们争吵起来。西蒙、我与玛丽共进午餐。西蒙买来鸡肉并烧好;玛丽买了面包、酒和香肠。莫里斯杀了一只兔子。我问玛丽,皮埃尔·巴蒂斯的酒是否还有存留。她在桌上放了瓶卡法多斯酒(Calvados, 译按:一种法国苹果白兰地酒),但没拿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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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还是男孩时,村子里有680位居民。1939年,有450人。两年前,当玛丽离开磨坊,去圣—让的时候,只剩300人了。如今事物都在改变。农民不再耕种土地,而到拉瓦尔找工作:铁路工人、送货员、砖瓦匠或工地劳工,这些人现在已经回到位于茶贝—安特纳斯的房子。他们都有了轿车。开着小轿车,十分钟内就能到拉瓦尔,而在以前,驾着那种双轮马车意味着要走一个小时,不然就得坐火车。如今,他们喜欢住在乡村;他们去拉瓦尔工作,晚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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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对玛丽做过什么捣蛋的事?我现在向她道歉,她吻了吻我,安慰道:“你一直是个好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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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在牧场附近成长的大哥已经死去很久。可怜的大哥。我们曾经切下树枝做成香烟。我们在在牧场中央的苹果树下边吃大个的红苹果边抽烟。我给了雷蒙德两便士,来支付他租借给我的“小房子”的租金,他买了支真正的细小的烟,全部自己抽完,在我们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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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病了,躺在一张小屋里的床上。也许是流感,或者是扁桃体脓肿?一头母牛也在牛栏里生病了。请来了兽医。他看过母牛后,皮埃尔·巴蒂斯把他带到我的房间。兽医高大且瘦,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长着褐色胡子。看过我的喉咙、把过脉后,他说,不严重。他告诉玛丽该为我做些什么,然后他们给他喝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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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钓鱼时,最多只能钓到五六条米诺鱼。除了一次,我钓到三四十条。玛丽把它们煮了,我十分自豪。当水清澈的时候,我们常常趴着躺在溪流的边缘,一动不动,可以看见鱼。一次,在漆黑的一角,一条长到水里的树根下,我瞥见一条大鱼,它静止不动,可能在看着其他鱼。那是条白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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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力克山大舅舅从巴黎来看我,我们沿着乡间小路走了很远很远。一块林中空地,一座田野边上的农场:一株梅树。我们偷了些梅子,装满我们的——我的和亚历山大的口袋。然后去了农场。亚历山大要从农场主的妻子那里买什么?牛奶,和黄油?玛丽有许多这些东西,和一大堆鸡蛋,以及熟肉酱。也许还有一些卡法多斯酒。“你们没必要藏起来去摘我的李梅子,我看到了,你们可以向我要一些。免费赠送。”到了磨坊,我从口袋里去除梅子。我的衣服全被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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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逐渐隐退。消瘦,如同一片树叶,消瘦、透明,如玻璃银器;如此透明,然后悄无声息地破碎、消失。

  译自英语版:Eugene Ionesco, Fragments of a Journal ,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London: Faber and Farber, 1968.

  法语原版:Journal en Miettes,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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