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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宋炜的下南道

2016-09-29 09:0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敬文东 阅读

敬文东:宋炜的下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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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恕某眼拙,实在没瞅见哪位诗歌大仙有如宋炜一般,认故乡为诗意的源头,为诗歌写作的根据地或大本营,并且态度坚决、固执,三十多年如一日而痴心不改,无论是在他做失败书商的晦暗年头,还是在他混迹于众多粉子、流连于美酒佳肴的岁月,抑或在他酒后失德,被人用酒瓶打破脑袋的时刻。据秦晓宇的《七零诗话》记载,一次例行性喝高后,宋炜很快进入了疑似诗歌写作的状态,遂跟哥们的女友说:“夹着你的×一跳一跳地滚吧。”晓宇接下来压着性子沉静地写道:“那哥们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只用他的脑袋砸碎了一个酒瓶。”是不是在这种看似落拓不羁,实则内心无比荒芜的时刻,才更需要故乡,尤其是故乡的味道,作为压阵的根据地和靠山?沐川县,巴山蜀水腹心地带一个弹丸小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方,却是宋炜心心念念的老家:“他视整个沐川县为他的福田。”(宋炜:《山中访解结寺住持王和尚不遇》)在2003年写给亡父的又一个诗篇里,宋炜对安守于墓穴的父亲如是感叹:

  现在你躲了起来 ,你有使一座大坟隐身的能力?
  不,是我才拥有使你的坟墓搬迁的能力:我一直
  想像迁都一样,把你搬到离我更近的地方,但哪儿
  又比沐川离我更近呢?
  (宋炜:《上坟》)

  和当今中国每个人的老家大致相若,沐川县也在不甘人后地节节败退、沦陷、坍塌,甚至迅速晋身至高位瘫痪的状态,看不出任何可逆性,就像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但沐川的山山水水,沐川的自然风物,沐川朴素的美食比如敞猪儿、甩菜、脆臊面、鱼腥草和牛皮菜,以及“一齐忍住了禽流感”的土鸡(宋炜《还乡记》其三),“还有出没在竹木间的围子(他们说其实就是传播病毒的果子狸)”(宋炜:《上坟》)……三十余年来,一直心悦诚服、专心致志地出任宋炜的诗歌坐标,充当他诗中的乡土元素,如此宜人、爽口,如此气定神闲。而宋炜给沐川的县治所在地杜撰的著名街道——下南道——活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活像靖节先生的桃花源,被他从青葱、粉嫩的1988年,一路歌吟到满是雾霾的2015年,至今尚难看出歇息、停摆的迹象。2015年的下南道老而弥坚,历久弥新,更像窖藏的老酒,散发出比1988年还要浓烈的味道。下面引述的诗行,即取自宋炜的长诗《沐川县纪事:下南道的农事书或人物志》,定稿于2015年10月14日:

  站在灰云下更灰的屋顶,
  手扶避雷针,他鸟瞰多雨的沐川县:
  糖果厂多么甜,豆瓣厂多么咸,
  米仓多么香,仓鼠多么肥,
  木桩间的阴影多么寂静,
  电线上的鸟多么黑,
  自行车多么远。

  年长宋炜近十岁的柏桦,是与宋炜差不多同时出道的四川诗人。在潮湿的重庆,在更加潮湿的成都,他们多有往还,并彼此欣赏。据柏桦观察,宋炜和胞兄宋渠(两人曾在1980年代一度合作写诗,并共同署名发表作品),在1980年代,在人人都生怕被指认为“落后”的诗歌年月,在诗歌浪潮风起云涌的巴蜀大地,其诗风却出人意料地趋于保守,诗歌观念看上去也貌似古旧、过时,倾心于中国的古典传统,尤其是古典传统中葱郁的农事,满是泥腥味的农耕经验。同为四川诗人的赵野与宋炜同庚,私交甚好;多年后,在谈及自己的写作经历时,赵野更愿意如是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这话恰可一字不易、原封不动地加诸于宋炜之身。仍据柏桦回忆,最早将中国诗歌命名为“汉诗”者,大概首推蜀人石光华、宋炜和万夏,时在1986年,地在成都。那一年,宋炜22岁,万夏24岁,石光华28岁。他们如此命名的勇气和自信,预示着全不同于以往的诗歌样态即将出现;而彼情彼景,还有彼时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郎当就当上军团长的林副统帅。1980年代的成都荷尔蒙分泌过剩,肾上腺激素也涨势喜人,飞临成都的客机暂时听不到麻将声,“麻都”尚在成长之中,远未成型,但能听见诗歌在嚎叫,在咆哮,在呻吟——作为1980年代诗歌首都的成都既农耕,又现代。宋炜们打着火把四处找钱,也找半推半就和犹抱琵琶间,愿意接受非法出版物的印刷厂。如此这般几经“骚搞”,他们在那种普遍贫穷、粗糙、长粉刺和没有闲钱的年头,居然编辑出版了一本堪称豪华的铅印民间刊物——《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柏桦对此有过简单地追忆:“汉诗”的背景“为‘气’(语言之气)或天人合一(语言和谐),而今天这种‘气’或‘天人合一’被称之为诗应来之于汉语、焕发于汉语、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所有当代的汉语诗歌的实验都应在这个‘整体原则’下展开。汉诗的方向或‘整体’诗歌方向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方向,它的视野包括从古代生活一直到当代生活,唯一的限定是一切大胆的尝试只在‘汉族文化和场景’这一特定范围内进行。”不用说,这在见“西”思齐之风尚呈高烧态势的1980年代,在西化行情不断看涨并且看上去没有尽头的年月,无异于一声小小的惊雷,让其同道目瞪口呆;而诗歌邻居们(或称诗歌竞争对手们)的诧异表情,也许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决心,激发了他们追随着地理因素而来的诗歌斗志。

  新诗(或称“现代汉诗”)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终端产品之一,对应和呼应于它的把兄弟,亦即现代性的另一个终端产品:孤独的个人(或称单子式的个人)。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既是被逼着一步步去完成的,也是匆忙间被飞快地译介着的。八十多年前,梁实秋针对新诗的观点看上去很质朴,也很打眼:自一开始,新诗的资源就是被译介的“外国诗”;其长相,也是被逼着用汉语写就的“外国诗”——虽然它“讲述”的,还真有可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情感故事。至晚自1930年代起,有感于这一诗歌生态的新诗人,比如屡被后世研究者道及的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林庚、戴望舒、施蛰存、朱英诞、吴兴华等,就曾从不同的向度思考过:该怎样将汉语版的“外国诗”,改写成真资格的中国诗;中国人自己的情感故事,该如何配上纯粹、道地的汉语作为衣裳,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似是而非的装饰物,或仅仅将它“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欧阳江河:《汉英之间》)。为此,新诗先辈们在筚路蓝缕之际,也曾将目光盯向中国的抒情传统,试图从长期惨遭小觑的晚唐遗韵中,找到可以用作突围的道路。遗憾的是,这条道途或因太亦步亦趋于传统,或因“西风”过盛无法真正靠近传统,废名等人的尝试虽能予后人以启发,却终归成就有限,汉语写就的“外国诗”局面,看起来还得继续下去——至少,戴望舒对其名作,亦即古色古香的《雨巷》,就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因为它确实太靠近传统了,甚至干脆就是对古典意境的直接挪用。1950年代晚期,毛泽东于不屑间,为他眼中疾病重重、很不成功的新诗特意指明了出路:古典加民歌。伟人挥手之际,正是“鳝鱼泥鳅一般齐”(老威语)的豆腐块伪民歌大展风头之时。它们伙同浑身肿胀、冒泡的伪浪漫主义,充斥于纸张粗糙、版式简陋的报章杂志。这些今人万难想象其“颜值”的分行排泄物们,在声嘶力竭复兼口吐白沫中,大倒了人民群众的美学胃口;它们以排山倒海之势,败尽了新诗原本就被认为不算太多的名节,不算太厚实的贞操。宋炜等人建基于“‘整体’的汉语”的“汉诗”观念,恰可谓新诗百年史上第三次回望古典传统,将再一次赋予废名、毛泽东提出的诗歌问题以新的答案,新的向度,甚至新的机会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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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检索宋炜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诗篇后,有必要承认:下南道乃沐川县的“地标”,尽管它是被虚构出来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曾有言:即使“一个词语可能只在整部作品里出现一次,但籍助于一定数量的转换,可以确定其为具有结构功能的事实,它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多亏了巴尔特的睿智、神勇与慷慨,下南道才有机会自我加冕、主动登基,将自己置诸于沐川县形象代言人的位置,将自己的气味扩散至宋炜的几乎所有诗篇,像阴魂。在宋炜看得见它的地方,他的身体和它在一起;在宋炜看不见它的地方,他的心跟它在一起:在宋炜几乎所有的诗篇中,下南道的精神无处不在,影子无处不在。它是沐川从众多事物中保举出来的代表,却不屑于参加各式各样的“代表大会”——它只倾向于保证宋炜代表他自己;沐川县的山山水水、自然风物,以及土鸡、围子、素朴的美食等,莫不团结在它周围,以它为核心,唯它之马首是瞻。这条不见首尾的街上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将成为——事实上已经成为——宋炜的诗意之源,尤其是在他的脑袋碰碎啤酒瓶的内心荒芜之时。而宋炜之所以虚构下南道,并以古意十足的“道”来命名(想想著名的“大唐十道”),考诸宋炜一贯的诗学命意,也许就是要在想象中,赋予沐川(尤其是县治所在地)以成色浓重的传统性(或古典性)。正因为历尽劫波之后(想想声势浩大的“破四旧”),沐川古意不存,传“统”四散为不成体“统”的鬼魂,才诱使偏好古意、钟情于古代的宋炜大起虚构之念,立誓要把诸如光明北街、一环路三段、人民南路、人民公社路、反帝路之类的地名,统统恢复为原初之“道”,就像是重新由“器”归“道”、自“今”返“古”一般。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女士的看法很机敏:“只要说出,事情就发生。把一个人打入地狱是如此容易,所以如此诱人,只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音节,就大功告成。”将那些不着调的地名,将那些自以为对称于现代性兀自洋洋得意的名字“打入地狱”,也只需仰赖“下南道”这几个反对铺张浪费的音节。

  时至今日,中国的诗歌界都很少有人知道,与宋炜同庚的海子对宋炜评价甚高。众所周知,海子生前佩服的另一个在世的中国诗人,是寄居青海的湖南人昌耀——他在海子自杀十一年后,自杀于西宁的一家医院。或许,昌耀吸引海子的,是他笔下粗粝、刚猛的西域风情,那跟海子的大诗观念,跟海子的古典浪漫主义情怀相契合——青藏高原无疑是离太阳更近的地方,投合了海子对神和鹰的想象与渴望;而宋炜吸引海子的,很可能是他独处蜀地莫名而来的“古典诗风”——亦即“汉诗”——中的农耕元素,激发了海子对土地、麦子和丰收的荒凉性想象,甚至绝望式想象。海子在火热、简陋的1980年代,专门从北京昌平到蜀地沐川拜访过宋氏兄弟,并在那里小住了不短的一些日子,探讨诗艺、农事,并兼打坐,或许还亲炙过围子(即果子狸)与沐川土鸡的美味。让人感慨的是,在诗歌圈人人争说海子的时候,宋炜至今没在任何场合说起过海子,也未曾跟任何人提到自己跟海子的关系,就像他至今拒绝出版找上门来给他出版诗集的机会,甚至拒绝发表诗歌作品(偶尔发表乃朋友们“逼迫”所致)。但很容易看出来:宋炜和海子对农耕之于诗歌的意义,或对诗歌之于农耕的作用,看法很不相同:海子的农耕是神性的,非中国的,宋炜的农耕是世俗的,是地地道道中国的——这些好像是不相干的题外话,不妨打住。

  宋炜,还有其胞兄宋渠,最初是在沐川的“红房子”里虚构下南道的——而“红房子”是否就象征性地位于这条街道呢?这个看似不经意实则刻意的虚构,带来的真实命意也许是:下南道乃“汉诗”在词语维度上的物化形式;或者:下南道乃“汉诗”在背靠“整体的汉语”而酿造诗意时,需要仰赖的那方空间。此中情形很可能意味着:如果新诗仍然长得更像是用汉语写就的“外国诗”,那也不过是因为新诗甫一诞生,就在有意无意间,失去了可以和诗意中国接头、聚首的那间茶室,却代之以充满苦腥味、焦炭味的咖啡馆;汉语由此沦为西方意念的奢侈性装饰物,而非必备、必须的取暖之衣物,就是很容易想见的结局。但有些时候,改变局势的方法却显得极为平易,甚至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只因为那方法的小身板恍若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轻描淡写之言:一个新神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名称而已。宋炜(还有宋渠)仅仅用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道”字,就轻松、撇脱地扳回了局面,为现代中国人用汉语写作“中国诗”提供了前提:

  这是天阴的日子,我舀出
  昨天接下的雨水,默坐火边,温酒
  或苦心煎熬一付中药。
  不一会天色转暗,风打窗布,
  这一刻那个有心看我的人
  该来掀开我家门帘,
  同我随便打一局无心的字牌。
  (宋渠、宋炜:《家语·候客》,1987年)

  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与1930年代废名们的作品比起来(更不用说伪民歌),上引片段更有资格被称作“汉语中国诗”——一个面相过于古怪,但鉴于情势严重,又不得不在此特意制造出来的词语“拉郎配”。这些诗句流畅、光滑、透明,毫无凝滞之态,与平缓、从容的呼吸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千万不要由此以为混迹于下南道的日子,总是这种散发着药香味和酒香味的旧日子,洗也洗不掉;更不要以为滋生于下南道的故事呈现出来的样态,就是如此这般的仿古生活,撕都撕不开:这种二手的古人臆想或念想中的古代生活,无疑也是二手的。假如只有这些东西,宋氏兄弟不过是在西化之风高涨的1980年代,用现代汉语抒写——或“疏泄”——古代的小情绪,有如戴望舒制作《雨巷》,海峡对岸的余光中沉湎于唐朝的牡丹,或宋代的莲花;宋氏兄弟的所成所获,不过是些纯粹的诗歌赝品,一些假古董,一些来自古代的杂碎。

  事实上,下南道最初在“红房子”中被虚构、被组装时,就被预先赋予了如许特质:既古又新、既农耕又现代。古代是回不去的,但也不值得回去:它更适合回忆。宋炜,一个不满意现代的现代中国人,受个人心性的神秘栽培,试着借道于古意,或以古意为药,治疗既蛮霸又千疮百孔的现代性,以便自己免于孤独,让自己独自静听心跳,并与心跳结为盟友。但这个沦陷于和窒息于现代性的人心中有数:现代性就在身边,就在隔壁;咖啡馆并没有因为臆想中的茶室,就倾向于自身的不存在——果若如此,也未免太搞笑了。而下南道正是有感于现代性,但更应该说成受折磨于现代性,才被刻意发明出来;古意也乐意建基于如此这般的现代性。宋炜对此“门儿清”:归根到底,下南道,还有寄存其身的古意,原本就是为了创制和古典诗意接头的“汉诗”,亦即柏桦所畅言的“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旧日子与仿古生活只能存乎于纸面和现代性之上;或者:现代性正好是仿古生活、旧日子和纸张之间的那个夹层。夹层虽然不容易被粗心的读者所目击,但它真实地存在着,也在真实地起着支撑作用。因此,当这个人(比如宋炜)看起来身披旧日子、手挽仿古生活时,现代性正满脸冷笑或狞笑,不经商量,就将他的旧日子和仿古生活直接定义为“二手的”。在此,有下南道压阵,“二手”的意思不再是低级的模仿;它既不意味着赝品和间接性,也没有贬义——假如不说含有过多褒义的话。它表征的,是某种不由分说的混杂性,是追随“经济实惠的音节”而来的那种高度的混杂性,其速度快若闪电,又岂止是古汉语所谓的动若脱兔。

  在下南道,虽然——

  我只是想起别的一些朝代和别的一些疆域,
  也依旧从某些家族争斗的胜者中请出君主,坐位,立宪,
  把一张巨大的方桌换成了圆形。世界如此这般。
  (宋渠、宋炜:《下南道:一次闲居的诗纪》,1988年)

  但也同样是在下南道——

  如此短暂的时光里我已与他们打成一片,每每看见
  这些被酒肆生活所充实的人民形同好汉,
  在白天星辰的风向下一日更换三种不同的服装,
  打赌和斗鸡,或者出入于手工作坊,在其中
  制定粮则的公正分配,以及更换户口和迷信。
  市场街上肉类大同小异,陶器一律趋于精致,人民无疑
  在前进。
  (宋渠、宋炜:《下南道:一次闲居的诗纪》,1988年)

  “别的一些朝代和别的一些疆域”,还有“君主”、“坐位”、“立宪”、“手工作坊”……它们搅合、搅拌在一起,正好与“粮则的公正分配,以及更换户口和迷信”相杂陈,呈现出“二手”所表征的那种色泽鲜明的混杂性。农耕时代的词语(比如朝代、疆域、君主、酒肆)和表征现代性的词语(比如立宪、粮则、户口)心有灵犀,在举案齐眉的状态下比翼双飞,共同推动情感故事朝深处和更深处发展,活像过了油的蛋炒饭那般油、饭、蛋相互渗透,古意中透出现代,现代裹挟着古意,令人既陌生又熟悉。在这里,“经济实惠的音节”带来的,首先是被农耕经验深度浸淫过的语汇,连句式都带有农事特有的泥土味,就像宋炜在《避世书》(2007年)中所说:“现在,我的微笑是带有歉意的”。“世界如此这般”、“如此短暂的时光里”、“酒肆”、“陶器”……如此句式伸起的懒腰、打起的哈欠,如此语汇抱起双拳在作揖,让人感到农耕是多么稠密,农事又该有多么内敛,多么奔放,以至于如此体态的“汉诗”,如此面相的“汉语中国诗”——它“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能够直接连通自“诗经”以来滋生于农耕的那股子体味;而“汉诗”(或“汉语中国诗”)的阅读者,能迅速嗅到这些久违了却熟悉,曾经熟悉却久违了的味道——那正是乡愁的味道。汉语写就的“中国诗”,就这样露出了它顶级“颜值”的面容。

  当此紧要关头,千万不要忘记坐拥“隔壁老王”表情和心胸的现代性,它并不因“道”随身携带的古意,就自动放弃反扑的习性与本能——反扑是它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权力。就在宋炜忙于用农事与农耕经验浸泡“汉诗”的句式和语汇时,现代性也在迫使宋炜同时使用“人民南路”、“光明北街”或“一环路三段”浸染过的语汇和句式。正、方两股力量相互较劲、赌气、掐架,构成了程度极强的张力,暗自集中于、潜伏于宋炜的诗作,趁机化作了诗作内部的张力,并以此为桥梁,成就了下南道自身的混杂性。令人好生奇怪的是,下南道和诗作一同成长,却又先于诗作本身而存在,像一个扮着鬼脸的先验性,连此道高手如康德者,也对它无计可施:他实在没有能力掐住它的脖子。这就是“经济实惠的音节”拥有的奇特能力:它生出孩子,却任命孩子出任母亲的角色;或者:它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极富生育能力的小妈。正是这一看似乱伦的情形,才使宋炜没能如戴望舒那般,写出《雨巷》一类以现代汉语为装饰的旧诗词;也没能如何其芳那般,“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何其芳语),却写出了古意盎然而没多少现代色彩的《休洗红》;也未能如大多数新诗诗人那般,写出一首接一首的汉语“外国诗”。恭喜下南道,但尤其要贺喜下南道中的“道”字,正是这个小妈(更应给说成小妈的精华部分),才使宋炜既未亦步亦趋于传统,也未因1980年代高涨的西化势头丧失对传统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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