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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他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主义背叛了文学

2018-05-09 08:57 作者:赵德明 译 阅读

  巴尔加斯·略萨:他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主义背叛了文学

  “作家把他对文学的爱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安排生活也是为着有利于创作,因此证明了他严谨和诚实的态度。他首先要忠于文学,首先要对文学负责,他最首要的职责是创作。如果他在国内可以写得更好,那就应该留在国内;如果在国外写得更好,那就出国。”

  文学与流亡

  [秘鲁/西班牙]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1936年—),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因“他对权力结构描绘,以及他那反抗、起义、失败的犀利印象”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绿房子》、《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等。

  每当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作家接受采访时,有个问题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采访提纲中:“为什么您生活在国外?”这并非单纯的好奇。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的后面包藏着一种担心或者责备。在有些人眼里,作家流亡在外,就文学创作而言是危险的,因为他与本国的老百姓的言谈、话语、性格、情绪失去了直接的接触,这可能导致他的语言贫困、模糊或者隔绝了他对现实的观察。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种事情具有道德意义:选择流亡之路有不道德的成分,可以构成叛国罪。他们认为:在缺乏文化生活的国家里,作家应该留在国内,应该为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为提高人们的素质而奋斗。如果不如此,反而出国,那他就是一个自私自立的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胆小鬼(或者三项兼而有之)。

  接受采访的作家的回答往往五花八门:我远离自己祖国的原因,是因为巴黎、罗马或者伦敦的文化氛围对我的写作更有鼓舞作用;或者因为远离祖国之后,我可以从更本质、更忠实的角度对我曾经沉湎其中的现实进行审视;或者简单明了地说:我喜欢出国(我这里指的是自愿流亡在外的人,而不是被迫的政治流放)。实际上,各种回答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因为在流亡中我可以写得更好。此话应该从心理角度而不是艺术角度加以理解,即:可以“更加安静地写作”,或者“更有信心地写作”。至于在国外写的作品质量是否一定比国内更胜一筹,这是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因为无从比较。而对于远离社会现实时间一长就会有损创作的担心,凭借艺术想象力写作的人会回答说:他虚构的现实是同他一道漫游世界的,因为他笔下的双首英雄、食人的玫瑰和水晶城市,均源于想象和梦幻,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他还会补充说:尽管每天不能用母语与同胞交流,这丝毫不会让他感到惊慌,因为他渴望用一种没有地方色彩、抽象、甚至异国情调、个人独特的语言表达思想,而这样的思想是可以通过阅读书本提炼出来的。

  爱好现实主义的作家必须举出实例加以证明。仅以秘鲁文学为例,可以列举一系列用忠实和优美的笔触描绘秘鲁面貌和灵魂的杰作,它们是由流亡多年的作家完成的。写作《王家述评》的印加·加尔西拉索流亡国外三十年;创作《人类之歌》的巴列霍至少也有十二年。长期远离祖国并没有冷却这两位作家的热情,也没有搅乱这两位可以说是秘鲁文学中最令人敬仰和钦佩的作家对具体现实的看法;这一现实都十分深刻地被移植到《王家述评》和《人类之歌》中。在拉丁美洲文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安德列斯·贝略的赞美诗的文学价值或可商榷,但他在作品中介绍动植物的严谨性确实不容置疑的;他在伦敦借助记忆讴歌的动植物种群与美洲的完全相符。萨米恩托描写祖国风貌的最佳散文《法昆多与外省回忆》,是在远离阿根廷的地方完成的。谁也不会怀疑何塞·马蒂作品中深刻的民族性,而这些作品的五分之四是在流亡中写出的。布莱斯特·加纳的晚期小说,是在作者移居巴黎生活几十年之后构思的,难道其中通过风俗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成分比之作者在圣地亚哥写的作品,缺乏对智利现实的忠诚吗?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是在欧洲发现了危地马拉有个魔幻世界的。科塔萨尔笔下充满阿根廷逸事的作品是在巴黎写成的。

  这仅仅是一些例证的罗列。在这个问题上,统计数字不能立论,它只是一种标志。难道这就可以标志流亡不会损害作家创作能力?难道这就可以证明身在国外并不一定影响作家对现实的看法和作品的表现?在这个题目上的任何一种泛论都会导致荒谬。因为毫无疑问,假如要搬出相反的大量例子以证明许多作家离开祖国后写作失败或者写出的作品歪曲了描写的世界,是并不困难的。这样一来,针对这种相反的统计方法,那就得用另外的例子加以反驳——那我们就陷入荒谬之中了——以便证明有难以数计的作家尽管一向扎根本土却把祖国写得平淡无奇或者面貌全非。而对那些从未出国却写出了并非反映本土现实的作家又该作何解释呢?何塞·马丽亚·埃古伦无需走出秘鲁就描绘出一个充满北欧仙女秘密的世界(玻利维亚作家海梅·弗雷伊莱也是如此);定居在古巴的胡里安·德尔·卡萨尔擅长描写法国和日本的生活。这两位作家从来没有出国,而他们的文学作品却可以称为“流亡文学”;反之,加尔西拉索和巴列霍虽然流亡国外,他们的作品却可以称为“乡土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无可证明。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出国本身并不构成问题。它纯属个人私事,在每个作家身上表现的性质不同,因此结果各异。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国内现实的直接联系并不是写作的先决条件,因为不出国并不能解决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想象力的发挥和语言的生动、活泼等问题。而出国同样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有时,身在国外可能写出准确说明国内现实的作品;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写出歪曲国内现实的作品。一部作品逃避还是扎根于现实,如同艺术是否完美一样,均与作家的居所毫无关系。

  但是,从道义上说,对流亡国外的作家,有些责备可以成立。有些叛逃国外的作家对自己的祖国不是表现得十分冷淡吗?他们对祖国的苦难和人民不是毫无同情友爱之心吗?这样的质问包含着对文学轻蔑而混乱的思想。作家为国效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凭借能力以最严谨和最诚实的态度从事写作。作家把他对文学的爱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安排生活也是为着有利于创作,因此证明了他严谨和诚实的态度。他首先要忠于文学,首先要对文学负责,他最首要的职责是创作。如果他在国内可以写得更好,那就应该留在国内;如果在国外写得更好,那就出国。作家出国有可能让社会缺少了一位工作效率高的记者、教师或者学者。但是,也有可能多了一位这样的记者、教师或者学者,却少了一位优秀的作家。用不着讨论二者中哪个更重要或者更有用,因为才能并非真正由商业、历史、社会和道义的准则决定的(文学才能尤其不是)。有可能一个为着献身教育或者革命而放弃写作的青年比一个自私自利、一心只想写作的年轻人更值得社会和道义上的承认。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说,前者狭义的精神绝不是榜样,或者说是个坏榜样,因为他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主义背叛了文学。要求作家表现坚定的人们(他们却不要求医生和建筑师如此),实际上是从骨子里怀疑作家才能的实用性。他们根据作家的习惯、言论或者住所来判断作家,而不是根据唯一可以判断的因素、即作家的作品加以判断,因为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生活来评价作品,而生活常常恰恰与作品相反。他们从心底里怀疑文学的用途,并且用对作家生活(艺术、道德、政治上)的监视来掩饰这一怀疑。消除这类怀疑的唯一方式恐怕就是证明文学总还是有用的。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将永远是悬而不能决的,因为文学的用途虽然显而易见,但就实用范围而言也是无法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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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5-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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