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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略萨:没有萨特,我的生活会更糟糕

2017-12-05 08:2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德明 译 阅读

巴尔加斯·略萨:假如没有萨特写的作品,我的生活会更糟糕

“散文是一个特别费智力的文学的种类,它是萨特这架思想机器突出的强项,桂冠自然非他莫属。”

[秘鲁/西班牙]巴尔加斯·略萨

赵德明

让-保罗·萨特

让-保罗·萨特

(一)

在与我同代的作家中,有两位是我格外偏爱的,我青年时代的生活多亏了有他们才得以度过。一位是福克纳,我真是选对了;他是任何一个想当作家的人都必须了解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创作可能是当代小说界中唯一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与经典大家媲美的。另一位是萨特,我选得不太好:他的创作不大可能持久;尽管他有着奇迹般的智慧并且无论成败他都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采取的立场错误多于正确。关于萨特,可以接受约瑟夫·普拉德·马居斯的说法:他以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才能对当代的动乱做出了贡献。

我首次阅读萨特的作品是在1952年夏天,那时我正在一家报馆做编辑。那是我唯一一个我干了许多人至今认为只有作家才会干的事的时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晚间编好版面之后,编辑们一窝蜂地涌向酒馆、不起眼的夜总会和妓院;这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似乎是绝对的历险生涯。实际上,真正的历险记是在一家酒馆度过黎明时开始的;我的朋友卡洛斯·奈依·巴利奥努埃沃借给我一本《墙》。这些短篇小说,加上《恶心》、几部剧作:《群蝇》、《密室》、《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以及《自由之路》的前几卷和萨特的散文,让我们许多人在五十年代初期发现了现代文学。

现在这些作品以可怕的方式变得老朽了;如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缺少独创性。孤寂、荒谬早已在卡夫卡身上以令人颤抖不安的方式生根结果;破碎章节的技巧来自多斯·帕索斯,而马尔罗多年前处理政治题材的表现活力,在萨特写的最佳中篇小说《一个头目的童年》里几乎令人感觉不到了。

那么当时这样的作品能给一个拉美少年提供什么呢?它们可以把这个少年从乡村的狭小天地里拯救出来,可以使他免受民俗学观点的侵害,可以让他破除对那个过于渲染、肤浅、公式化、简单化的文学的迷信——比如像罗慕洛·加列戈斯、埃乌斯塔西奥·里维拉、霍尔赫·依卡萨、西罗·阿莱格里亚、基拉尔德斯、两个阿尔盖达斯,写完《总统先生》的阿斯图里亚斯——那时,这样的文学还起着样板的作用,还在莫名其妙地重复着半个世纪前从欧洲引进的自然主义的题材和方法。除去可以推动他跳出乡土文学的框架,通过阅读萨特的作品,他可以了解到(虽然是二手货)叙事文学早已经历了一场革命,小说题材的栏目早已变得多种多样,叙述方法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自由了。比如,为了理解《理性的年代》、《缓期执行》或者《心如死灰》中发生的事,只能先弄明白什么是内心独白、学会区别叙述者与人物的视角,还要习惯故事会改变地点、时间和现实的层面(从意识层面变为事实,从谎言变为真实),其变化速度之快与电影中的形象相同。他尤其要学会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是木偶演员与木偶的关系了:二者之间的细线必须变得让人看不出来,否则就会受到读者的怀疑(萨特为了不操心掩盖这些细线,是可以在一篇散文中处死弗朗索瓦·莫利亚克的,为的是把后者的长篇小说打发到该去的地方:昔日的时光)。

那时,萨特还可以把人从唯美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泥坑中拯救出来。多亏了博尔赫斯,我们西班牙语的文学在那段时光有了极敏锐的发明念头,获得了不寻常的独创性。可是,从影响的角度说,博尔赫斯的天才可能具有杀人的威力:生产出一批批小博尔赫斯,即模仿他语法乱舞、具有异国情调的博学以及怀疑主义的一群小丑。怀疑论使博尔赫斯创作了一部令人钦佩的作品;后来,对于向博氏那里学会了相信形容词而怀疑其它一切的人们,这个经验有可能是一副抑制剂,并且有可能诱使他们去玩雕虫小技或者永远沉默。萨特的艺术气质不如博氏,其文学观念也比博士贫乏,但是,如果有人满脑袋都是“文学绝对不会是儿戏,恰恰相反,写作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那么萨特就可能更加令人感到鼓舞。

萨特传给后人的规矩数量实在可观。其中之一是要弟子与幽默为敌。他让学生感到:在以深刻为目的的文学里,禁止发笑。他总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这用不着说出来,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作都保持死人般的严肃。另外一条规矩更为严肃:不要对诗歌感兴趣;萨特本人一向不喜欢诗歌,也不懂诗歌。这是我最受他影响束缚的时候发现的,我意识到在关于波德莱尔和黑人诗歌的论文中,他引用诗句时好像是在对待散文一样,也就是说他只注意诗中所表达的理念。萨特对诗歌的不理解导致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不公正待遇,他把超现实主义只看作是资产阶级嘲弄传统观念的刺耳示威,由此对这一流派在艺术和感觉方面的影响予以藐视。可是还有一条最严格的规矩,源于萨特的虚构故事缺乏神秘性:因为故事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理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即是专政。如果没有一定剂量的非理性,就没有高超的艺术,因为伟大的艺术总是表现人性的全部,其中既有直觉、迷恋、疯狂和幻觉,同时也有理念。在萨特的作品中,人似乎仅仅是由理念构成的。他笔下人物的一切——包括情欲——都是智慧的超常现象。由于他的智力是那样强大——人们很有道理地把他比做一架思想机器——他仅凭着理念就可以成功地写出小说和剧作,一开始这些作品以其说理的力量和活动于作品中的智慧活力而颇具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的魅力减弱了,他的小说和剧本在读者的记忆中没留下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因为出类拔萃的文学剧作是那种通过人物的举止、行为和思想感情把理念进行实体化的文学,而萨特的情况刚好相反:一大堆理念吞食了生命,抹掉了人物的血肉,世界似乎只是为提出这些理念而设立的纯粹借口。这些便决定了虽然他主观上要坚持关注时代的问题——这是承诺论的精髓——可他的小说和剧作现在却让我们感到不真实了。尽管如此,在萨特的文学里却有着一条捉摸不定的旁门,它好像是一个深层中心的出口,它的存在似乎不顾那占据优势的理性。这是一条有害健康、让人产生邪念、违反常理的门道,它通过题材和人物表现出来——宁愿手淫也不性交的老爷、太太们,要不然他们就常常梦见被阉割,半乱伦的兄弟们,发奋研究妄想狂的几个人——但它尤其通过一种病态酸性的语言表现出来。萨特说,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他们过于清醒,这并非真的,因为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也很清醒,但并不让人讨厌。而前者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不懂得欢乐,缺乏纯朴,从来不会莽撞冲动,甚至连梦中都有责任心,特别是整天没完没了地在深思熟虑。事实上,只要这些人物有些毛病,心路历程是曲折的,了解过事物的阴暗面,就可以摆脱纯粹的完美并且可以变得有些人情味。一个有修养的读者,在阅读萨特的小说时,可能凭借直觉了解到:在社会生活的种种其它领域,人类不曾知晓的体验或者否认其存在的体验是会出现在文学领域的。

(二)

散文是一个特别费智力的文学的种类,它是萨特这架思想机器突出的强项,桂冠自然非他莫属。阅读他的散文总会产生奇特的体验,总会是一场演出,其中的理念具有优秀惊险小说人物的生命和力量。此外,他的散文还有一种不寻常的品质:无论是什么题目,都直奔实质。所谓实质就是问题,即困扰那个脱离了舒适的童年蒙昧、开始懂得质疑的人去思考来到世界做什么、生命的意义、何谓历史、人类命运是如何决定的等等问题。

萨特先为这些问题准备了比宗教答案更具理性和说服力的答案,而比之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又不那么简化。至于他的论点是否都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知道了,他的论点不像从前那样让我们感到有独创性,重要的是这些论点一度非常有用:帮助我们安排好生活,在文化和政治的迷宫中,甚至在工作和家庭中最属个人隐私的问题上,都曾经是宝贵的向导。

自由是萨特哲学思想的支柱。一个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就完全解放了自己,就成为他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的一种永久性设计,他每天都面临着或轻或重的多样选择。人们总想摆脱选择——弃权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为此他得为构成生活苦辣酸甜的份额的谬误与正确承担责任。人类不是先于和继续自己肉体轨迹的不变精华(灵魂),它是一种存在,随着时间和历史的生长,逐渐形成自己的不可转让的本质。存在的是人类,不是人的“本性”。

所谓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同等的权利中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人、犹太人、富翁、病号、儿童、妇女的“处境”是各不相同的,这对于每个人在所有的经验范围内是完全不同的选择扇面。但是,不管怎样,哪怕是最无依无靠的人,哪怕是最悲惨的受害者,在不同的行为举止中总有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设计,意味着一种社会观念,一种道德观念。

萨特最好的散文——热得烫手,读起来长夜也会变短——是那些描写天才人物,如波德莱尔,或者令人畏惧的人物,如金·热内,或者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如胡安·埃尔玛诺斯、亨利·马丁和亨利·阿莱尔是如何在各自特有的处境中选择自己生活的。或者是像《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的文章,他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排犹主义——讲述了人类关系的思想,即浓缩在《密室》中那句名言中可怕的相互依存:“他人就是地狱。”“他人”是自己的投影,是我们以确定方式看到的人,是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创造犹太人的是非犹太人的偏见,创造黑人的是白人,创造女人的是男人。“他人”造就和不断地再造就我们,如同我们造就他们一样。某些人——群体或阶级——的自由,一旦具有某种权利,他们就可以减少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就有条件担任特定的职务,以至于最终以承担职务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是欺骗,并没有什么“必不可少”职务:无论殖民或被殖民、工人或老板、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都是“境遇”,是历史炮制的事实,因此是可以改造的。

上述思想占据几百页之多,无论在书中还是文章里,这些思想总是精辟地展开,带着色彩,说理明白,行文扎实,但有时粗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黑色的牲畜是欺诈和肮脏,即:一种人在选择的时候为自己的胆怯和卑劣寻求道德上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进行欺骗;另一种人是做了错误的承诺,选择了非正义的一方。

萨特那著名的“承诺论”,如果有人刨根问底的话,是个相当混乱的理论,现在我是清楚了,但是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光辉无比的。那时,它最大的功劳在于给一个有文学爱好、已经发现许多社会问题的青年,提供了一个从政治角度上看是负责的但并未阉割他思想的出路。这类问题常发生在那些信手选择另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身上。“承诺论”指的是一个人要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而不是某个政党的口号负责;在写作的时候应该避免不负责任和敷衍搪塞,但是并不因此就认为文学的职能应该是传播某些教条或者变成纯粹的宣传工具;“承诺论”坚持提出怀疑;肯定人的行为的复杂性,甚至处于极端的境遇中也是如此,比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革命。在那样的境遇中,正义和非正义,人道和不人道的界限似乎划得分明。

“承诺论”用到文学上的时候,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含义加以解释;萨特就是这么做的,他根据政治变化和一时的思想偏爱,交替使用。从广义上说,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作家都必定有所承诺,因为“时代”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题材都可以纳入其中,只要题材以某种方式与人的体验有所联系(而在文学中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萨特在某些时候能够让那些逃避现实的作家如马拉梅、波德莱尔、布尔热、萨洛特有所承诺。承诺思想如此地泛化,使得它不再是个明确可行的概念了。从狭义上说,承诺论意味着政治行为,要为代表进步的行动、阶级、思想而参加自己所在时期的社会战斗。对作家而言,这个战斗应该既是公民行为又是作家行为,因为他手中的笔如果使用得当也是武器:“语言即行动。”

在萨特的广义论中,“承诺论”是个包罗一切——整个文学——的公式,结果是无所包容。在狭义论中,“承诺论”把一大批对社会现实表示冷漠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福克纳)或者选择了“错误”立场的作家(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艾略特)排斥于文学之外,同时又把一大批选择了“正确”立场的、但创作平庸的作家,如:尼桑(Paul Nizan)变得重要起来。萨特对福楼拜的态度和做法,是“承诺论”无效的最好说明。1946年,他猛烈抨击福楼拜,指责后者应对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罪行负责,因为“福楼拜没有拿起笔来谴责这一罪行”。这是否意味着政治上的怀疑论者会妨碍作家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为了证明的确如此,萨特开始写一部用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品——未完成的煌煌巨著《家中的白痴》。而在写作过程中,被粉碎的不是福楼拜,而恰恰是被萨特本人打碎的“承诺论”。他的结论是:《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是那个时代的最优秀作家,他同波德莱尔一道为现代艺术感觉奠定了基础。

尽管萨特多次犯错误,但他只要认识到了,就总是立刻勇敢地进行自我批判和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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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0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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