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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若隐若现的词语(散文)

2016-04-15 09: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献平 阅读

白杨树和爬山虎

  爬山虎,那时候还青,蛇一样的藤蔓从楼底爬到了楼顶,众多的叶子掩住了墙壁。旁边的一棵树死了,白杨树,不过三年生长期,距离爬山虎三米的距离。杨树死了,很快就被砍掉,换上了另外的树种。没过三个月,爬山虎的叶子就在秋风中变红了,血一样的红,在持续的风中,一点点抖动。再有一段时间,杨树的叶子还没完全落完,爬山虎就只剩下了褐红色的藤蔓,依旧在墙壁上,纹丝不动。

  落下的树叶很快被人收敛了,点起大火,尚还湿润的叶子不肯燃烧,白色的烟雾一团一团,向着高空扩散。这时候,我到这个单位正好109天。好多事情都是在杨树和爬山虎的目击当中,打开和收拢的。其中,在八月,我和另外一个部门的领导,因为一场误会吵架,言辞激烈,脸红脖子粗,其时,爬山虎一直在窗外看着,叶片上布满阳光,在风中摇晃的身子像个偷窥的小姑娘。

  我觉得很美,吵架也充满激情和乐趣——觉得愉快,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在新单位,第一次和另外一个人吵架,愤怒和反抗,多么年轻的事情。当时,我们的声音在办公楼的楼道里爆响,他们都听见了,还有窗外直直向上的白杨树梢。但是没人吭声,唯一一个接入劝说的人,因为偏向他人,而让我训得张口结舌。

  而那一颗白杨树真的死了,我难过了好些天,直到他们用一棵槐树替代了它的位置之后,我还在想,一棵树死了,躯干被斧头砍掉,身体变成灰烬,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平静啊!虽然它还有很多的同类,从大门开始两侧,沿着不大的小镇绕了一个大圈儿,少说也有5000棵。但谁可以真的替代这一棵杨树呢?它就是它,它活着,是它,死了,也还是它。

  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心疼了一下,由此及彼想到人,想到自己。在这个新单位,我走来走去,坐下,站起,在杨树之间,在水泥和钢筋的建筑中,、活着、愉悦、工作、哭泣、醉倒和忧郁。从办公楼往宿舍,往饭堂,往厕所,往外面,都要经过杨树,它们站在那里,让我和他们走来走去,在树荫下面躲避阳光,在干枯的枝条中想起宿命。脚踩落叶,松脆的声音几乎传到了骨头里面。

  通常的情况是,我周一来到,进办公室,处理紧要的事情。对门是领导,隔壁是另一个部门,我走进去,再走出来。没事时,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天的报纸瞬间看完,放置一边,看窗外的白杨树梢,看缝隙之间的戈壁,看黄色的沙漠和远处天空悬挂的苍茫。接听电话,收发文件,和他们说话。茶叶慢慢失却味道,沉在杯底。

  很多时候喝酒,在单位小饭馆里,几个人一起,信口开河,喝得多了,蹲在路边,抱着杨树,悲伤或者笑。它们不动,看着我离开,一个人走回宿舍,沉沉睡去。春天了,他们买回树苗,我格外积极,扛着铁锨,挖开干燥的土,把它们放进去,浇水。热烈的阳光让我汗流浃背,不断飞起的尘土落在身体上,和汗水一起,成为泥垢。但我仍然很快乐。

他们

  1)李。他是我在这个单位的第一个上司,同乡。两个人很好,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也不像下级,两个人,办公时严肃,业余时间嘻嘻哈哈。有一次吵架过后,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中午,还没有说话。一个下午过去,傍晚了,夕阳还没有落下,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他从西边走来,我从东边行去。距离近了,我不想开口,他开口了,我忙着答应,没过十步,两个人就又走到一块儿了。李有个不好的喜好:钱包里的大钞,小钞,毛币和钢蹦儿泾渭分明。有人说,这样的人成不了大器,我想也是的,对李说。李说,钱不能含糊,我说,钱是可以含糊的。2)高,高高的个子,喜欢蹭些吃喝和东西。他夫人看管得紧,除了一周的伙食费,身上不超过20块。隔一天,高就来了,在我宿舍,翻来翻去,见到酒,不由分说,打开就喝,还要我搞些菜来,还要荤菜,我不要,高就说,小子小气,我说你不小气你去要几个菜来。高说,要就要!没过几天,饭馆老板找我收帐。我诧异,打开帐单一看,果真是我名字,但字迹却是老高的。3)汤,湖北人,矮矮的个子。夏天傍晚,总是找我,买了酒,到外面的戈壁滩上,就着夏天的夕阳,黑夜的月光和星空,说一些认真和不认真的事情。汤说到了自己的爱情:大学时候,和一个女同学爱,结婚,两地分居。酒后,和另一个女孩子情不自禁,爱上,怀孕。和女同学离婚,再和这个女孩子结婚,生养了孩子。冬天了,汤叫人煮了鸡肉,拿了白菜,在宿舍,要我来。我去了,又是酒菜,说各自的隐秘事情,单位的种种现象。4)阎,也是同乡,开始不熟,后来也不熟。他夫人在开了一家饭馆,我请吃饭,就在那里,一次欠帐,没几天,他夫人对我夫人说:有几次吃饭,我和他们饭店的服务员不但眉来眼去,还拉拉扯扯。我气急,找她询问,她否认,我要她当场澄清并道歉,她不。后来听说,他夫人就是那样子,喜欢说闲话。我付钱,没去送,要阎到我这里来取,本想借此机会说说此事,谁知,阎推门进来,第一句话是,钱呢?我叹了一口气,把钱放在桌上,看着他干瘦的手掌飞快抓走,转身离开。5)阳,是个好人,就是嘴碎,像个婆娘。前一年在另一个单位任职,现在是我的上司。一天给我打二十次以上的电话,一件事可以说五次,一件事交待不到五分钟,就又来一件事。我生气,冲他发火,他也放大嗓门,说,你不干谁干,谁能干?我不吭声,挂断电话。他夫人1978年生,就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唧唧喳喳,特别能喝啤酒,有次叫我吃饭,我喝醉了,她还没醉。6)张。前一年夏天,我跟着领导去他们单位,他带我去看他负责的工作和厂房,后来谈到工作,家庭和个人想法,他很实在,说了好多话,都是不可以公布出来的,不乏真知灼见。我高兴,也从此高看了他。每年球赛,他是主力,投篮很准,踢足球也好。每次见面,都很客气,说话很多,但都属于个人性质。而不久,却传来他在老家死于心急梗塞的消息。我怔住了,好久没回过神来。

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宿舍。第十二棵柳树彻底干枯的时候,我在那栋楼房里已经住了三年,第一年在大门左边倒数第三个房间,没多久,又搬到大门右边的第一个房间,第三年又搬到了对面的房间。第一年住的那个房间有些古怪,晚上总是有些声响——都是在午夜以后,咚咚的响声接连不断,我听了好些日子,也不知道那声音到底在哪儿响,为什么响。后来,他们告诉我,很多年前,有一个人在里面上吊死了——我惊怵,没过半个小时,我就搬了出来。第二个房间安静多了,可总是有不少老鼠,中午还活跃异常。我在床上看书,它们在地面缓慢行走,或者跳舞。有几次,我还看到几只白色的小跳鼠,全身白,尾巴细长细长,很可爱。第三年夏天,房间重修,我搬出来了。冬天竣工,我却没有再搬回去,而是转到了对面的房间,这里有阳光,窗外是一小片榆树灌木,很幽静,我喜欢。

  门前的几棵柳树栽了好些年,黄沙越积越多,原先的水渠被水泥替代,夏天的太阳把它们的叶子晒得打卷,变焦。我看不过去,中午饭后端水浇一次,傍晚再浇一次,我想这样它们可以活得久些——第二年春天,它们还是干枯了。枝桠飞舞,在大风中节节断裂。不久,就被人砍掉了。

  第二个地方是小卖部。在办公楼和宿舍之间,两个女孩子看着它,不少人去买东西。有些日子,我负责外来人员管理,看了她们的身份证,做了登记,并发了一个管理规定。她们说:我们在这儿安分守己,看这个没用。说完就扔在一边。我说这是防患于未然,先敲警钟。她们笑笑说,好,收下。又一段日子,我再去看的时候,管理规定早已不知去向。店里货物很贵,高出其他地方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我抗议,好多人抗议,她们说,承包费太贵了,或者说老板订的价格。很多人气恼,但没办法,特别是抽烟的人,贵也要买,也必须在她们店里买——只此一家,别无它店。两个女孩子通常自己生火做饭,用电,通常,还没有正午,她们炒菜的味道就在马路上弥漫开来。

  第三个地方是游泳池。季节性的,在办公楼和宾馆之外,一排杨树之后,中间隔着一片果园。果树栽了多年,但仍旧没有开花结果。田埂上套种了西瓜、甜瓜和西红柿,熟了,谁都可以摘了吃。游泳池在戈壁当中,四周还是杨树,只是稀疏了些,但每一棵都格外滋润,叶子也比远离游泳池的沉重和有光泽。小小的水面上,水波荡漾,风吹之后,涟漪层层荡开。时常有些落叶和草芥在上面漂浮,没过两天,水就显得浑浊了,风从附近戈壁带来尘土,就飘浮在上面。当然,还有人身上的汗垢,在游动中,融解、脱落、混合其中。

忧郁

  在沙漠,用麻袋装沙子,我想,这样徒劳的工作肯定有人会做,但不一定会付诸实施。我所理解的忧郁似乎就是这样的——大片的沙漠,卵石和沙子,再大的风也吹不尽,裸露的金子不是财富,就是忧郁。我是一个在沙漠生存的人,一个人,一片浩瀚的沙漠,这是怎样的一个比例?长时间蜗居,尤其冬天,一天不出门,我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行尸走肉了。

  没事的时候,静默,吸烟,看屏幕上的风景和他们,充斥的影像和声音围困了房间,蛛网和桌面上的灰尘一天天增厚,又不断在水和棉布的擦洗下荡然无存,第二天一早,它们比我起得更早,堆积在窗台上。我想,光洁和污垢之间的过程仅仅是一个有梦无梦的短暂黑夜——我确信的忧郁也是如此这般,悄然而去复又卷土重来,这样一种更迭方式总是可以让我感到些许的痛楚。

  我很安静,也许忧郁的人都是这样的。常常想起一些人,以及旧年的事物和景象,以及那些褪色的,破损的和毫无生机的东西。它们太远了,我只是在端坐或者躺下的时候想起它们,那种感觉似乎隔着一面阔大的纱布去包扎无可接近的伤口。伤口是巨大的,也很多,我怎么样努力都是徒劳的。伸出的手掌还没有走出多远,灰尘就蜂拥而上,将其围困,陈腐的气息通过血液或者骨髓,将内心淹没。

  很多时候读书,惊叹或者平静,赞同或者反对——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反对和赞同而已。一生都不可以谋面的作者多少有些印象,但我绝对不期望有朝一日,乘着马车或者飞机在宾馆、饭店和学术讨论会上遇到,即使有那样的机会,我肯定也不会主动出声。我是一个忧郁的人,忧郁,它在很多地方限制了我,制止甚至非难了我。此外,我还偏执地相信,忧郁的人从来就应当免受责备。

  这是2004年,时光都那么多了,忧郁还在继续。骤然的沮丧像是一种见血封喉的毒药。再向后12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少年,刚刚走出村庄的大孩子,戈壁、沙漠、集体的行动和单独的忧郁,常常的鼻血和莫名的痛楚都像是随时出击的猛兽——那时候,我的忧郁是短暂的,可有可无,除了偶然的生理焦渴和冲撞之外,不会像现在这般忧郁。2004年,是我最为痛苦的一年,辗转的行走和长时间原地走动,内在的风暴和周围的伤痛,梦想的疼和现实的冷,如丝如棉的忧郁如影随形,难得的快乐总是以秒计算。

  这一年,我哭得最多,眼泪是前十二年总和的两倍。身体的伤也与旧年在乡村做农活时成正比。我的叹息,常常就像呼吸,伴随着我也压迫着我。我自己知道,忧郁的另一面就是“没有一个人比我了解和洞察得更多”。是的,忧郁的人总很敏感,很孤傲也很温情。而我个人的“了解”和“洞察”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幽闭性,也暴露着自我咬噬的疼痛感和无助性。某一些深夜、正午或凌晨,在寂静中,有风或者没风,内心总是在重复这么一句话:“忧郁的人为忧郁而生,也必然在忧郁中水一样消溺无踪。”

写作

  骑马的人总是高抬屁股,身子前倾,当然,勒马驻足时可以坐下来。我觉得这个姿势就是写作的姿势。写作:高尚,缥缈,虚无而又真实。在西北,现在很难看到骑马的人了,除了游牧的牧民,骑马的诗意和英雄情结消失殆尽。我是一个热爱骑马的人,曾经想,一个人,骑一匹黑色或者红色马儿,走黄沙,走草原,走雪地,也走泥淖——喜欢被风吹,也喜欢在大雪的暖草中睡眠。

  而想法仅仅是个想法,如今还在心中悬置。它无意中构成的这一遗憾让我有了写作就像骑马的想法。写作,就我个人的文字行为而言,根本谈不上写作,充其量只是一个人拿着一根马鞭骑着板凳佯装铁蹄如箭,气吞山河罢了。我记得从前的诗人都是在峭壁或者歌姬的后背(可能还有胸脯)上写诗的,登楼登山,残阳旭日,凭吊遗迹,欢宴集会——这样的诗才会获得流传。他们醮着大地的血液写作,并且将血还给大地上的某一个具体事物,从而才有了和大地一样结实而丰沛的生命力量。

  而我呢,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沙漠,沿着狭窄的公路,看着黑色的戈壁来回穿梭,最远的路程不过75公里。偶尔的出行也是短暂的,抬脚就可走到。回来了,我坐在房间,夏天的风从敞开的窗子深海鱼群一样灌入,冬天的暖气就在身侧,面对的屏幕上游弋着好多文字和色彩,穿梭其中的人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情侣和朋友,善意和不善意都没有关系。

  穿梭——唉,这个词让我觉得光滑而又疲惫。

  身边的牛奶和咖啡,我总想换成酒,高浓度的白酒(青稞酒最合适),可是一直不敢,我喜欢喝酒,就像喜欢写作一样,只是一个习惯,没有多大的量也没有更深的探究。写吧,我时常催促自己(除了写东西,我基本没有更多的消遣),写吧,写自己的生活,看到的,想到的,碰到自己的,没有碰到的,只要与我关联了,我必然要捕捉。写作,我觉得神圣,又感到沉重,更多的却是自己对自己的沮丧和失望。

  沮丧是不可抵达之后的内心情绪,失望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我的那些文字基本都存在硬盘里,我常常感觉那些东西只是一堆成型的灰烬,一个一个的文字就是将要飘飞的颗粒。艾略特说:“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我觉得他说错了,文字是一个人的,而且很具体,诗人和其诗作关系肯定是最为紧密的。像我的这一些文字,你们看到了,看完了,会在心里想起一些事情,说一句话,这就足够了。

  写作,在深夜,所有的声音都属于自己,键盘,机器的微响,偶尔的人声从楼外街道上沓沓而过。我多安静(内里却是激越和疼痛的),安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安静,我不要太多,只要三个平米。小小的空间,安静里面包裹着一个人,多好的境界啊。我不间断地翻看自己的那些“灰烬”,我想它们是狭窄的,有爱但却是疼痛的,慈悲却又充满了要求,悲悯而饱含了颓废。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它们都是有根的,在远处或者就在身下,在他人也在自己。伍尔芙说:“好的散文是清晰、慈爱和温和的”——我没有做到。我就是想做一个骑马的人,身体前倾、屁股高跷,在风中疾走。

身体

  像一堆美好食物,事实上它在变坏。表面,表象和外衣,这是一些看起来可怕的词语。我的身体在远处,也在近处,沿路的遗留和碎屑,多像一只翅膀上落满灰尘的蝴蝶呀,有毒的蝴蝶,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而身体,主体性的,它是个真理。

  美好的身体,很多年前,在乡村,冰凉的泉水,四周的高山和核桃树、大批的茅草都看到了,当然还有飞鸟和害虫。那时候,它才是真正健康的,美的,除了左脚踝的长长伤疤、头顶的石头痕迹,它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害羞的了。多好的身体呀,白皙、明净、涉世未深,多少年后,我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对自己发出惊奇的叹息。我记得那天的阳光是透明的,蓝天没有一丝遮挡的云彩,就连地面的阴影都萎缩到了极点。

  而现在,我的身体,整个夏天都是黑色的,脸色的黑。直射的阳光在沙漠上聚敛反光,头顶和脚下的,拦腰而来的阳光,它们叫我的皮肤发黑,甚至红肿和脱皮。直到秋后的好长时间,皮肤才恢复到原先的白——其中肯定有所流失和改变的,我知道。黑的,皱褶,伤痕还有自然的松弛,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围上来的,下手那么狠,手法又是如此高妙。

  我有点瘦弱,66公斤,一米七四的个子,这比刚刚到西北时好多了。那些年,我的身体一直在55公斤和48公斤之间徘徊。那个人,现在在相册里,像是陌生者,眼睛在眼眶里深陷,凸出的颧骨似乎隆起的山峰——有一次,面对着它,我流泪了,我确信那就是我,就是我的身体。

  2004年,我身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慢性浅表性胃炎、轻微的胆囊炎、右眼视力减弱、轻微的风湿性关节炎(刮风下雨、天阴和病毒性感冒时都会隐隐作疼);左脚踝的伤疤长5厘米,红色,像蚯蚓,高高隆起。我记得是在老家一个池塘边儿滑到,被一块石头的锋利头角划破的;头顶和左边的脑袋上各有一个石头砸的痕迹,似乎是邻居武生在我十岁那年冷不丁扔到我头上的;后背上有两个大大的黑痣,每次洗澡都摸到它们。母亲迷信说,背上的黑痣是要一辈子负重或者要背黑锅的意思。右手中指中间有一个不怎么明显的疤痕,是做木匠的四表哥的电刨子割的,流了好多血,滴在叫薇的女同学家院子里。

  我想这就是我的身体,一个人,活着的证据,放纵和安静的巢穴。,孟德斯鸠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而身体是不是呢?我也想重复说,在尘世中,也没有哪一个词比身体更为具体和确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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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5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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