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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挖掘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

2017-10-09 08:5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雷达 阅读

《身不由己》书影

《身不由己》书影

2007年6月杨晓升在云南

2007年6月杨晓升在云南

  杨晓升,广东省揭阳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近年中篇小说《红包》《介入》《身不由己》等多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或连载,并入选多部年度优秀作品选本。主要著作报告文学集《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中短篇小说集《日出日落》等。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曾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获首届浩然文学奖。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

  杨晓升已写了数十万字的小说了。在我印象里,杨晓升首先是一个勤奋、优秀的主编,他主持《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些年,精心浇灌,保持住了两份刊物的质量、声誉,殊为不易,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在里面。我也短期做过大型刊物的副主编,每期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眼胀身疲,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并不轻松的日子。所以我对杨晓升的负担之重,感同身受。杨晓升给我另一个重要印象是,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对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特色突出。我约略知道他也写小说,但没细读过,没想到他写了这么多,这出乎我意料,引我好奇。这次他邀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序,我正好就此研读一番,看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和追求。

  杨的几个大的中篇,我都读了,短篇也读了大部分,自觉基本掌握了他的格调和思路。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贴近生存,他的人物总是被置于两难的尴尬处境而无法自拔,他于是挖掘其中的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他的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他能咀嚼出生活内里的酸甜苦辣的味,善解人意,所以我每每被打动。读他的小说容易诱发共鸣感,你在生活中遭逢的苦与乐,乃至进退维谷的窘境,会从记忆深处浮起来,形成交流,忍不住发一声长叹。

  《身不由已》便是一篇背景比较弘阔,充满荒诞和幽默,但又极真实,颇有几分辛酸的作品。写的是,在狂热炒股、股票虚涨的年头,主人公,一个博士,高校青年教师胡文生,受家乡的一家民企老板所“托”,为其获得证监会“上市公司”的名额指标而奔走钻营,但他遭人愚弄,受尽奚落,四处碰壁,越陷越深,一败涂地的故事。小说通过胡博士的经历,演示在茫茫现代大都会中,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的尴尬与无奈,颇有几分卡夫卡《城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况味。尤其是,作品揭示了乡土中国社会里“人情”与“面子”的不能承受之重。平时稳重儒雅的胡博士之所以“一切都乱了套”,被弄得团团转,疯狂打电话,垫钱送重礼,轮番请吃,四处拜乞,无奈中甚至印制假名片,当了一回“副总”,全因为老父亲在家乡吹嘘他“名声很大,地位显赫”,而他隐藏的虚荣心,以及潜在的发财欲,也是暗中动力。着墨无多的社会油子高兴,那一副可憎多变的市侩嘴脸,给人印象深刻,是作者的一个贡献。这个荒诞剧不啻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但谁又能说,它不是随时上演的“常态”呢。

  杨晓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善于透过外在事件,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新旧观念冲突,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介入》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有份量,有深度的作品,也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主要人物郭秀英脱颖而出,小说也从事件为主上升为以人物为中心。小说写一向健壮的郭老汉,突患肝癌,急坏了“孝女”郭秀英,她干练,操劳,身为长女,勇挑重担,抢救父亲。她认定,必须掩盖病情,不然病人会被吓死,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才是对父亲的爱。为此她煞费苦心,身心交瘁,把肝癌淡化、改写成肝囊肿。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隐瞒。也曾有明智的声音出现,那是身在美国的妹妹秀梅,要求给父亲以知情权,认为人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抑或疾病,都有权知情并选择,知情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却遭到秀英的压制,仍是以爱的名义。隐瞒真相是很难的,编造假病历就更难,秀英居然都做到了。当然是以钱铺路。

  “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所有的人既未介入,又都介入了,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无论把“信封”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还是“热情”的女财务科长,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当然,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但他死得不明不白。他未能“介入”、“配合”他自己的治疗,在忐忑不安,将信将疑,惊惧交加中,受尽了罪,度完了残生。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这不是孝女因其“孝”而制造的悲剧吗,这不是一个“爱”的悲剧吗,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小说对孝女郭秀英的刻画有相当深度:她既怀抱仁爱,在家中又不无跋扈,专制,她每天不但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身心俱疲,而且要把自己导演的戏维持下去,只能强颜欢笑,把沉重藏起来。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和广大城乡,人口与资源呈反差,于是在看病,上学,住房,求职等等问题上,不但一个车位难求,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使拉关系,送红包成风,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他总能捕捉到时代,家庭,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将之带入小说中来,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红包》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医德高尚的宋大夫,与《介入》中那位“异化“了的、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却很难。但小说写得真实可信。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峰回路转,惊愕,反常,突转,以曲尽人生的无常,多变,人情世态的炎凉,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吸引力。以《天尽头》而论,构思奇特,折转的难度很大,他偏能开出别一片天地。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如五雷轰顶,轰倒了夫妻俩,每天以泪洗面,但事情似也可划上句号,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写成了一个大中篇,这是本领。夫妻俩最后选择双双自杀,也许是生活中有过的实情,但显然过头了,且不尽合情,他们并不老,何至于此?这与作者选择封闭式的写作有关。

  作为一手写报告文学,一手写小说的双栖型作者,要让两者文风截然不同,是很难的。杨晓升的小说固然好看,但与他的报告文学放到一起,视角上的共同性便很明显。若以小说艺术来要求,我们也许会觉得,他写得有点直露,直白,意义外显,不太擅长与读者捉谜藏,不够含蓄。我们还会觉得,他过份依赖事件,总是从事件中引发矛盾,人物相对偏弱,被动地服务于故事过程及其意义。在语言上,我们或会觉得,生活化,个性化,陌生化还不够,看不到太多尖新的,俏皮的、鲜活的表述,用成语多。他习惯于用评述性话语代替小说化的状绘。总之,机位太正,变化较少,以理入文,切入点和视角较为单一,还不够泼辣,不够狂放,不够幽默,个性不够突出。叙述调子的变化也不多。这可能是我对杨晓升小说的不满足。但未免有些苛求,即使很成熟的小说家有时也难做到。

  放下我对小说性的偏执,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贴近老百姓生存的,酸甜苦辣齐备,令人感动的小说集。

  20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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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0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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