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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刘震云: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他们走的是笨路

2017-09-01 08:29 来源:腾讯文化 阅读

8月27日,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迎来最后一天。获邀担任本届图博会阅读推广形象大使的著名作家刘震云,26日通过大使会客厅、带你逛书展和文学沙龙连续三场活动,分享了自己对于阅读、写作的精彩观点,腾讯新闻、腾讯文化独家全程直播。本文为当天上午“BIBF阅读推广形象大使会客厅——刘震云和他的朋友们”的全文实录,经长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刘震云语录:

1、这个老太太就说,我从小也没有娘,但我总把“娘你在哪”写在心里,从来没想到要把字写在天空里去。就算写在天上,如果是现实生活中,它也就能停留1秒钟。但你在书里写这两行字在天上停留了五分钟,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力量?我说,太太你懂文学。

2、我的作品确实改编影视的比较多,但是改编我作品的导演非常少。其实我的作品不适合改编电影。

3、如果他都能用幽默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死,那这个民族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能够痛切到什么地步?你用严峻来对付严峻时,严峻会变成一块铁;你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4、电影像一头豹子,不断地在往前奔腾;小说像大象,一个人慢慢走,还愣着头在想。

5、去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奖给了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幽默。一个鸡群的领袖,突然鸭群给了个奖,让这只鸡非常地不可理解。他就会想,鸡群怎么看我,难道我在鸡群里不专业吗?

6、李雪莲想说一句话,全世界有谁知道呢?当全世界的人不听她说话时,我是一头牛,是李雪莲在牛棚里说话的第二头牛,我来听她说话。

7、这个民族需要目光特别长远的人,有远见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8、我不太喜欢三种人:装腔作势的人,装神弄鬼的人,还有以为真理就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哪个职业高人一等。我不就是写个小说吗?

9、我联想到生活中,你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你是聪明人,还总是利用朴实的劳动人民,我只能祝这些聪明人一路走好。我是一个笨人,我是个老实人,我不愿意跟聪明人做朋友,因为我也常常上聪明人的当啊。

写书的根本意义,是我替“李雪莲们”把话说出来了

马东:刘老师是今年BIBF阅读推广的形象大使。为什么他是大使?我们一会聊。他之前跟我打电话说:上阵亲兄弟。我就来了。刘老师,你为什么要当北京国际书展阅读形象大使?

刘震云: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六,本来大家应该起得晚一点,但是书和精神把大家召过来了。马老师问我为什么当形象大使,事情很简单。我跟中图的张总(张纪臣)、林总(林丽颖)、芳芳(冯芳芳)等一干人是好朋友。他们说有个体力活你来干一下。我说行。就像请马东老师,林总跟我说:“找一个主持人容易,找一个读过书的、会读书的主持人不容易。你认识马东老师吗?”我就给马东老师打电话。马东老师说:“一个小时内回答你。”我就知道他26号上午肯定有事。但5分钟之后他给我回了个微信,说了四个字:“正好没事”。我就知道他肯定有事,把那事给推了。他有事说没事,是真朋友。希望我不至于忘恩负义。我是写书的,书是我的衣食父母,出来说两句是应该的。刚才跟马老师还在交流,今年是北京国际书展规模最大的,来了90多个国家。书往往是各个民族思想的聚焦,这么多思想聚集到北京,让我当这个火炬手,我愿意举起思想的火炬。其实奥运会时我当过火炬手,当时他们找我当火炬手的时候,我以为他们知道我清早跑步,是我一个人跑到鸟巢,最后我发现火炬手有几十万个,就让我跑了十米。我把这事想严重了。谢谢中图,谢谢马东老师。

马东:谢谢刘老师。我得告诉您今年的形象大使也是有四十几个。您是第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咱们一会儿一个一个来。

刘震云:那我也把这事情想严重了。

马东:这就是跟刘老师对话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时间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绕着绕着就把你装坑里了。刚才刘老师说,他刚从爱丁堡书展回来。是不是跟我们比起来,他们的规模就小很多了?

刘震云:国外的书展,像法兰克福书展、纽约书展,规模稍微大一些,但也没有像北京国际书展规模这么大。爱丁堡就是在一个公园搭了一些棚子。但是因为国外的书展年头比较长,我们的书展年头比较短。国外的书展从专业性来讲,包括对于作者、对于书,包括出版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更成熟、更有经验一些。但是近些年,中图“走出去”会带一些作家,世界各地的书展我跟着中图也走了不少。前不久我们还去了阿布扎比书展。不管是爱丁堡书展也好,纽约书展也好,法兰克福书展也好,阿布扎比书展也好,包括开罗书展也好,还有像首尔书展、东京书展、台北书展,现在我们通过“走出去”,国外的出版社、经纪人也能“走进来”,北京国际书展更成熟一些了。现在这是亚洲最大的书展。那我现在就是亚洲最大书展的形象大使。

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包括汉语书,目前在世界上能看出来还处于弱势地位。真正强势的还是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欧洲、北美的。他们在世界上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多,并不一定说的人数多。我也参加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书展。一开始你会发现有趣的是,基本上下边坐的中国人多一些,包括留学生、华侨,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当地人越来越多。比如在爱丁堡书展,当时的场地比这个还大一些,大概有四五百人,也有好多站着的,基本上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读过你的书的人。这个时候,交流会更深入一些。因为一开始所有的欧洲人、北美人,对中国的认识都是非常非常表面的,可能会从政治的层面、从社会的层面,但随着中国作家的书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种语种,他们知道原来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情感是什么样子,内心是什么样子,包括怎么思考的。这次在爱丁堡书展交流时,因为爱丁堡在苏格兰嘛,有个英国朋友刚看过《我不是潘金莲》,他说他对中国人的认识通过看《我不是潘金莲》发生了特别根本的变化。原来中国人对世界的思考并不是像我们英国人想的,好像都板着脸,都不说话。他可能表面不说话,但内心对世界的思考那么的痛切、那么的深入、那么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原来他们还那么幽默。包括他说里边的主人公李雪莲,其实特别简单,她就想说一句话:我不是坏女人,我不是潘金莲。但是所有人都不听。当所有人都不听的时候,她开始对一头牛说:你说一说我到底是不是潘金莲,我的状到底是告还是不告。他说,你是听“潘金莲”说话的第二个人,你是第二头牛。所以通过书展跟读者的交流,不同民族的读者的交流,我的收获也特别大。我突然知道作者是什么:作者是第二头牛,不断地听作品里那些人说话。因为我作品里写的都是被世界忽略的人,包括《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温故一九四二》里被饿死的300万灾民、《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说话,确实没有面积、也没有体积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作者,写书的根本意义是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了。我听他们怎么说,我和他们交流。过去有个词叫“对牛弹琴”,就是作品里的人物对着我说他们的心里话:子非牛,安知牛不乐。这是参加书展、到各个书展,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刘震云

著名作家刘震云,BIBF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供图

马东:当面和读者尤其是和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交流,他们会表达不同的感触,但他们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让您有印象呢?

刘震云: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和中国读者不是特别一样。他是从他的文化思考、生活习惯的思考,但基本上我能看出来,凡是中国读者笑的时候,确实外国读者也在笑;中国读者沉思的时候,他们也在沉思。

像《手机》出英文版的时候,我去纽约交流。国外的交流和中国的交流不是特别一样。中国的作者出一本书,基本是对媒体在说话,但国外出版社会让你直接和读者说话。比如到图书馆、大学、社区、包括中学、书店。在纽约交流的时候,一个老太太说,我看了《手机》,我特别喜欢手机的第一段。一个是严守一,还有一个是王小柱。六岁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好的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的缺失。严守一从小没有娘,王小柱有一个娘,但他娘傻了。所以两个人特别爱在晚上用矿灯(王小柱的父亲是矿上挖煤的矿工,给了他一个矿灯)往天上写字,一个写:“娘,你在哪”,还有一个写“娘,你不傻”。这个老太太就说,我从小也没有娘,但我总把“娘你在哪”写在心里,从来没想到要把字写在天空里去。就算写在天上,如果是现实生活中,它也就能停留1秒钟。但你在书里写这两行字在天上停留了五分钟,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力量?我说太太你懂文学。她说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我看完这本书以后特别想去中国,我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要看一看中国的天空。我说太太,欢迎你到中国来,但最好是趁着G20时来,天空是能写字的。

我两个月前,出意大利文的《一句顶一万句》,去米兰交流。因为《一句顶一万句》里写了一个意大利的牧师,中国名字叫老詹。老詹来中国40年,在我们河南,就发展了8个徒弟,但他还锲而不舍地每天骑着村头的自行车,飞利浦的自行车,挨村挨户,走街串巷去传教。他在黄河边看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他说:你信主吧。杀猪匠就说:那我信主有什么好处?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嘛。老詹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我不信我也不知道啊。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老詹想了半天:你说得也对。所以他就把整个传不出去的教,通过写信告诉了意大利米兰的侄子。那个时候他的侄子才六岁,他的侄子是通过看老詹在东方传不出去的教的心得,知道了教是什么,天主教是什么。他觉得老詹一定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他的教堂一定像米兰大教堂那样庄严和辉煌,肯定他的教徒起码有2亿到3亿。他觉得老詹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一个意大利的读者读完这段后就和我交流,他说:你知道老詹的侄子现在在哪吗?这是我写作的时候没想到的。他说他现在一定是米兰大教堂的主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震惊。因为我去的前一天,教皇保罗到米兰去调研视察,万人空巷。我突然觉得我的作品里没有到达的地方,不同民族的读者,他让这个人物到达了。我接着在写作的时候会受这样的启发,包括人物更深处的推动。

《温故一九四二》出法文版的时候,我去巴黎交流。巴黎的一个知识分子站起来跟我交流《温故一九四二》。因为1942年我们河南饿死过300万人,比饿死300万人更严峻的问题是,当时的政府不管你的死活。但日本的军队占领河南之后,开始给这些灾民发放粮食。但这个粮食不是白吃的,你如果吃了这个粮食,你必须在日本军队之前去消灭中国的军队。那这个粮食你是吃还是不吃?法国的朋友说这个问题比饿死他,对一个灾民来讲更严峻。他说我们法国有个作家叫萨特,萨特曾经也写过一篇这样的作品,《德军占领下的巴黎》。他说德军没占领巴黎之前巴黎的社会秩序特别不好,因为德军一占领开始实行宵禁,法国男人不懂礼貌,公交车上不知道给法国的女士让座位。但现在一个法国妇女上了公交车,一个德军士兵突然站起来给她敬了个礼:“Madam, sit down please.”这个法国的妇女是该坐还是不该坐,比德军占领巴黎提出的问题更严峻。因为我的书是法国的伽里马出版社出的,第二天他们给我换了个住处。一开始在一个比较好的五星级酒店,第二天搬到了一个小巷子里,一个特别老旧的旅馆,一上楼梯,楼梯都吱吱嘎嘎在响,房间也很小。我就问伽里马出版社的朋友,我到巴黎犯什么错误了,给我把大的酒店换一个小的旅馆?他说不是,这个旅馆萨特住过、海明威住过、加缪住过。萨特跟波伏娃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旅馆谈的恋爱。同等量级的作家应该住在同一个旅馆里。我住了一晚,我说我住、海明威住、加缪住可以,但是萨特和波伏娃谈恋爱不太合适,因为房间太不隔音了。外国的读者他看了作品提出问题的角度和中国读者不一样。不同的角度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滋养。

马东:刘老师的作品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我相信这些读者也会给刘老师不同的反馈,去丰富他继续写作的营养来源。

刘震云:马老师,你跟他们交流的话,首先是你的书到达了那个地方,你的书到达那个地方,等于你作品里的人物首先到达了米兰、纽约、巴黎。他们首先认识了《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我叫刘跃进》里的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里的300万灾民,认识了《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通过这些人物他在跟你交流,你等于随着这些人物到达了一个熟悉的地方。这个时候交流和泛泛的交流不一样,可能特别深入,这个深入主要是因为作品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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