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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评说刘震云

2017-05-11 09:0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雷达 阅读

刘震云

  刘震云是一个年龄不算大,创作跨度却大,创作数量不少,创作变化多端的、具有很强文体意识、哲学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作家,因而颇难捉摸。要理清刘震云的文脉,不是件容易的事。

  捕捉刘震云的审美走势极困难,他像一只矫健的灵鹿,跳过山涧,跃过峭岩,穿过丛林,呼呼生风地奔跑在山野之间,你要追上他,与之并行,会感体力不支,这不是指作品的数量,而是指的审美的路径。端详他的形象,描画他的个性,揭露其来源,难!因为他有时如同变戏法,决不能用一种现成的,已知的理论套路来看他,你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有人说,刘震云是一个出色的乡土作家,也对也不对。他与乡土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故乡往往是他叙述话语的起点和触媒。不管怎么变,乡村生活经验和当兵的经验,也许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永远摆不脱的精神背景。

  他的成名作是《塔铺》和《新兵连》。当年我写文章说:读《塔铺》为之一震,有点凉水淋头的感觉,彷佛从灵魂深处唤起了非常渺远的记忆,又像从喧嚣拥挤的、到处闪着建筑冷光的都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园,回到一个有充足水分和阳光的原色的世界。在那儿,“我”和一群农村知识青年背上铺盖卷儿,紧紧护好自己的“馍袋”,走进了高考复习班,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我还写道,《塔铺》表现了当代青年企图追寻灵魂归属和踏实存在的一种努力;塔铺是双重象征,象征落后,愚昧,不自由状态,回忆塔铺,是为了告别塔铺;但塔铺又是责任、动力和爱的象征,追忆塔铺,又是为了回归塔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新兵连》也写生存的挣扎,淳朴的兵娃子们,为了分到一个好的兵种,为了争取入党提干,那带着憨厚底色的明争暗斗可真是一场赤裸裸的较量。作者对之充满悲悯。            但刘震云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写法。他写了另外一批东西:中篇《头人》,长篇《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纪实体《温故1942》。这些作品笔法虽各个不同,但有一点也许是贯通的,不再像《塔铺》那样贴近生活原色,也并不着重单个人物自身的命运,而把人物符号化,象征化,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展开了对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的探究,探索那种周而复始的元素,那种永远无法改变的秩序,那种主宰历史的不变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寻找历史之魂。例如《头人》,写一代代头人换汤不换药,超稳定。这里有很强的寻根意识。正如《温故1942》的题记所言:“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刘震云化痛苦为滑稽,变沉重为戏谑的后现代主义姿态。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人物郭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场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

  然而不久,刘震云又变了,写起了《单位》《官人》《一地鸡毛》等等,暂时放下了他的解构主义。他转而从生存相到生活化。着力写当下的生存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观照;而琐碎的生活化,则是流动和不断变形。当代生活的有力冲击,使作者不可能过久地沉醉在归纳国民精神结构和寻根以及解构的满足中,他转而去体味生活自身的微妙过程。但他研究的仍是当下现象底下的精神结构,比如“单位”之对今天每个人的不寻常的“设置”意味。他写单位日常的惰性,无边无形的压力,人永远逃不出去的、看不见的却无法规避的潜规则。

  近些年来,刘震云又有更大的变化,写了《我叫刘跃进》《手机》等。他把乡村和城市连结起来,直至转向写知识分子,敏感地写出了全球化语境和高科技化背景下,带来的奇妙变化和人自身的不可思议的变异。他是最早艺术地发现了新媒体对人的情感生活和伦理生活的改变。所谓“手机就是手雷”。

  《一句顶一万句》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关注点上。从哲学上讲,比黄花要深刻了许多。它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写起,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它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他的叙述也有魔力,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语句简洁,洗炼,是连环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他写的似乎是农民,其实是全民族的;探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体无意识,千年孤独。

  就在我写这篇评说的时候,《我不是潘金莲》出版了。我起先有些疑惑,这是不是一个急就章呀,有无哗众取宠之意?因为写了很时髦的“上访”。读完之后却感到极大的惊喜。书的内容其实就是那两篇长序。书开始让人想起秋菊打官司,上访的情节和几个笑料也不算多么新鲜。然而,村妇李雪莲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于是一路告状,从县里、市里告到了北京,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皆被卷入且罢免。她连告20年,告了个人仰马翻,以至于,她一旦不在官方的视线之内,马上会遭到围追堵截。刘的简洁诙谐的叙述中,事态颇能折腾,把这么简简单单的故事,弄得没完没了,欲罢不能。这部小说最大特点是荒诞感,一部罕见的中国式的荒诞派戏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正是最大的真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刘震云的锐度和深度,它写出了相当一些不作为的中国官员的生态,小说包含着极为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却又是出之于那样的滑稽突梯,匪夷所思。小说结束在削为平民的史为民春节买不到车票,万般无奈之下,高呼要“上访”,便被安然地送回了老家,而此时,他的连骨肉店的生意火爆之极,似在反讽他的仕途经济的无效。

  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生存本相,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细致地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符号化的人。他的一些创作扩大了典型的边界,也可说扩大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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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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