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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格式:抓住此时此地,朝抵抗力最大的地方走

2017-10-31 08:3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格式

  格式:诗是人性的一次努力、边界和希望。在这方面,我是坚定地相信高尔基所说的,文学即人学。没有人本,何谈文本?至于所谓的物性、神性,不过是人的主体间性得以充分释放罢了。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采,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格式(诗人主页):原名王太勇,山东阳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批评与理论委员会委员。著有诗集《不虚此行》、《盲人摸象》、《本地口音》、《毛泽东选集》(诗歌版),长诗《偏房》、《子曰》、《身念住内观》,诗论集《看法》、《说法》、《对质》,艺术批评集《意思》,文化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系第十三届柔刚诗歌奖、第三届泰山文艺奖、第三届张坚诗歌奖2010年度诗人奖获得者。

  访谈

  1、花语:近日,您到京参加了欧阳江河的书法研讨会,您在会上慷慨陈词都说了些什么?在您看来,欧阳江河像个诗人,还是更像个书法家?诗与书法之间有何共通?

  格式:准确地说,是来参加欧阳江河和于明诠墨写新文学的作品研讨会。因着书写,欧阳江河由我的偶像变成了兄弟,于明诠则由我的兄弟变成了偶像。对这样的表达,欧阳江河当场有些不惑;说实话,我个人事后也感到吃惊。因为五十岁以前,我是没有偶像崇拜的。这绝非年少轻狂所致,而是源于对艺术和艺术家认知的严重不足。两种称谓的更替,既有友谊的成分,又有对二人艺术上的专业认同。正如张清华所言,欧阳江河是我国当代最具实力的玄学派诗人。我的诗写早年受他的影响很大,以至费了很大的心力,才从他那里自拔出来。他的书写与他的诗写恰好相反,不再故弄玄虚,而是亲切、自然,安之若素,就像本家兄弟有事没事给我写的家书。于明诠的书写与其本人的诗写也大相径庭。他的诗写多半是处理文化记忆的,用欧阳江河的话说是宿墨写作。而他的书写在点画的组织上极具颠覆性,以致成为当下中国丑书的代表性人物。他是德州人。在德州的时候,我们成天在一起喝酒,读诗,自然而然成了兄弟。他离开德州快二十年了,书艺上精进神速,老辣、虚灵,让我不得不仰视,偶像之谓呼之必然。常言道,厨子眼里无英雄。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我力避对兄弟的专业轻视、忽视甚至漠视,从中国艺术建设性这个维度来重新审视,结果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一生学习的东西。

  说来有趣,研讨会上作家们对书法家兼诗人于明诠的书写倾注了热情,而书法家们则对诗人兼书法家欧阳江河的书写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方面,于明诠的书写之于新文学,是一种原动力实足的涨墨,就像李敬泽所说,用书法把新文学朗诵了一遍;就像西川所言,我那首不以为然的诗被你一写竟然觉得能看了,好看了。另一方面,欧阳江河极具思辨性的诗写确实为他的书写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后援,文质决定线质,书法家们所以对其彬彬,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去年的五月份,我们七个诗人与七个书法家,在济南大明湖畔的尼山书院,搞了个名为“诗书本一律”的雅集,欧阳江河和于明诠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的。不过,那次书展的名号是欧阳江河题写的。我以为,那应该算是诗与书在当下的一次有效的集约式沟通。回到墨写新文学这个书展上,我觉得,诗与书的那个律,被欧阳江河和于明诠给找出来了。不然的话,我读欧阳江河写的《孔乙己》,就不会为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命运而那么揪心;读于明诠的《背影》,也就不会像看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热泪盈眶。当然喽,这次墨写新文学,二人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由被书写变成了书写者。诗心即文心。文心在,再怎么书写,估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古人讲诗书画印是一回事儿的时候,将诗书的位置放在了前面。所以,我在研讨现场发言时特别强调,墨写新文学,是一次将新文学由作品推入典籍的可贵的尝试。 

  2、花语:您和诗人安琪同时到我宋庄的小院拈花居,两人都以此为题作诗十几首,拈花惹草这件事本身,在您看来是一种情致,还是浪费时间?

  格式:从芍药居到拈花居,之于我,既是生命的转场,又是由书写到诗写的回归。欧阳江河和于明诠,以墨写的形式向百年新文学致敬。在现代文学馆那么一个正大的地方,阅读一件件被他们二人重新标注过的新文学作品,我的内心也不由得激荡起自我观察与思考的兴致。展览现场,我差不多就写下了近万字的心得。在我心中,如果说芍药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那么拈花居就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庙堂。这个曾经破败的农家小院,因你的出现而集聚成中国现代艺术对撞的磁场。

  我和安琪也有好多年没见了。老友相见,就像大海岸边的两块礁石,平时几乎不说话,可一遇到风浪,那种敞开的迫切性,自然而然就现前了。近来,她用钢笔作画,诗性从另一种材料和维度上绽放,大开我的眼界。我将她的画命名为随笔画。这次来拈花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给她写一篇“画里有话”的读画记。然而,被你家作自缢状的丝瓜和摇头晃脑的狗尾草给打乱了。生命激活生命,灵魂唤醒灵魂,我们俩的诗性也就不可遏制了。若不是我因公务急于赶回德州,说不定会拈出更多的艺术奇葩了。

  3、花语:您一直在边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这与你不由自主地跨界,有什么关联?“本地抽象,就地抒情”的诗写方法论,是否与你对地方性的文化探察与人性触摸有关?

  格式:虽然人生已过了半途,但我学习与工作的地方就两个:一个是我的出生地,山东阳谷;一个是现在的户口所在地,山东德州。这两个地方,有两个共同的特性:一是都属于边地,阳谷县曾经是刘邓大军过黄河的地方,典型的冀鲁豫边区;德州系冀鲁交界处,古时是神京门户。二是都有黄河、古运河穿境而过。我的老家张秋镇,那可是古运河的四大码头之一,历史上曾经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现存的文化古迹有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清真寺、挂剑台、关帝庙、戊己山、任大仙祠、黑龙潭、陈家大院、城隍庙大殿、运河石桥等。除此之外,还有“钟鼓楼”、“三县邑衙”、“真武庙”、“灵佑观”、“八角琉璃井”等众多遗址;并有“戊已雄峙”、“漕湟要津”、“桃城蜃市”、“龙潭镜波”、“石桥控海”、“丽樵拱岱”、“阿井胶泉”、“月岩泉寺”被颂为张秋八景。

  我所说的这些人文景致,可能你对景阳冈和武松比较感兴趣。喜欢前者,估计是你看了《水浒》的缘故;迷上后者,或许是契合了你身上潜伏的英雄主义情结。在我的成长记忆里,景阳冈不是什么莽汉逞英雄的地方,而是当地人经常批斗“地、富、反、坏、右”的一个场所。印象中有一次,全公社批斗一个散发反动言论的革命烈士的后代。烈日炎炎的盛夏,那人怕革命小将的细丝绳勒进自己的皮肉之中,特意穿了件厚厚的棉衣。皮肉之痛暂时预防了,可其他地方的惩罚仍不可避免。他被强迫地低着头,脖子上吊着两撂十分沉重的胶泥砖。始终不吭声,脸上汗雨如注,头顶蝉鸣不已。不到一刻钟,那人便因中暑昏倒在地,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不得不中断。现在想想,那人的斗争智慧何等高明。说以身饲虎也好,称苦渡众生也罢,革命的后代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对象为了对付伪革命,又想方设法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样的魔幻现实,好象也只有在赤县的大地上发生了。

  就魔幻而论,边地和中心的区别在于,位居中心的人爱不由自主地装神弄鬼,而活在边地的人则时常不由自主地越界。因为在边上,行政区划的宰割,常令人有身首异处的痛感;因为在边上,得不到中心的辐射与关注不说,两边或多边的就近观察也时常落空。就说我现在栖居的小城德州吧。山东的高层怕有朝一日划归河北,一直不敢投资;河北政府觉得虽然在自己的嘴边上,毕竟当下还不是自己的肉,不能吃。记得有一年,诗人马策给我约谈一篇文化地理的随笔。在文中,我把这种文化现象,就毫不客气地指认成“路过文化”。这样的文化因子,可以说是边区贫穷的重要成因,也可以说是边地风俗犹存的重要质素。大凡在边地长大的人,很难对异地或异乡有一种文化上的强烈认同感。这种不认同,一方面是个我把根留住的表征,另一方面也是个我把跨界当作常识的血缘反应。比如,我现在明明是山东人,可是一张嘴,人家就认定我的口音源自河南。再比如,我原先住在古运河边上,对岸就是河北的村庄。有时,河北的高音喇叭发布个什么最高指示,大早晨就能搅醒我们一家人的睡梦;有时,到河里摸鱼,碰到河北的人在河里劳作,也没觉得他是什么河北人,随之而来的倒是不约而同的交流与合作。由此可见,是边地的边,让我对临界有了确切的认知,客观上也强化了我对本地之本的感知。临界就会交界,跨界势在必行。临界的空间逼仄,让我体味到了交界的迅速,继而也认清了就地的直接与迫切。抓住此时此地,朝抵抗力最大的地方走。于是,走着走着,我的诗写走出了所谓“本地抽象,就地抒情”的路径。

  4、花语:您最早写诗是哪一年?

  格式:最早写的是旧体诗。1980年,首次高考失利,我才十五岁。为了平复自己的情绪,我大约在家填了近千首词。1984年,我在乡下的一个小医院参加工作,业务不是很忙;为了打发闲着的时光和安顿自己的青春冲动,就想看点书写点东西。于是,就被卷入国内十几个诗歌社团。为了一个不知所终的文学梦,我还参加过《鸭绿江》文学杂志社的函授,也结识了一些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其中有一位叫杨长捷的,湖北沙市人,因为爱情而入狱。服刑前,他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中医。服刑后,为了加分,他就在《当代诗歌》频繁地发诗。他的诗多短制,也很单薄,不是我心中希冀的那类。但他的诗写经验还是帮我做出了文体写作的具体选择。当时,我写诗,写小说,也写报告文学,在文体上不是贪多,而是很盲目。这几样文体的东西,我都给他寄过。他以一个过来人的口气说,你适合写诗。从此,我就专心致志写现代诗了。

  第一次发诗应该是1985年,本地唯一的一家纸媒,也是我多年以后的工作单位。编副刊的编辑,对我的诗,因为拿不定朦胧的诗意一直不敢发。倒是一位编经济版的编辑,后来临时帮忙编副刊,为我诗中大胆的想象所震撼,给我刊发了一首名为《苏禄王墓》的诗。第一次给我发诗的省级刊物,应该是《山西青年》。1987年,我参加了由它主办的一个全国短诗大赛。我写的短诗《哈雷慧星》,刊发在该杂志社1988年的第一期,好象还是和当时声名日隆的黄殿芹发在一个折页上。由于都配发了照片,三十年后,当我在中国金丝小枣诗歌节上见到黄殿芹提及此事,她兴奋得跟我喝了好几杯。多好的青春啊,彼时只有远方,没有苟且。

  5、花语:您做过临床医生、小报记者、政策研究等工作,现在是一个中心城区的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关工委副主任以及南运河德州段河长,这些职业经历和社会角色,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格式:老人说,没有白搭的工夫。老话说,磨刀不识砍柴工。《红楼梦》里诗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现在看,我的写作里,个人的职业化手病以及社会化的烙印,都直接结构了我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对事物判断的方法。

  同龄人中,我上学比较早。五周岁上学,上学的时候还光着屁股呢。我家人口比较多,光我就兄妹九人。最小的姐姐与我相差三岁。她要上学,又不能不为家里带孩子。于是,我就这样被小姐姐带到了我们村办的学校。姐姐怕我跑丢了,死活将我抓在身边,不得已,我也只能跟姐姐在课堂上玩了。再说了,其时农村的学校管理也不是很严,只要你不乱说乱动,老师肯定就让你在教室里待下去。玩了半年,我这个旁听生,成绩竟然比正式的学生好。再开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发新书了。由于贪玩,我的小学生活还算有意思。三年级“反潮流”,我说过相声;四年级“批林批孔”,我说三句半;五年级“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唱过吕剧。六年级毛主席去世,我跟父亲还学过扶乩。高考,拢共我参加过三次。第一次是1979年,读高一的时候当练兵,陪一个叔伯兄弟考试;第二次是1980年,我正式参加高考,考的理工科,差几分就农转非;第三次是1981年,我考的是文科,入取的却是理工类学校。就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医务工作者。几年之后,因写诗出了名,被本地的一家党报招去当记者。当记者的时候,经常越俎为报社领导代写本报评论员文章。可能是思路与观点跟“两办”的秘书不太一样,被本地的最高长官看见了,立马被捉到政策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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