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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我读曼德尔施塔姆

2015-01-12 08: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朵渔 阅读

  诗歌中的吁求与呼告(节选)
  ——我读曼德尔施塔姆

  朵渔

  “我冻得直哆嗦——/ 我想缄口无言!/ 但黄金在天空舞蹈,/ 命运我歌唱”(荀红军译)这首诗写于 1912 年,曼德尔施塔姆刚刚 21 岁。他几乎甫一开口,就显示了自己独特的嗓音——尖利的、高亢的、美声的,或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他的歌唱完全旁若无人,因为是一种天上的声音在“命令”他歌唱。天上有什么?有黄金在舞蹈!这黄金是他的希腊,是基督教的上帝。他早期的诗作大多是指向这两个具有黄金质地的主题——一个在远方,一个在高处。因此,接下来他才会说:“去痛苦吧,惊惶的歌手,/去爱吧,去回忆,去哭泣”,面对无限的高处与远方,一个诗人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但作为一个“惊惶的歌手”,曼德尔施塔姆依然是幸福的,因为他尚有一个希腊可供哭泣,他尚有一个上帝可供吁求。

  当一个抒情诗人拥有了自己的吁求对象,他的脆弱也是坚强的,他的哭泣也是幸福的。因为那至高无上者可以拯救你的灵,可以赦免你的罪,可以抚慰你的苦难,收留你的泪水。如果没有一个希腊,我们的回忆至多是苦涩的。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者,想想看,你所有的呼喊都将是人间最绝望的呼嚎,无以蒙恩,无以抚慰,你的呼喊又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上帝的形象,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便具有了承纳一切苦难的基础。苦难,几乎就是俄罗斯人的精神底色。别尔嘉耶夫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陶醉于死亡的启示录般的悲剧境界,“它很少珍视什么,很少持久地眷恋于什么”,它不像欧洲人那样与文化和宗教产生稳固的联系,并受制于传统和习俗。俄罗斯人的灵魂“向所有的远方敞开,它很容易挣脱一切根基,在自发力量的风暴中飞驰而去,到达无限的远方。它迷恋在俄罗斯大地无边的旷野上流浪。形式的缺失,约束的无力,使得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自我保存的本能,他轻易地就毁灭自我,燃烧自我,消失在旷野”。(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这段话用来评述曼德尔施塔姆也大致不差。他就是一位高贵的、多血质的、时刻处于精神亢奋中的毫无遮掩的抒情诗人,他的心灵是无盔甲的,吁求是赤裸裸的,当然才华也是赤裸裸的。这种“高速度的、暴露精神有时甚至暴露秘密”的诗,使他时常陷入一种自杀式的、完全无法自保的危险境地。“像那只鸟一样,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各种石块的目标。”(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如果说在 1930 年代之前,曼德尔施塔姆尚可沉醉于对古希腊的回忆之中,尚可向模糊的上帝吁求,进入沃罗涅日时期后,他的声调一下子变了。紧张、急促、惊悸、随时会尖叫,而赤裸裸的恐怖也成为唯一的主题。

  在苦难中直接书写苦难,主动承担起一个诗人的良知,在很多诗人看来会有一种滑向“非诗”的危险。在这些人眼里,似乎只有“纯诗”才是安全的。这就把“诗”看得太小了,无非是针尖上的那点真理而已。把边界缩小,无疑是最为安全的。但诗的边界很大,如果诗的胃口不够大,诗人的消化能力不够强,诗歌也许早已成为艺术化石了。试图用一首诗去推翻一个政权自是走火入魔之举,但在一个充满危机与苦难的情境中,如果“作为精致的地震仪”的诗人竟毫无反应,那也过于奇怪了。“艺术有社会的牵缠,每一件艺术品实际上都是对社会、公共关系的作为与回应。”(汉斯·昆《艺术与意义问题》)作为宗教学家的汉斯·昆面对意义不断丧失的当代艺术,依然强调以意义来对抗虚无,以“基本的信赖”对抗“基本的不信赖”。“归根到底,艺术品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在于发生、朗现。”他说,“艺术是游戏,但不只是游戏”,应当将艺术的意义问题放在一个总体的语境中来观察,“所谓总体语境,我指的是:艺术与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从纯艺术的或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出发。

  曼德尔施塔姆的例子告诉我们,伟大的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守门人”,它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即便最痛苦的嚎叫,也不会让人觉得刺耳,也没有打破艺术的自律。诗人唯一要记取的,是尼采的警告:当我们看深渊太久,深渊也会深情地回望我们。不要被你强大的对手扼住喉咙,不要被苦难的深渊吞噬掉。有苦难就会有恶,但恶是无法避免的,具有自我意志的人的精神深处,总有一个善与恶的交锋之所,那是上帝与魔鬼相遇的地方。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恶是自由的孩子,恶是人具有内在深度的标志,它和善一样,是与个性、自由和人的自我意志相连的。恶并不可怕,因为与恶相连的还有罪与罚,“在人性的最深处,罚注定等待着人”。由恶所带来的苦难同样不可怕,在基督信仰中,苦难正是一条赎罪之路,人在苦难之中焚烧罪恶,净化和提升自己。无论如何,恶是“自由人的命运”,如果无视恶,不承认人身上善与恶的分裂,就是一种伪善,会将人引向“圣贤”、“人神”、“超人”的歧途,最终导致专制、虚无和毁灭,导致一种更大的恶。这一切的关键是,人需走在通往上帝的路上,走在“神人”的路上,走在真理的路上,由恶所带来的痛苦才会把人引向赎罪。

  在众神隐遁、“上帝死了”而尘世间又苦难遍地、道路以目的时代,曼德尔施塔姆依然紧紧抓住了上帝的衣角。除此之外,他别无可求。一个当代诗人还需要“上帝”的救赎吗?也许无神论者无法理解“上帝”在信仰者心中的位置,当你遇到巨大的困境时,你会发现你没有一个求告的对象,无告的人生才是最大的悲剧。如果没有上帝,就无法解决善与恶的问题,无法解决生与死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永生,没有“不死”,人就不值得活。诗歌最终必然会触及这些终极问题。但不是说要重新回到一种宗教诗学,回到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宗教情调里去,而是,在面对深渊般的苦难,面对挤迫我们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时,诗人必须对世界(世俗的和属灵的世界)抱持一种基本的信赖,建立一种敞开的、具有内在超越性的、面向人类幸福图景的信仰诗学。这不仅仅挽救了人,也挽救了诗。诗与宗教纠缠了千年,诚如汉斯·昆所言,“诗与宗教是同一的,这也是寄希望于一个新的未来的主题——在一个能够产生诗的时代里,伟大的神学和伟大的美学在诗中以示范性的方式重新结合在一起。”(《诗与宗教》)曼德尔施塔姆以他黄金般的诗歌质地,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典范。

  (选自《诗刊》2014年11期上半月刊“视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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